袁明旭 邹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 次 更新时间:2021-01-17 10:25:48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袁明旭   邹荣  

   内容提要:边境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与功能日渐彰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的塑造和强化成为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伴随着边境地区社会文化变迁深刻地改变着边民国家认同的文化生态。文化的异质性、文化生态失衡和文化全球化给新时代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塑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该文认为应加强边境地区精神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国家话语整合与统领,有效抑制边民的弥散性认同,筑牢边民国家认同的根基,拉近边民与国家情感距离成为推动边民国家认同意识再造的重要路径。

   关 键 词: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边疆治理;认同强化;文化治理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思想研究”(18BZZ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西南地区边境村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17XJA810002),云南大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基金“边疆治理与政治文化研究”(Z2018-01)。

   作者简介:袁明旭,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与中外政治制度;邹荣,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50;楚雄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在全球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之下,边境作为国家边疆治理和发展的战略前沿地带,“是一个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价值和承载着国家发展战略意图的特殊区域。”①边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体现,而且是族群文化、国家认同感的反映。②伴随着边境社会文化呈现多样性展示、流变性呈现和断裂性改变,边民异同感模糊,归属感缺失,忠诚感弱化,理想感遭遇质疑。文化变迁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和冲击日益加深。“文化不仅能够通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连结为一个整体,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而且可以通过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建构起政治权威。”③新时代边疆治理需要重视致力于通过国家认同的强化,将边民有效地纳入国家共同体之内,筑牢边民国家意识安全的“思想边防线”,以有效应对文化变迁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影响与冲击。

   一、文化与边民国家认同:基于价值耦合的分析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成为国家理想叙事、社会秩序建构、利益关系整合以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重要工具。国家将文化因素纳入边疆治理体系之中,凸显文化在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边民国家认同是指国家通过有效举措,在边疆地区构建起广泛地国家共同体意识,让边民对国家共同体产生心理归属和情感依赖,是一种积极的承认与赞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是推动、凝聚共同体成员意识的重要力量,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塑造,强化具有引导、规范、控制、感召、协调等功效。新时代背景下,构筑起适应新文化形态的边民国家认同将有助于边疆治理现代化进程。

   (一)边民国家认同彰显文化因子的内在独特意义

   “边界”的确定作为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凸显边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价值。“边界线在空间上和政治上划分了彼此的国家主权,正是依靠对这一基本概念的普遍接受才使得今天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得以存在。”④民族国家既是以行政和领土有序化为表征的“行政统一体”,又是以文化同质性为根基的“观念共同体”。同时,边民有着与其地域性特征相匹配的文化体系,因为每一种文化“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像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⑤。在文化多元、精神空虚和内心信仰多重的时代背景下,边民国家认同的强化深受其地理文化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角度看,边界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标识,是闭合的、连续的。从文化角度看,边界是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的场域,是开放的、相互渗透的。作为国家边疆治理的前沿,边疆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核心区域,是承载国家权力的前沿地带。作为各种文化交汇之地,边疆是国家意识形态争夺的焦点。同时,边疆作为一个“过渡性社会”,边民往往受到边境两侧复合性因素的影响。在我国,边疆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生活之地,民族分布广泛、民族文化多样,且边疆与民族、宗教等多种要素互构和并存。民族、宗教等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文化上的变异性在边疆体现更加明显。文化支配着边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成为左右边民国家认同的变量因子。边疆独特人文地理环境塑造了边民国家认同的内在特性,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生活场域经常惯性地表现为超越国家实体边界的记忆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二)边民国家认同是构筑精神文化共同体的诉求

   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不过是一个建构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在人们认同它并愿意继续保持它的时候,它是巩固和稳定的。而当人们不再认同它因而也不愿意继续保持它的时候,它就有可能瓦解、走向崩溃。”⑥因此,国家认同既是现代国家得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维系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是人们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个体的思想方式、行为习惯深受其文化的底蕴和根基的影响。边民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价值观念能够为国家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思想意识支撑。任何政治体系都力图将国家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在主权范围内得以彰显,而且这种彰显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必不可少。

   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存续为边民提供了“神圣的中心”,既是精神与历史朝圣的目的地,也是展示民族国家共同体“道德地理”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认同意识“乃是他们个人安身立命最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认同所在,是他们赖以为生的社会价值所系”⑦。在前民族国家时期,人们的忠诚对象指向于家庭、村庄、领主、行会等群体,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社会群体不仅需要忠实于地方、血缘等地域性认同,还需要忠诚于国家共同体。多元化认同带来更加复杂的认知体系,使得选择偏向成为一种经常的可能。国家致力于超越地方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建构,是维系国家共同体存续、保障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在诉求。

   (三)边民国家认同是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精神支撑,以文化为根基的国家认同是一种支配性制度与组织安排的软实力。边民的国家认同可“防止其对政治制度的疏离;促进政治稳定;使公民彼此相互信任;使公民愿意依赖妥协来化解政治分歧”⑧。民族国家建构不仅仅意味着统治阶级通过合法的暴力来实现对整个社会支配性控制,还暗含着通过强有力观念意识整合,实现在“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代表生活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⑨。在民族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民有关自我的“集体意识”和“差别意识”将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秩序支撑。人民对国家的服从、忠诚是确保国家统一、稳定、繁荣的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公民的国家认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共同体自身兴衰乃至生死存亡。现代民族国家要求在其疆域内建立起至高无上的主权,确保其政令在社会中获得有效地贯彻,并积极致力于不断强化和巩固民众对国家共同体忠贞不渝的认同感。边民国家认同的塑造作为民族国家对边疆的有效治理的重要使命,是实现良好政治秩序关键所在。

   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基于政治地理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取代血缘组织,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居于边境两侧的边民产生了“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伴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每个他者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外在性’。”⑩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具有构筑价值认同、建构政治合法性、约束社会成员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等重要功能。边民的文化性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也是维系边疆社会秩序的关键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赋予了边民个体生活的意义,作为一套意义系统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不同层面文化想象被不断塑造出来的,而基于承认与认同为基础的自我身份的识别,赋予个体之间对共同体的想象(构筑群体的同一性),为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巩固提供有力支撑。

   二、文化变迁中边民国家认同的弱化:现实动因

   文化作为社会个体构筑意义世界,为其社会行动提供价值理念与行为准则,是影响国家认同塑造的核心要素。基于特定历史文化来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同时,“全世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在其公民中建立起共同的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缺乏这种共同的认同可能带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后果。”(11)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即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遭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败的威胁,这就使得在现代国家整合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变迁对国家认同的冲击。

   (一)文化多元性诱发边民国家认同的模糊

   边疆地区自然人文环境多样,地形地貌特征复杂,边民国家认同往往受到大漠、戈壁、江河、山脉等地形地貌的阻隔,形成一个个以地缘社会网络为基础的文化圈。历史上,边民受制于国家权力影响制约相对较小,其国家认同也相对模糊,边民国家认同建构的价值共识存在疏离的潜在可能性和风险性。进入当代以来,边疆社会多元文化因子不断增多,国家认同的模糊性、摇摆性和选择性特征凸显,其张力进一步增大。多元认同并不意味着彼此间冲突的发生的必然性,但在实践中也无法规避各种亚国家认同对主流的国家认同弱化影响,动摇国家认同主导中心地位。以民族、地方或宗教为诱因的结构性政治亚文化,客观上容易造成边疆社会文化系统异质性因素的增加,在外在因素刺激作用下,甚至表现为国家意识冷漠乃至“离异”,模糊和弱化既有的国家认同。近年来,***、西藏地区民众在敌对势力和境内“三股势力”的渗透、干扰和破坏之下,出现一些影响和破坏边民国家认同现象。由此,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边疆地区文化多样性及其对边民国家认同的冲击与影响。

   边民的初级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消解,也是边疆地区认同危机重要体现。在我国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居住着文化不尽相同的各个民族,而国家边界的划分却带来新政治区分。文化疆界与政治地理边界的非一致性诱发冲突可能性增大。一是边疆地区跨境民族为主体族群文化的广泛分布。跨境民族有着共同血缘和文化关联,形成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族群文化群体,由此带来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冲突难以避免。二是以地域关系联结而成的地域性文化的传播。在长期的边民互市、边境贸易、跨境婚姻等互动中,边民与邻国民众构筑起相对稳定文化交往模式。边民之间在同一地域空间下互动与依存关系密切,容易产生对地方性忠诚而疏离国家情怀。一旦“当对准国家单位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12)。边民对于准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客观上带来国家认同的虚化与弱化。

原生文化的异质性和后天的利益分化极易给边民国家认同带来结构性张力。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边民逐渐形成以地域性、群体性为基础的原生的地方性文化,它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具有双面性:当地方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时候,地方性文化能够推动国家认同文化的塑造;反之,则成为国家认同塑造的阻力。一方面,地域性文化认同容易导致不稳定的国家认同,国家一旦无法通过共时性制度来解构历史性的文化情感,使其趋于一致,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性认同与政治性认同的矛盾、冲突,甚至是对立状态。另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边界的出现导致边疆社会自然衍射的“原生的认同”被分割开来,进而形成“理性的建构”的产物。当原生性认同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旺盛的群体利益需求)刺激之下,国家认同将有可能被置于次要的位置,边民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政府行为。边民一旦在政治生活体系中遭遇到不平等、歧视性政策时,其地方性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产生认同裂痕可能性大大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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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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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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