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儒佛异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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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佛异同论之一

   儒佛不相同也,只可言其相通耳。  儒家从不离开人来说话,其立脚点是人的立脚点,说来说去总还归结到人身上,不在其外。佛家反之,他站在远高于人的立场,总是超开人来说话,更不复归结到人身上——归结到成佛。前者属世间法,后者则出世间法,其不同彰彰也。

   然儒佛固又相通焉。其所以卒必相通者有二:

   一、两家为说不同,然其为对人而说话则一也(佛说话的对象或不止于人,但对人仍是其主要的)。

   二、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其学不属自然科学,不属社会科学,亦非西洋古代所云“爱智”的哲学,亦非文艺之类,而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敢问两家相通之处其可得而言之耶?曰,是不难知。两家既同为对人而言其修养,则是必皆就人类生命所得为力者而说矣。其间安得不有相通处耶?且生命本性非有二也。生命之所贵在灵活无滞;滞而不活,失其所以为生命矣。生命之所贵在感应灵敏,通达无碍。有隔碍焉,是即其生命有所限止。进修提高云者正谓顺乎此生命本性以进以高也。两家之所至,不必同,顾其大方向岂得有异乎?【或引用费希特的话说:世界万物从内部看,是浑一的,精神的,从外表看,是殊多的,物质的。内在对外表获得胜利,就是道德】

   譬如孔子自云:“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而在佛家则有恒言曰:“得大自在”;孔门有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训,而佛之为教全在“破我法二执”,外此更无余义。善学者盖不难于此得其会通焉。然固不可彼此相附会而无辨也。

  

   儒佛异同论之二

   佛教传入中国后,社会上抵拒之者固有其人,而历来亦有不少躬行修养之儒者领悟于彼此相通之处辄相附会而无辨焉,是不可不再一申论之。

   儒书足以征见当初孔门传授心要者宜莫如《论语》;而佛典如《般若心经》则在其大乘教中最为精粹,世所公认。《论语》辟首即拈出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偻指难计,而通体却不见一苦字。相反地,《般若心经》总不过二百数十字之文,而苦之一字前后凡三见,却绝不见有乐字。此一比较对照值得省思,未可以为文字形迹之末,或事出偶然也。

   是果何为而然耶?是盖两家虽同以人生为其学术对象,而人生却有两面之不同,亦且可说有两极之不同。

   何言两面不同?首先从自然事物来看,人类生命原从物类生命演进而来,既有其类近一般动物之一面,又有其远高于任何动物之一面。

   复次,由于客观事实具此两面,在人们生活表现上,从乎主观评价即见有两极。

   一者高极;盖在其远高于动物之一面,开出了无可限量的发展可能性,可以表现极为崇高伟大之人生。它在生活上是光明俊伟,上下与天地同流,乐在其中的。一者低极;此既指人们现实生活中类近于动物者而言,更指其下流、顽劣、奸险、凶恶远非动物之所有者而言。它在生活上是暗淡龌龊的,又是苦海沉沦莫得自拔的。

   两面之于两极,自是有着很大关联,但不相等同。人类近于一般动物之一面,不等于生活表现上之低极;人类远高于任何动物之一面,不等于生活表现上之高极,此必不可忽者。

   后一面与前一极为儒家之学所自出,而从前一面与后一极就产生了佛家之学。以下分别叙述两家为学大旨,其相通而不可无辨之处随亦点出。

   儒家之为学也,要在亲切体认人类生命此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以求“践形尽性”,无负天(自然)之所予我者。说它“乐在其中”,意谓其乐有非世俗不学之人所及知也。如我夙昔之所论断,此学盖为人类未来文化在古代中国之早熟品。它原应当出现于方来之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过早,社会环境不适于其普及发展。历来受其教益,能自振拔者非无其人,亦殊不多矣。近代西学入中国后,留心及此者更少,其价值乃益不为人所知,正为世人对它缺乏现实经验故也。

   人生真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可得。却非谓舍此而外,人生即无乐之可言。人类生命无限可能性为人所同具,虽不必知此学,或由天资近道,或由向上有志,或由他途修养,均未尝不可或多或少有以自拔于前文所云低极者,其生活中苦之感受便为之减少,或且有以自乐焉。

   于是要问:苦乐果何由而定乎?苦也,乐也,通常皆由客观条件引起来却决定于主观一面之感受如何,非客观存在而不可易者。俗说“饥者易为食”,在受苦后辄易生乐感,掉转来亦复有然。其变易也,大抵寄于前后相对比较上;且不为直线发展,而恒表现为辩证地转化。即苦乐之增益恒有其适当限度,量变积而为质变,苦极转不见苦,乐极转失其乐。又须知主观一面——人的各自生命——是大有不同的,即在同一人又各时不同,从而对于同一客观条件往往可以引起大不相同的感受。凡此皆不及详论。

   扼要言之:乐寄于生命流畅上,俗说“快活”二字,实妙得其旨。所不同者,世俗人恒借外来剌激变化以求得其流畅,而高明有修养(儒学或其他)之士则其生命流畅有不假外求者耳。反之,苦莫苦于深深感受厄制而不得越。厄制不得越者,顿滞一处,生命莫得而流通畅遂其性也。《般若心经》之必曰“度一切苦厄”者以此。

   为儒学者,其生活中非不有种种之苦如一般人所有,第从其学力,苦而不至于厄耳。学力更高,其为感受当然又自不同焉。宋儒有“寻孔颜乐处”之说,明儒有“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之说,不亦可为很好佐证之资乎。

   佛学以小乘教为其基础,大乘教表现若为一翻案文章者,而实则正是其教义之所由圆成也。“苦”、“集”、“灭”、“道”四谛是小乘教义,基于“起惑”、“造业”、“受苦”的人生观而来,而此人生观则得之于寻常见到的人类现实生活也。《般若心经》“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云云,则为对此表示翻案的说话。此一翻案是必要的,亦是真实语。设使世间一切之非虚妄无实也,则出世间又岂可能乎?

   世间一切云何虚妄无实?世间万象要依众生生命(人的生命及其他生命)以显现,而佛家则彻见众生皆以惑妄而有其生命也。试看生命活动岂有他哉,不断贪取于外以自益而已。凡众生所赖以生活者胥在此焉。分析言之,则于内执我而向外取物;所取、能取是谓二取;我执、法执是谓二执。凡此皆一时而俱者,生命实寄于此而兴起。佛教目为根本惑(根本无明),谓由此而蕃衍滋蔓其他种种惑妄于无穷也。

   起惑,造业,受苦三者相因而至,密切不可分。自佛家看来,人生是与苦相终始的。正以人之生也,即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缺乏不安即苦(苦即缺乏不安),必缺乏而得满足乃乐耳。则佛家看法不其然乎?

   众生莫不苦,而人类之苦为甚。何以故?正唯人类生命有其乐的可能之一极端,是乃有其另一极端之苦不可免地见于大多数人现实生活中。

   佛家之学要在破二执、断二取,从现有生命中解放出来。在一方面,世间万象即为之一空;在另一方面则实证乎通宇宙为一体而无二。——自性圆满,无所不足,成佛之云指此。所谓出世间者,其理如是如是。读者勿讶佛家涉想之特奇也。既有世间,岂得无出世间?有生灭法,即有不生灭法。生灭托于不生灭;世间托于出世间。此是究竟义,惜世人未晓耳。

   上文以厄制言苦,只为先以生命流畅言乐之便而言之,未为探本之论。苦乐实起于贪欲;贪欲实起于分别执着。——内执着乎我,外执着乎物。厄制之势盖在物我对待中积渐形成。它成于积重难返之惯性上,一若不可得越者;然果我执之不存也,尚何厄制可言乎?

   我执有深浅二层:其与生俱来者曰“俱生我执”,主要在第七识(末那识)恒转不舍;其见于意识分别者曰“分别我执”,则存于第六识(意识)上而有间断。自非俱生我执得除,厄制不可得解。色、受、想、行、识五蕴(总括着身心)实即生命之所在;它既从我执上以形成,而在众生亦即依凭之以执有我。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乃“度一切苦厄”者,正言其必在我执之根除也。我执根除必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亦即诸佛所由之以成佛者;若是,则我执根除之匪易也,可知矣!

   一切苦皆从有所执着来。执着轻者其苦轻,执着重者其苦重。苦之轻重深浅,随其执着之轻重深浅而种种不等。世有“知足常乐”之语,盖亦从不甚执着则不甚觉苦之经验而来。俗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此盖从一切生物之所共具的个体存活、种类蕃殖两大问题而来。前谓人之生也与缺乏相伴俱来者,亦即指此。众生于此执着最深最重,其苦亦深亦重。人类于此虽亦执着深重,其为苦之深重或且非物类所得相比。然以人类生命具有(自主)变化之无限可能性,故终不足以厄制乎人也。

   人心执着之轻重深浅,因人而异。且不唯各个生命习气有所不同,在社会文化发展各阶段上亦复不相等同。譬如远古蒙昧未开化之人群,心地淳朴,头脑简单,一般说来其分别、计划、弯曲、诡诈较少,其执着即较浅,其为苦也不甚。同时,其于乐趣之理会殆亦不深。然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和印度社会,其文化程度却已甚高,其人心思开发殆不后于今人,则表现在生活上高极者低极者当备有之。设非有此前提条件则儒佛两家之学亦将无从产生也。

   儒佛两家之学均为人类未来文化在古代东方出现之早熟品,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各书均曾论及,且将有另文申论之,这里从省。

   孔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训,有合于佛家破我、法二执之教义,固可无疑;然其间之有辨别亦复昭然不掩。试略言之。——

   如前论所云,两家同为在人类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然在修养实践上,儒家则笃于人伦,以孝弟慈和为教,尽力于世间一切事务而不怠;佛徒却必一力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焉。问其缘何不同若此?此以佛家必须从事甚深瑜伽功夫(行深般若波罗密多),乃是根本破除二执,从现有生命中解放出来,而其事固非一力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不可也。儒家所谓“四毋”既无俱生执、分别执之深浅两层,似只在其分别意识上不落执着,或少所执着而已。在生活上儒者一如常人,所取、能取宛然现前,不改其故。盖于俱生我执固任其自然而不破也。

   不破俱生我执而俱生我执却不为碍者,正为有以超越其上,此必不为形役也。物类生命锢于其形体机能;形体机能掩盖了其心。人类生命所远高于动物者,即在心为形主,以形从心。人从乎形体不免有彼此之分,而此心则浑然与物同体,宇宙虽广大可以相通而不隔焉。唯其然也,故能先人后己,先公后私,以至大公无私,舍己而为人,或临危可以不惧,或临财可以不贪,或担当社会革命世界革命若分内事,乃至慷慨捐生、从容就义而无难焉。俱生我执于此,只见其有为生命活动一基础条件之用,而曾不为碍也,岂不明白矣乎?

   佛家期于“成佛”,而儒家期于“成己”,亦曰“成己、成物”,亦即后世俗语所云“做人”。做人只求有以卓然超于俱生我执,而不必破除俱生我执。此即儒家根本不同于佛家之所在。世之谈学术者,其必于此分辨之,庶几可得其要领。

   然而做人未易言也,形体机能之机械性势力至强,吾人苟不自振拔以向上,即陷于俱生我执、分别我执重重障蔽中,而光明广大之心不可见,将终日为役于形体而不自觉,几何其不为禽兽之归耶?

是故儒家修学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紧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锻炼。只有刻刻慎于当前,不离开现实生活一步,从“践形”中求所以“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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