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 次 更新时间:2021-01-10 12: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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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  

  

  

为了理解区域与国别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我们有必要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源起

   在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近代具有学科意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早出现在欧洲。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活动的扩展,殖民者希望了解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于是出现了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语言学是这一阶段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领域。可以说,区域研究乃是“帝国的产儿”。当一个国家处于“帝国”地位或具有“帝国”野心时,对他者的关注便成为必然。

   不过,尽管有这些早期的先行者,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或系统的学问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最早制度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和俄罗斯帝国的动荡与变化,一批新型的民族国家诞生。这些国家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认识到理解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对于英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便应运而生。作为制度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先驱,英国于1915年建立了斯拉夫学院(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1916年建立了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并于1920年建立了英国国际事务研究院(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即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前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镇转移到美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知识支持。在二战之前,美国只有少数学者从事欧洲以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传教士、前外交官或外国移民。二战之后,随着美国跃升为超级大国,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对世界各国的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有关研究显示,到1990年左右,即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的高峰时期,全美国大学中有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或机构约600个,其中80多个高水平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区域与国别研究逐步带有更强的全球化色彩。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机构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另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关注诸多全球化的议题,如全球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

   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争

   伴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方法论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二战之前传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文学科方法的研究。这种方法的显著特征是:以对象区域与国别的语言训练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高度重视对象区域或国别的历史,重视本土资料的收集与解释;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

   不过,二战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倾向于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试图以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甚至量化的方法构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区域与国别的研究方法,即人文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例,以人文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所谓“汉学家”大多受过中国语言的训练,或者在语言的基础上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及历史知识。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般不愿意被称为“汉学家”,甚至颇为鄙视“汉学家”这个称谓。他们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只是碰巧在比较研究中选择中国作为对象而已。这类学者具有良好的某一学科的知识背景,但对中国实际情形的了解比汉学家逊色许多。他们中不少人不能阅读中文,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二手材料研究中国。

   在很长时期,这两种研究方法并非十分和谐,而且不乏相互批评。在相互批评中,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批评声音最为响亮。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便以所谓“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它假定存在制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并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系统的方法,通过个案研究及分类研究,找出这些制约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

   当然,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的话,经济学对区域研究的亲和力最差。诚然,在二战后初期,当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颇为流行之时,经济学者曾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愈来愈高度依赖量化分析和规范性模式,区域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日益边缘化。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将特定区域与国别的经济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用统一的方法论分析不同的个案。

   社会学的情形较为复杂。在社会学领域中,传统的基于理论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与目前颇为时髦的量化分析方法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态度明显不同。基于量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用一套分析模式去观察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将特定的分析模式运用于不同的地域或国家而已。

   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和区域与国别研究交织最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以美国为例,在比较政治领域有众多以区域或国别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最为激烈,其中诸多理论或观点对我们今天思考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具有借鉴意义。

   在相当长时间内,政治学界的主流学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时发出轻蔑与批评之声。其中最典型的批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者不愿或无法将其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而且一般缺乏量化研究的方法。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的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贝茨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虔诚信奉者,致力于在政治学研究中推行当时盛行的“理性选择”方法。正因为如此,他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提出强烈批评。贝茨在1996年写给美国政治学会的一封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中写道:“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区域研究无法产生科学的知识。我们看到,区域研究的专家背离了社会科学,投入了人文学科的阵营。……他们在统计知识和数学方法领域、在理论追求方面落后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尤其令贝茨不满的是,区域研究学者大多拒绝接受理性选择这样具有学科前沿的方法论。贝茨的结论是,区域研究不仅不是对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而且是政治学研究的包袱。对于贝茨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区域研究本身不具有社会科学价值,它的价值充其量在于“收集一些素材,社会科学家或许可以利用这些素材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贝茨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原教旨主义社会科学家的理性主义傲慢。在政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自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以来,就有一种理性主义的追求,期望政治科学能够揭示一些像物理学那样清晰而确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将良善的制度传播到整个世界。当然,威尔逊的乐观主义并未成为现实。

   这种理性主义傲慢导源于西方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根据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分析,“科学主义”智识运动兴起于16世纪下半叶并在19世纪开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运动伴随着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起。”这些新兴科学的伟大成就激发了人们巨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狂热地追求新的科学方法,并坚信新科学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主义的基本信条包括:“(1)认定将自然现象数学化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应该遵循的范式科学;(2)所有存在领域都可以通过现象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3)所有无法通过现象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的实在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用更极端的教条来表述,都是虚幻的。”

   哈耶克曾对“科学主义”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尽管现代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但将科学的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却是19世纪出现的现象。19世纪实证主义的兴起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里程碑。“既是现代实证主义也是现代社会主义开端”的圣西门首创“物理学主义”的理念,追捧“物理学的语言”,试图构建“统一的科学”,并将其作为道德学说的基础。受圣西门的影响,孔德提出“社会物理学”的概念。“社会物理学的目的是找出文明进步像万有引力一样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后来,他将自己的学说称作“实证主义,并将人类对社会知识的探索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或幻觉状态;形而上学或抽象状态;科学或实证状态,即一切知识的确定状态”。从圣西门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在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在美国尤为明显。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梅理姆(CharlesMerriam)与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便倡导一种经验的、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与历史的方法。50年代后,经过“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实证政治科学方法逐步成为美国政治科学的主流。这种方法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来发展政治科学。

   区域研究学者大多拒绝社会科学家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批评,并对其理性的傲慢持强烈的拒斥态度。这些学者认为,对区域研究的责难反映了政治社会研究中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方法。这种方法预设在任何地区,人们的行为动机与方式都是相同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基于这种相同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构建适用于一切地区的普遍主义理论。社会科学家全然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人们,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全然不同。对特定区域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区域与国别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之上。离开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与社会政治变迁。

   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观点。史华慈在1980年以亚洲学会会长的身份发表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关键学科”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集中批评了社会科学学科对区域研究的偏见。史华慈敏锐地分析道:社会科学批评区域研究缺乏严格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基础,其实质是一种试图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狭隘见解。他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便企图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某种具有确定性的原则,以便像自然科学那样将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现象。这种努力在最近几十年愈演愈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企图构建一系列理论、模式、阐释框架与研究方法,使自己的学科科学化。以政治学为例,政治学家从世界各地找出一些政治数据,似乎并不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是否可以脱离不同地区的文化与历史环境而被孤立地考察。在史华慈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貌似注重科学,实质上是将研究者自己的经验视作普遍经验,将自己社会的行为预设为其他社会的行为。

史华慈尽管并不认为区域研究可以解释所有问题,但他坚持认为,区域研究是将人类的所有经验纳入关注视野的重要努力,它代表了试图对其他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全面而深刻理解的努力。区域研究专家有资格积极参与所有比较研究事业并对那些受特定文化局限和束缚的理论做出批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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