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6 次 更新时间:2021-01-02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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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 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 在讨论中重复《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 的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 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 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 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 但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 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 他有权利这样说, 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 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 (王国斌1990,1992;马若孟[Myers]1991;李伯重 1998, 2000) 。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 这些研究认为, 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 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 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特别是在农业中) 。他在重申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 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 (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 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 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 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 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 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 没有理由假定, 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 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 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 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 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 (见下文) :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 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 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我将在以“内卷化?”为标题的一节中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具体问题的含义, 并说明黄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既无经验依据又无理论依据。

黄还一再用不适当的或错误的方法计量劳动密集度和其他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仅要指出这些和其他错误, 还要估计出纠正它们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黄的结论并证明我的结论。做出这些估计需要一些艰苦的工作, 希望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容忍。我相信它将不仅成功地显示黄的批评没有根据, 而且能够为江南经济的重要特征提供新的度量方法, 从而使我们对清中期的理解比我在《大分流》中的更为丰满。但为了那些不愿意与我从头到尾一起计算这些数字的读者起见, 我冒昧地在包含了重要计算过程的那几节的开头处, 简要概括出主要的结论。


一、一般论点和比较方法

按照黄的意思, 似乎我坚持在江南和英格兰之间寻找严格的经济平等和极端紧密的制度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相反, 我的观点是, 由于在一个相当近的时期仍然有大量重要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些看上去有利于江南的不同之处, 需要对这些地区19世纪的分流给以重视并做出具体的解释。把漫长的时间周期中任何一个区域综合描述为惟一的开创性或内趋性或内卷性, 都不如对某个具体阶段的具体问题——比方说, 能源供给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用处。事实上,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我对于在具体时间由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引起的问题所做的分析, 与黄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 他视此为支配了中国历史600多年的根本动力, 而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才成为一个具体问题, 这一时刻出现了具体的科技选择机会, 同时在其他时期起过作用的某些缓和因素却突然消失。

当然, 我也没有如黄所断言的那样, 竟然认为英格兰和江南之间的重大差异出现在1800年前夜 (特别是在他讨论我对煤的看法时[黄2002a, 174—175;参看Pomeranz2000a, 59—61]) 。我用1750年作为基准像我用1800年一样频繁, 并再三提及在逐渐发展的环境中, 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利于英格兰的差异变得更为重要, 另一些有利于江南的差异则变得极不重要。我认为, 公正地说 (如贝洛克[Paul Bairoch]和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1975, 7、13、14。Maddison1995, 19;1998, 40]) , 19世纪中期观察家看到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相当近期的, 但几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的事情像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一样, 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缓慢形成的。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来说,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正如黄一笔带过的) , 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和中国——这些特别先进的区域被包容其中。当然, 黄可以随意在他的批评中集中注意一个比较轴心, 但读者需要知道《大分流》中包括了这两种比较,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分析方式。这部分是由于我关于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为什么分流的论述主要依据它们与更大单位的不同关系;部分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证据类型多变, 使我们有时为一对比较对象做出的比较估计可能要比对另一对所做的可信得多。在下文关于纺织业的讨论中这将变得特别重要。

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由中国/欧洲的比较相伴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决定这两个区域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异是应该被视为程度问题, 还是被视为把这两个区域归类为根本不同的范畴的基础时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像黄和他高度倚重的欧洲中心论者一样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里格利[E.A.Wrigley]),一般强调英格兰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异, 我们都会记住, 在最近25年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缩小那些差异的长期意义, 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和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 与凯德 (Caglar Keyder) (1978) 对英格兰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许是最著名的实例, 但还有其他许多著作(Crafts 1977,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毕竟, 构成这一学术思潮基础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百年中,西欧几个重要地区取得了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经济成就, 抵消了它们在前工业时期的劣势。所以, 无论工业化开始时存在什么差异——没有人怀疑即使在18世纪末以前, 英格兰就明显比大陆上任何地方更为富有, 或许荷兰除外——它们显然都不足以使那些被认为长期落后的地方陷入困境。这也不是大陆上不同地区沿着同一条道路赶上英格兰的简单问题。更认真的分析表明, 并没有一条惟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 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在正在依靠东亚的经验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辩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 或者江南, 尽管以某些尺度衡量落后于英格兰, 但与后者的距离仍然比这两个先进区域中任何一个与甚至大陆欧洲相当富裕地区的差距更小时, 这也意味着18世纪的江南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更为幸福的各种地区并没有分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受资料的限制, 任何人能够做出的最好论证都是近似的等同。我在这方面没有秘诀——我认为, 这个论证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二、内卷化?

黄坚持认为观察长江三角洲发展最好的方法仍然是通过内卷化的三棱镜, 如他在1990年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他关于这一概念的用法受到了许多批评, 复述它们引起的所有问题是令人乏味的。但有几个旧的和新的观点值得在这里强调:1.这一概念定义不当, 把其他社会, 甚至先进的工业经济共有的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2. 在尝试尽可能使18世纪的江南不像英格兰时, 黄完全忽视或弄错了一大批研究18世纪英格兰的著作的结论, 那些著作实际上表明, 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 而创造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则有实质性的增长。在18世纪大多数时候, 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3. 黄对我的纺织业收益讨论的批评曲解了我的观点。现有的18世纪的价格和收益数据尽管粗略, 却都与他的观点相矛盾, 而支持了我的观点。4. 黄真正进行的一个重要计算——一天织布工作能够挣到的粮食数量——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错误而无效, 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一旦这个错误得到纠正, 我们就看到, 无论使用什么价格, 织布工作的赢利都是他所说的10—15倍。纺纱和织布都包括在内的纺织业总收益提高得当然较少, 但仍然增加了几成。

尽管黄说内卷化由“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构成 (黄 2002a, 152;2002b, 506) , 但这个定义完全不起作用。内卷化不可能简单地指劳动在一个具体时刻增加时其报酬下降, 总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才是标准。如果我明年不带薪休假, 并且除了接受最赚钱的讲座合约外, 不做任何有报酬的工作, 我每天挣的钱就会比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多很多;但我不会工作很多天, 我的总收入会相当低。那并不意味着当我改为全年工作时, 我陷入了内卷化。同样, 如果一个农民不仅耕种最好的一亩地, 也耕种次好的那亩地, 或是把种子认真地播在地里而不是抛撒在地上, 那可能也会降低他的每小时产量, 但 (除非第二亩地是真正的劣地, 或他的插秧技术难以置信的笨拙) 这也不是内卷化。

出于同样的理由, 内卷化也不可能只意味着人们用劳动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这一种情形, 即使在工资最高的经济中, 仍然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不值得进行;而在最贫穷的经济中, 也可能有一些节约劳动的改革值得做20。这要视面对一项具体任务的人面临的具体技术、价格和其他条件而定。无论这些具体情形如何, 节约劳动和使用劳动都不是社会的总体特征。

因此, 要让内卷化这个术语有任何可用的内涵, 它就不能只显示边际报酬递减;它必须指两种现象中的一项或两项。一个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一个经济整体中劳动的平均报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这是黄通常看起来所指的, 如黄2002a, 157; 2002b, 512) , 以至劳动者, 比方说在1800年每小时工作生产的东西比在1700年少。另一种可能性是, 它指的是 (如Clifford Geertz[1963]对内卷化更明确的定义中所指)劳动不断增加, 在一个特定时刻终于增加到看起来荒谬的程度, 在这个点上, 新增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此之低, 以至没有人会为这种工作支付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例如, 设想在同一块土地上锄第二十遍草, 这可能使产量有微小的增长,但不足以让任何人愿意支付这种劳务。一个人只有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才会这样做, 并且只有在他迫切需要更多的收入, 而又被剥夺了其他机会 (例如受雇) , 以至即使这个最小的增长都比休闲或一个人能做的其他任何事更有价值时才会这样做。实际上黄使用内卷化时这两种情况都指——尽管前者更经常——它们与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有关系。

至于内卷化指每日实际工资的长期下降, 这看来在中国的确发生过, 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2000a, 95) 。但它也在现代早期欧洲发生过——1430—1550年间一日劳动的面包购买力急剧下降, 最早到1840年才恢复到1430年以前的水平 (有些地方还要晚得多) (Abel 1980, 136、161、191。Braudel 1981, 132—135。Clark 1991, 446。Allen 2000a, 40;2001) 21。即使是在工资降幅最小恢复最快的英格兰, 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1840年以前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有明显改善 (Mokyr 1988, 69—92) 。同时, 最近的研究显示, 除了几乎所有职业每年的工作天数都有所增加以外 (例如“神圣的星期一”的衰落), 工作日的平均长度可能也增加了。福特(Hans-Joachim Voth) 发现证据证明, 伦敦的劳动强度或许足以使1760—1800年间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减少约一个小时 (Voth 1998, 35) 。尽管福特关于睡眠的证据只是暗示性的, 他对于每年工作时数有相当大的增长——正如人们久已觉察到的——这一更为一般性的命题却有非常可靠的证据。如果不考虑劳动力成分的变化 (比较整个时期同样职业的劳动者, 同时忽略劳动者逐渐向农业以外的转移) , 1760—1800年间的增长是令人晕眩的35%—45%, 一个一般的工作年度最终提高到3 300—3 600小时;即使按照部门构成的变化进行调整, 在这40年里增幅也达到20%—27%, 最高记录在3 000—3 600小时之间 (Voth 1998, 37—40) 。在后来的一个研究中, 福特把一般范围扩大到英格兰, 时间延伸到1830年。他用各种不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1760—1830年工作周平均延长了20%—23%, 1800年以后的某个时期伦敦的工作时数最终开始下降, 但英格兰北部的工作时数直到1830年仍不断上升 (Voth 2000, 118—129) 。

因而, 仅靠每日实际工资可能存在的长期下降几乎不可能说明中国走在一条根本不同的前途渺茫的道路上。德夫里斯提出“勤劳革命”的概念, 部分用意是要说明当家庭重新分配时间, 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工作时数给市场时 (同时减少花在为个人使用的生产上的时间, 尽管数量不一定相同) , 实际工资的停滞或下降是可以与品种繁多的商品的购买增长相一致的。在18世纪晚期英格兰有特别完好的档案记载的案例中, 1750—1800年实际工资至少下降了8%, 但由于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数增加, 人均消费仍然上升了10%(Voth 1998, 51) 。

我的论点是, 至少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出现了某些类似的情形:劳动密集、消费略有增长 (至少在1750年前) 、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我提出了许多假设, 比较了中国和英格兰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我的比较的倾斜方向最终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将来对中国人 (更近期的) 消费的研究。但黄的言论中没有东西能说明, 为什么应该立刻否定这样一种比较, 或为什么应该强调中国经历了一个内卷化过程, 这个过程使中国的实际工资下降和劳动时间增长与在欧洲出现的同样现象截然不同。

在其他场合, 黄说明了是什么使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在中国变成了内卷化, 尽管它们在别处不一定如此,这就是, 它们下降得异乎寻常的低, 或许甚至低于生存水平, 像在恰亚诺夫的一个农民经济模式中一样;能够为了这样微小的报酬使用劳动, 只是因为它没有机会成本22。这里在我看来关系重大的是, 黄的纺织业劳动收益的估计,如我在书中提到的, 依靠的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份的价格——根据张忠民的研究, 是一个长达400年的时期中第二低的布价, 而这一年的谷物价格并不特别低 (张1988, 297—208;另见Pomeranz 2000a, 101) (黄用的不是18世纪的价格, 他的帝国晚期价格数据大部分引自17世纪后期最萧条的年份) ,使用更具代表性的价格, 收益也就显得更好。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中, 黄声称他不愿使用现有的价格数据 (2002a, 161) :一种对于追踪不同行业收益的时间变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方法, 但与他处理1990年的书中引用的价格数据时所用的费解的方式一致23。他说宁愿依靠徐新吾的著作(这本书的问题将在后面讨论) , 但在黄引用的这一段中, 徐对清初价格做了一个即时的评论, 提到它可能是特例, 也提到相对价格波动很大;然后他提出了17世纪极不稳定的年份中的另外几个零散价格, 可以想像这些价格彼此之间差异很大 (徐1992, 88、90—92) 。徐没有估计也没有提供这里讨论的这一时期的数据, 但黄把他对一个较早时刻尝试性的简单印象变成了一个不变的“基本生产状况”。

同时, 黄对我使用的价格有三个不同来源, 针对的是不同等级的棉布和其他状况这一事实表示了重视, 但我并没有如他暗示的那样任意组合它们。相反, 我指出, 无论哪一个系列, 计算出的收益都比黄的数字高很多;卢汉超甚至用与黄所用完全同样的价格, 也对农村纺织生产者的收益得出了一个比黄乐观的结论 (卢1992, 482—483) 。尽管当黄引用徐诸如没有棉纺织业劳动者以织布致富聚集起大笔资本之类的话时, 他可能是对的 (黄1990, 86) , 但这也很可能只是由于保存下来的记录有限。无论如何, 更为重要的是, 确实有很多人仅靠纺纱和织布养活了一个家庭, 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列在地方志的“节妇”传中。詹姆斯•谢 (James Shih) 引用了三个这样的例子, 其中两个特别令人感兴趣, 因为它们来自18世纪中期的方志, 并引证了每天的收益数字。其中一个节妇通过纺纱和织布每天挣50—60文钱, 另一个挣40文24;所以她们的经验完全符合我的估计, 即一年210天这类工作可以挣大约10 800文钱 (Shih 1992, 128;Pomeranz 2000a, 319) (黄称这一估计是“貌似合理的”, 并说它依靠的是“散乱矛盾”的数据, 但并没有证明[2002a, 161]) 。相反, 黄接受了徐新吾的观点, 主张210天纺织工作得到的收益只够买一个人的口粮, 使人很难明白这些寡妇怎样能够养活自己, 更不必说养育子女。如果我们接受方行的估计, 粮食在穷人的生活必需品支出中约占55%, 那么任何按照徐和黄提出的标准挣钱的人, 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一年就必需工作382天, 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黄认为单纺纱只能获得极低报酬的观点是正确的, 尽管纺纱的报酬甚至也可能比他所认为的要高。但是, 如他所强调的, 既然大部分家庭是纺织结合 (尽管并不总是以完美的比例互相结合) , 重要的是肯定全过程而不是一个中间步骤的报酬。总的说来, 黄似乎看错了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 因为他就此提出了三个与正文完全抵触的主张 (以及其他错误) 25。由于我们实际上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他在我的著作中发现的一个真正的错误 (黄2002a,158) ——附录E中劳动时间在轧花、纺纱和织布之间分配上的一个错误——对我的更大范围的论证并没有重要意义26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黄和我都同意纺织结合才是常态, 但他认为一个棉纱市场的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想”[2002a, 158], 不可能正确, 为此他引用了《嘉兴府志》的材料[转引自Elvin 1999, 151]以及李伯重的讨论[2000a,75、77、83]。还要考虑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少年和成年劳动力都能有合适的分布, 可以保证为其织布能力准备的棉纱既不过剩又无不足) 。

更重要的是, 尽管织布只占把原棉变成棉布所需劳动力的1/7, 它的收益却远超过黄所认为的,这足以使他对纺织业生产收益的全面描述无效。黄没有看出这一点是由于一个简单的错误:他点错了一个小数点。或许比他最初犯的这个错误更令人感兴趣的是, 就我所知, 到现在为止, 不但是他, 其他任何人也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它暗示我们一直受到一个绝对贫困的、内卷的、马尔萨斯论的中国的虚假幻象如此强有力的影响, 以至没有人指出一个事实上极不准确的数字之不可靠。

黄在批评中说, 耕作和织布每劳动日所得大致相同 (2002a, 157) , 并让我们参考他1990年著作, 那本书中说, 这两种工作中任一种一天的劳动所得大约够买3斤大米, 即一个成年男性两天的口粮。他说一匹布可用一天织成, 约值0.2—0.3两白银 (黄1990, 84—86) 。然后他告诉我们:“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 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0斤米。”但实际上当时的米价每石大约为0.9—1.0两, 一石约为160斤 (黄1990, vii) 。所以米价是每斤0.006两而不是0.06两, 一天织布所得值33—50斤米, 等于22—33天的口粮而不是两天的27。即使从这匹布中减去棉纱的成本 (0.02两) , 一天织布的净收入也会有大约30—46斤米, 或20—30天的口粮。

由于织布只是纺织业生产全过程的一个部分, 这个过程中每日收益的修正幅度要比修正黄的织布收益错误时所需的10—15倍低;但这一个错误造成的误差仍然在5倍以上28。加上对上文讨论过的几个较小的错误的修正, 得到的结论和我以前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结论相同, 即黄对从粮食种植转到棉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度的计算出现了大约10倍的误差29。

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不像黄所认为的, 以及我为了使收益估计保守而做的假设那样明显保持不变或下降。他本人赞赏的权威人士徐新吾引用的资料表明, 康熙时把原棉制成一匹布要花7天时间, 清后期用6天 (徐1992, 51、53) ;吴承明和许涤新引用了一个清前期7天的估计, 然后是一个清后期5天的估计, 并推论这意味着提高了劳动效率 (许和吴1985, 390)。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但至少表明黄假定的手工业生产率停滞尚有待证明。

在农业中, 人们发现了农户不仅为提高劳动强度的改革花钱, 同样也为节省劳动的改革花钱的实例 (尽管天平肯定倒向加强劳动的一方) 。一个出色的例子是豆饼肥料的推广 (黄使肥料适合他的内卷化模式的尝试包含很多错误, 将在一个附录中讨论) 。施用豆饼需要的劳动力约为施用同等效力的粪肥所用劳动力的1/35到1/50, 但只为满足7.5亩水田的追肥就要花费约4.5两白银, 这在1750年前后足够供养一个成年男性一年所需 (Pomeranz 2000a, 98 n.140) 。显然, 如果一户农民严重缺乏现金,却拥有充裕的实际上是免费的家庭成员的劳动供支配, 他们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购买决策的 (Pomeranz 2000a, 98—99) 。

在错误地声称我的论点以棉花种植、纺纱和织布的分离为基础之后, 黄接下来提出, 由于这一点, 我没能理解江南手工业和英国原始工业化之间的差异, 特别是莱文 (David Levine) 论农村纺织工人的著作中的描述 (1985, 27—28) 。莱文确实强调, 如黄和我提到的,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出现了一个农村无产者群体, 他们没有土地使用权, 要靠纺织劳动养活自己。因为这些人依靠非农业劳动生存, 他们不必等待继承到土地就可以结婚成家。他们离开长辈独立和早婚导致人口急剧增长。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而且长江三角洲肯定缺乏这样一个动力。但莱文在认为这些生产者不再依靠种植业的同时, 他也强调他们至少需要两个成年人的收入才能活下去, 并且通常还需要儿童劳动。他说:“由妻子儿女提供的追加劳动投入是原始工业化时期无产者收入的决定性因素”, “在初期产业工人的家庭经济中男人的劳动收入可能只占总收入的1/4”, 并认为原始工业经济中儿童从很小的年龄就可以开始挣钱, 这对他们家庭的生存能力至关紧要 (1985, 175、176、189) 。他进一步证明, 这些不拥有生产性资产的家庭迫切需要向市场提供尽可能多的劳动, 从而进一步压低了工资率(Pomeranz 2000a, 93, 引自Levine[1977, 58—87]。另见Kriedte, Medick and Schlumobhm 1981, 57、77—86) 。总之, 这是这样的一种经济, 用莱文的话说, 在其中“很多张嘴要靠几乎同样多双手的劳动挣来的收入供养” (1985, 176) 。因而, 认为莱文的著作能说明这些农村无产者必然比江南的纺织工人更富裕是对该书的一个误解。他所说明的是, 一种不同的制度结构允许年轻的手工业工人比他们生活在工资劳动较少的时期的前辈更早结婚——从更广的社会的观点看, 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这些原始工业家庭需要成倍增加收入才能生存的事实至少与另一个事实同等重要, 即这些收入中没有一项来自农业。

因而我所指出的莱文描绘英格兰和黄描绘江南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完全真实的。我不想也没有必要像黄指责的那样, 把莱文的论题置换成一种“只是内卷的”论点 (2002a, 164) , 尽管实际上一些欧洲中心论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把原始工业化看作就发展而言的一个死结30。相反, 我的观点准确地说应该是, 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 因此需要避免片面地在欧洲只看到动力, 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 只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时各个地方是哪一种趋势取得了最后胜利。莱文在原始工业化中看到的导致现代工业的因素是:1.商业利润增长;2.商人控制发展;3.一支每年可以从事多日非农业工作的劳动大军的扩大, 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尽管并不完整的共同性31。肯定地说, 第一、二点存在于江南, 第三点有较多的争议, 尽管在笔记类文献中有明显趋势表明商人对地方纺织品市场有较大的控制 (以及生产者直接进行的商品交换下降) , 在远方市场的重要性提高的同时, 非正式的商标和质量标准肯定使商人变得更为重要。正是黄没有注意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 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 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此外, 黄假定, 在农业或原始工业中发现的无论何种劳动增加, 都不能由其他方面的任何减少抵消, 注意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由于向丝、棉生产转移造成的劳动惊人密集的实例中, 他隐隐约约地假设 (如他在书中所做) 做这些工作的妇女和儿童以前没有做任何现在被放弃的工作 (例如, 必须有人生产被棉布取代的大麻或亚麻布) 。他的著作解释了内卷化的一个进一步的重要含义, 因为, 按照他的理解, 农民家庭一直拼命要把大量充裕的劳动转化为哪怕是最微小的收入增长, 他们几乎不买任何自己能够生产的东西, 这意味着消费品市场极为狭小(1990, 91) 。另一方面, 德夫里斯的“勤劳革命”概念, 在承认实际工资性能疲软的同时, 暗示由于家庭向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 他们削减了为自己的生产,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对自己时间的机会成本做出了反应, 并使购买商品节省的时间至少部分抵消了从事工资劳动增加的时间。这引导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消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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