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慕兰:民族国家弱化时代的历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7-03-26 00: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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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  

   这篇致辞的草稿曾作为芝加哥大学的东亚跨地区历史研究工作坊的参会论文。我感谢工作坊的组织者、参会者和两位评议人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和保罗·采尼(Paul Cheney)。较早的草稿得益于莫林·格拉芙(Maureen Graves)、罗伯特·穆勒(Robert Moeller)、丹尼尔·西格尔(Daniel Segal)和茱莉亚·托马斯(Julia Thomas)的评论。文中使用的调查是由布伦丹·麦奇(Brendan Mackie)、帕特利夏·卡赫勒(Patricia Kahle)和普拉纳福·杰恩(Pranav Jain)完成的。罗伯特·唐森德(Robert Townsend)和伊丽莎白·唐森德(Elizabeth Townsend)提供的资料则帮助我构建了文章的结构。[彭慕兰曾任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现为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本文是他在2013年12月美国历史学会年度会议上所做的主席演说,英文版刊载于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9,Issue 1。——编者注]

   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一年,给我提供了思考一个关注很久的问题的良好机会。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历史学科正在如何回应、又可能如何回应我们所处时代不断变化中的地理格局。这里至少涉及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尽管它们相互关联,并经常在“全球化”之类的标题下混为一谈。此外,对于这些变化,我们的研究和教学表现出迥然相异的反应。接下来,我将提出某些缩小两者间差异的建议。

   第一个新动向,关系到人们越加重视被含糊地称作“西方”和被更加笼统地称作“其他地方”之间的流动:人员、物品、污染物、理念等方面的双向流动。其结果是,人们对过去发生在同样空间里的流动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同时也意识到西方人对其他地方的活力——由此,对其他地方的“真正历史”——之忽视程度。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卢克·克罗塞(Luke Clossey)和尼古拉斯·古耶特(Nicholas Guyatt)所称的“更广的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他们发表在2013年5月《历史视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这一概念,并随后举办了一个线上论坛。①克罗塞和古耶特认为,与过去相比,尽管美国大多数历史系对“西方”的过度描述有所减少(在这方面,加拿大和英国的历史系课程中的西方描述大大超过美国),但是他们的“西方”历史仍然呈现“过度代表”的现象。论坛的其他参加者认为,克罗塞和古耶特所追求的平衡关注已经超出他们的本意,但是,论坛供稿人们基本一致认为,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终结。他们指出了加速此过程的可能时机,其中包括一些可能避免与欧洲和美国历史陷入零和游戏的机会(这使得每个人能委婉地避免讨论是否有理想的平衡;如果有,可能需要缩减什么,才能获得这种平衡)。

   第二个发展动态是,无论在西方或其他地方,人们对历史分析中以往最经常强调的那些单位的质疑日益增加。其中首要的是对“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挑战,这个19世纪的臆断今天仍然盛行: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合乎常理的承载者,它甚至是不同层面和规模的研究和教学的最重要参照点。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匹兹堡、奥马哈和亚特兰大的研究变得重要,是因为它们帮助我们构建比较好的“美国”故事;或者是因为它们和斯图加特、艾森一起被用于美国和德国的比较研究。

   当然,方法论民族主义从未取得我们有时想象的那种霸权地位,特别是在较早时段的研究方面。此外,在最近几十年它还面对着许多挑战,其中尤为突出的挑战来自那些将等级、种族、性别、性行为等视为更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单位的历史研究。正如许多新历史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经常宣称某种同质性,它实际上仅仅适用于小部分人口,却主动地压制了(有时借助于史学家的援助)其他群体的个性。

   然而,最新的发展趋势显示,这些自下而上地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挑战,还伴随着宏观史学研究的挑战。自19世纪历史学科专业化以来,从未有今天这样数量众多的具有专业资质的历史学家声称自己讲授和撰写“世界历史”,比较而言,来自民族国家“之上”的新历史研究似乎要比自下而上的多数挑战更难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重新吸收。毕竟,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中的社会性别史研究仍然属于英国史,即便它把“英国”作为研究单位进行了分解。此外,虽然历史教学的单位大于民族国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从前挑战方法论民族主义的事例鲜有发生;相反,方法论民族主义经常得到加强和巩固。西方文明研究与文明区域研究主要用于导论性的教学中,二者的研究单位融于同一体系,在该体系中,严谨的科研和深入的教学通常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它们的研究单位提出了一些与民族国家研究同样的智力问题(例如,关于内部同质性或者共享的文化精髓的错误断言)。所以,一方面,它们面对诸多针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同样批评,此外还有其他的批评意见;但另一方面,它们不像民族国家因拥有军队而自然而然获得我们的关注,因此,与民族国家史的地位相比,它们的地位仍然相当不稳定。目前,任何剥夺民族国家特权地位的举动似乎都不可能使它们成为受益者,或许某种彻底改变的形式除外。

   正如我希望在下文中表明的那样,世界历史有可能发挥非常不同于其他超民族国家的单位已经发挥的作用。无论如何,以世界史或全球史为代表的来自“上面”的新挑战同时伴随着对民族国家和文明框架发出质疑的其他挑战,后者在设计出跨越国界的历史研究单位的同时,并不宣称包含其截断的国家和文化区域,包括聚焦移民群体、跨民族国家的专业或知识网络以及其他可能共享某种身份认同却较分散居住的群体的研究,教学偶尔也涉及这些领域,还包括商品链的研究,以及诸如大西洋沿岸地区和丝绸之路等互动空间的研究。这种研究之所以有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密集的互动网络既不依赖于文化同质性或者共同身份认同,也并没有产生文化同质性和共同身份认同的倾向。

   追求涵盖范围更广的研究单位与追求不同的研究单位,此二者可以相互强化。那些对大规模的综合研究感兴趣的人们显然需要许多被忽视了的领域的专题研究;比方说,印度洋网络的研究可能给东非国家历史的研究者带来灵感;同样,大西洋网络、西南边境地区和大湖“中地”的研究也加强了美国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但是,那些强调研究单位应涵盖更广和强调创建全新研究框架的人或者经常彼此忽略对方的研究,或是为了根本不同的目的而工作。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部分原因在于,迄今为止,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些挑战做出了相当不同的反应。

   重新构架不仅代表着对新的研究发现和对现状不断变化的体验做出的反应,这促使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变化,颇得人心;同时它也代表着对一些潜在的、不太受欢迎的倾向的反应,其中包括迫使教育的重心狭隘地放在立即获得经济回报的强大政治压力,而不是为了增长知识和培养公民或个人的启发性思想习惯(或者甚至与一个人未来职业的发展阶段相关的知识和思维习惯)而发展教育。另外,或许有文化层面的原因让我们担忧,人们的关注点在总体上呈现出的私人化趋势将容易导致对历史的边缘化。20年前,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和戴维·西伦(David Thelen)进行了有关美国人使用“过去”的大规模调研。这次调研甚至指出,认为受到重大公共事件影响的人数或许有所下降;即使在那些确定公共事件与其有关系的人当中,也存在着一种强烈趋向,即用非常个人化的词语,而不是根据公共辩论结果的重要利益,来表述公共事件之重要性。例如,战争制造的压力,促使人们快速成长。②放弃强调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不一定表示废除与政治有直接关联的历史。但是,这里有一个风险:尽管国家现在还没有衰落,但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随时都会衰落。

   另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美国边境之外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让“更广的世界”历史看上去有意义,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另一方面,一个人能够想象出罗森茨威格和西伦的最基本的研究结果:当人们能将自身或者其所爱的人与过去联系起来时,他们发现过去既有趣又有意义;这就巩固了其他各种研究“世界”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置身于那个单位之内,而不用在更广大世界的某些地区增加民族国家的或者以区域为中心的课程。此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世界历史的倡导者时常认为,这个世界恰恰就是那个我们应该鼓励人们加以确认的单位。如果民族国家史有助于加强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感,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不仅充满了急迫的挑战,其全球性根深蒂固,还有如此巨大的不平等和统一障碍,因此,相应地选择全人类的历史研究,难道不是最合适的方式吗?但是,这里危险也时隐时现,甚至远不止于那些显见的浅层的危险。例如,面对财政压力,系主任需要决定,一个系有数名教师能够承担“世界历史”的教学,就不需要非洲学家、南亚学家、东亚学家、欧洲学家、拉美学家,等等。③

   与强调文化特殊性的区域研究(为了我们的目的,此处包括美洲研究)和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以及诸如丝绸之路或者地中海等跨民族的但非全球的单位的历史研究相比,迄今为止,多数全球史的叙事具有强烈的唯物性,并重点关注一般过程。因此,它们有潜力在无意中强化流行的“全球化”观点。此观点承认更广大世界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重要性,但宣称,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几乎无缝的市场,在这里人们不需要了解那些使其运转的特殊的历史或文化。仅从用以指示“更广的世界”的社会群体的词汇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观点在学术团体之外变得多么普遍。在“谷歌图书”(Google Books)所扫描的书籍中,1989年年末,短语“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的使用频率大概是“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的43倍。到2008年(此年之后不再有可用的资料),比率差别降至2∶1。在日报中,相反的情况则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90年到2000年,《纽约时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频率是“新兴市场”的两倍。从2000年到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使用频率比例逆转为2∶1以上。在过去的一年中,新的比率超过了3∶1。④

   其他一些更大规模的世界历史叙事,例如,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的大历史,围绕数千年相互关联的发展,构建了一个连贯的故事,它涉及人类、技术、知识共享网络、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它通向今天,或者将开创可持续性的普世繁荣,或者将带来生态灾难。⑤这是真正的全球史,把史学家们通常回避的地方和时代带进历史。它架设通向其他学科的潜在的桥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人类共同的公民—管理机制,调和许多“全球化”叙事的必胜信念,并为今天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提供历史情境。此外,这种全球史开创的就是三个彼此相互强化的主题,“三股螺旋”——人口增长、技术能力提高和越来越密集的远距离联系,这些正是杰里·本特利(最畅销的世界历史教科书《新全球史》[Tranditions and Encounters]的作者,也是《世界历史杂志》的创刊主编,此刊多年来是唯一明确专注于世界历史的学术刊物)择选出来,进行全球规模的历史分析的最适合的主题。⑥但是,这种全球史自身也存在问题,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对其中一些做过比较详细的讨论。⑦其他问题包括,它往往把历史简化为技术史,把当代问题简化为寻求解决依赖化石燃料的技术办法。同时,政治学问题,究竟是谁创造了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的?环境破坏,以及日益增加的跨文化联系,所有这些往往被一种叙事略去,在这种叙事中“人类”变成了我们自始至终遵循的行动者。⑧

超大规模的空间叙事也往往使用大时间尺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突出的主题和过程触及许多地方,而在时间上可能跨越几十年甚至数个世纪。所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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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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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8辑期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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