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 次 更新时间:2020-12-22 20: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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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  

   提要:宋朝最高统治者崇尚文治,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知识分子的队伍空前壮大。由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大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怀着“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识,在施政中具有较强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对改善政治、安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科举制度的公平取士和对举人的关心照顾,以及帝王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尊重,当是形成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主要原因。由于重视知识分子,使文化软实力得到加强,从而促进了忠君爱国价值观的形成,既防止了“内乱”,又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使宋朝的国祚得以绵长。

   作者简介: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宋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对科举制度史和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的研究,也用力甚勤。先后出版专著10部,发表论文近200篇。

   知识分子,顾名思义,是指具有相当文化知识的人。但是,在实际界定“哪些人属于知识分子”时,却并不容易做到。究其原因,一是时代不同,构成知识分子的成分也不尽相同;二是人们对于应该达到怎样的文化水平才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缺乏统一的标准;三是如果说以文化知识为职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那么士大夫是否也应该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对于这些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限于主题,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里哪些人可以称作知识分子,本文只能作出一个较为宽泛的划定,即:各级学校的教师,在中央官学到地方州县学和书院读书的部分学生,参加科举考试或获得察举的士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技艺人才,富于家学教养的读书人,以及以文化知识为职业的其他人群。这些人在本文中都被列入知识分子。按照这个标准,由科举进身的士大夫,在身份上虽然与一般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但因为他们原先也是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不仅可以列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可以视为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特别是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来都是国家清明与否的风向标;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足以反映一个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高低。如果这些人缺乏廉耻和担当,只会唯唯诺诺、趋炎附势,汲汲于个人名利,那么他们所在的国家的思想道德就会全线沦陷,社会必然走向黑暗和腐朽。由于文化软实力低下,国防力量也会遭到严重削弱。反之,如果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日益壮大,士大夫们充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并具有某种“共治”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从宋代士大夫的总体表现来看,他们基本上属于后一种情况。

   那么,宋代知识分子队伍迅速壮大的原因是什么?作为其中重要一部分的士大夫,他们的“共治”意识有着怎样的表现?产生这一意识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以往史学界较少关注而在今天仍不乏某种借鉴意义的问题。笔者不揣识昧,拟对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的空前壮大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的人数与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增长。但是,从先秦到隋末,这种增长速度显得非常缓慢。只有到了唐宋,特别是宋朝,知识分子队伍才迅速壮大,人才也随之大量涌现。明人有言:“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这当是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壮大的结果。

   宋代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读书人数激增。

   先秦时候,包括师资、书籍(简册)在内的教育资源,基本上掌握在大小贵族及其后裔手中,有条件读书的人极少。西汉建立之初,天下兵革新定,由于简册散佚,儒生老死,能够受到教育的人仍寥寥无几。到武帝时期,由于推行了察举制,大凡被察举为秀才、明经、贤良文学者,都需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太学的建立和《五经》博士的设置,简册的逐年增加,推动了知识的传播。一些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尝到了世代做官的甜头,于是社会上出现了“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的谚语。读书人数的增加,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东汉后期产生的世家大族,到魏晋形成门阀士族。当时的政权,为累世公卿大臣所把持,寒人地主很少获得察举的机会。曹魏所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从实质上来说是一种选举范围更加狭隘的察举制,士人即使学识丰富,品行端正,获得好“评”,但如果没有门阀(品)的支撑,入仕仍困难重重。因此,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重武轻文的现象相当严重,有人认为:“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史,匡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无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一些人还以卫青、霍去病为榜样,认为他们虽然不读书,却能成为公辅,故“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魏晋南北朝时期读书人数增加不多,文化发展相对迟缓,原因就在于此。

   入唐,门阀势力衰落,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为庶族地主打开了一条读书做官的通道。东汉时改进的造纸术此时已经普及。因此,唐朝读书人数比以前有显著增加,从而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这也是光辉灿烂的唐文化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科举制度在唐代尚属初创,还残留着以往察举制的种种弊病,新老士族仍可凭借政治、经济优势,继续垄断取士大权。在这种形势下,读书应举仍然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有学者将《旧唐书》和《新唐书》所载830名进士按其社会出身作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新老士族子弟占75%,没落士族和低级官员子弟占13.1%,其余子弟仅占11.9%。另一个例证是,唐代进士多出身新老士族聚居的京畿地区。荆南(湖北江陵)距长安不远,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才有一人及第,时号为“破天荒”,于此可见一斑。按照唐朝官府关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子弟不能入仕的规定,在李唐一朝所取6823名进士中,没有一个是农家子弟,也就不足为怪。

   到了宋朝,士族势力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官僚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社会上任何人,要想保持家业不堕,除了读书做官,已经没有别的出路。太祖赵匡胤及其继承人为巩固统治,招揽人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详见后文),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全国各地读书人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仁宗朝进士朱长文(1039—1098)云:

   (苏州)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裦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盖自古昔未有盛于今也。

   同时代的诗人晁冲之,在所作《夜行》诗中,对此也有反映。其诗云: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到了南宋,随着宋金战争的停息,读书之风更盛。如江山(今属浙江)地方,山峦起伏,交通不便,文化十分落后,后有老儒徐存“隐居教授”,“从学者至千余人”。福建侯官古灵四先生的弟子,少者有数百人,多者达上千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刻苦读书,把自己培养成了知识分子,甚至由科举踏上仕途。

   宋代读书人之多,普及程度之广,确实为汉唐以来所未见,从而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空前壮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书籍的大量流布和学校教学的发达,有利于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

   要读书求知,书籍和教学两者不可或缺。到了宋代,这两个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先看书籍的流布。

   据有关专家研究和对现存实物的考证,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出现在唐朝初年。但唐时的雕版印刷还不够成熟,印刷物质量差,数量也不多。据近人孙毓秀《中国雕板源流考》载:“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难怪唐玄宗命人在弘文馆修书时,不用雕版印刷,而“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抄书”,这反映唐代典籍主要仍以手抄为主的事实。

   五代干戈相寻,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破坏,刻书业也不例外。当时虽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九经》,但前后竟用了21年时间才完成,所以多数书籍还是有赖于手抄。

   宋兴,在“文治”政策的推动下,雕版印刷获得了大发展。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参观国子监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诗人苏轼(1037—1101)后来也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北宋建立不过半个多世纪,书籍的流布已经达到如此广泛的程度,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

   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不仅流布广,且种类繁多,从《千字文》《神童诗》之类的启蒙读物,到儒家经典、史书、文集、诗歌、笔记小说、方志舆图、书算医药、天文科技,以及事关朝代兴替、政治得失、制度沿革、军事成败乃至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书籍,无不加以刊印,流传至今的也不在少数。

   总之,宋代书籍的大量流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

   再看学校教学的发达。

   宋代学校大致有四种类型: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各地书院、私塾村校。

   唐代中央官学名目繁多,有国子学、太学、宗学、小学、广文学、四门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唐初,生员总数达3260人,到盛唐,随着高丽、日本等外国留学生大量涌入,生员总数曾经达到8000余人。但“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等地遭到叛军严重蹂躏,中央官学一落千丈。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十二月,据国子监奏称,两京诸馆生员总数只有650人,已今非昔比。

   北宋中央官学的设置,基本上沿袭唐朝。到了南宋,上述学校或省或并,只有太学、武学和宗学最为著称。在宋代各个中央官学的生员中,以太学生的人数为最多。徽宗崇宁三年(1104),上舍、内舍、外舍生,合计达到3800人。南宋太学生人数虽有所减少,但即使到其末年,仍有1716人。尽管两宋其他官学的人数失考,但从太学生的人数推测,总数应该不会少于唐代。

   地方官学指府州军县所设的学校,古称乡校。至南北朝,始有州县学之名。因为当时有条件读书的人很少,所以此类学校尚不多见。唐朝州县学有所增多,但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北宋建立之初,州县学依然不多,经过庆历(1041—1048)、熙宁(1068—1077)、崇宁(1102—1106)三次兴学高潮,加上“三舍法”的推行,州县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到南宋时,州郡普遍建起了州学,县学也逐渐得到普及。以两浙地区为例,有县学76所,占全地区80个县的95%。如果说唐代中央官学比较发达,北宋与之相比尚无明显优势,那么,宋代州县学可以说远远多于唐代。州县学培养的学生虽然不能笼统称之为知识分子,但其中的许多人以后无疑将成为知识分子。

书院之设,肇始于唐,推行于五代,至宋而大盛。唐代书院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官方收藏、修撰、整理书籍的机构,最早有玄宗朝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另一类是作为士人读书治学和备考的场所,如建于唐高祖武德六年(623)的蓝田瀛洲书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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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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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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