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比较优势到规模经济——重新认识东北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20-11-28 2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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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9月刊

   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的先驱,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2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2.4%,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全国占比高达23.0%。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东北地区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3.4%,第二产业增长贡献率为17.4%。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东北的贡献率有所下降,如1978—2000年期间,该地区对全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9.6%,第二产业增长贡献率为10.3%。21世纪初开始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东北地区对全国的GDP增长和第二产业增长贡献率分别下降到5.9%和4.9%。

   实施东北振兴战略,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旨在提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把该战略实施多年之后东北三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增长率低于其他许多地区,看作是战略成效不显著的表现。然而,东北的经济发展是比赶超发达地区目标远为复杂的问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既是赶超的对象也是赶超的主体,东北振兴战略的性质与在中西部地区实施的均衡发展战略应具有不尽相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拟从探讨几个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入手,重新认识东北经济,尝试提出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误导的地区赶超理论和经验依据

  

   国家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意图,是使相对落后的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无论就其本质而言还是就其出发点而言,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也有赶超发达地区的意图,无论是提出并实施某种地区发展战略,还是制定并实施某种特定政策,也都属于赶超战略的范畴。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和获得的早期关注,实际上大多是关于赶超战略的理论、方法和政策的讨论。

   赶超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或者说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发展地区经济,才能实现对更发达地区的赶超呢?我们先从国家的赶超战略及其实施效果谈起。按照林毅夫等的概括,落后国家的赶超战略分别遵循两种大相径庭的原则,一个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通常导致赶超失败;另一个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成功实现赶超的案例通常属于此类。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发展成效,是对这两种赶超战略实施结果的最好诠释。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同当时劳动力过剩、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相违背的。为了降低工业化成本,就要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并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了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就要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体制和没有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体制;为了防止生产要素的自发流动,就要形成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体制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微观环节缺乏激励、宏观层面资源配置低效率、经济结构失调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弊端。作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这个时期虽然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也使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代价,同时也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改革开放以来,从改善微观环节的激励机制开始,农户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企业也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随着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随着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逐步发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转移劳动力满足了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发展的需求,丰富的劳动力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了资源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赢得了竞争力,也由此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理论和经验依据有两个渊源。

   第一个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根据若干工业化国家统计经验得出的结论:无论资源禀赋、影响布局因素以及制造业结构,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必然遵循一个统一的模式:从生产消费品提升到生产资本品。表现为一个系数关系就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即霍夫曼系数趋于降低。既然生产资本品的重工业是工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归宿,那么跨越生产消费品的阶段直接以重工业为优先序,岂不更符合赶超要求?

   第二个理论渊源是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的增长模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和资本不能从国外流入的假设下,他证明,投资越多地配置在生产资本品的部门,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越高,最终越能形成资本品生产部门与消费品生产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与此相关的经验基础似乎是,在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工业化启动阶段,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把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这个生产资本品的领域,可以利用其自我循环和自我服务的特征,帮助打破市场瓶颈,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并希冀在未来带动产业结构的平衡发展。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应该来自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开创,并由现代经济学家俄林、赫克歇尔和萨缪尔森等人发展完善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个众所周知的理论的最终形态可以简单概括为: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每个国家分别从事凝聚不同要素强度产品的生产并形成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使国家之间进行产品贸易且均能获益。基于东亚一些经济体成功实现赶超的经验,林毅夫等把这个原理引申为一个国家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形成相应的产业结构,可以最充分地利用丰富的生产要素,提高最稀缺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在开放的条件下把资源比较优势变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故在国家层面可以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如果说比较优势原则可以用来指导形成国家发展战略的话,该原理却不是一个国家内部落后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理论依据,因而也不应该以此原则为指导制订地区发展战略。这是因为国家之间经济互动与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经济互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国家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比较小,产品贸易却相对容易。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把生产要素禀赋特征转化为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进行交换,各国相当于输出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以此交换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

   然而,在一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强,特别是在存在要素市场的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可以无障碍地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如果依据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作出判断,以为该地区可以靠发挥与之相关的比较优势形成专业化生产,事后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早在与资源禀赋或要素相对稀缺性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形成之前(甚至在国内统一的产品市场形成之前),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便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或要素相对稀缺性特点,固然可以在事先认识到并且作出判断,比较优势却只能是依一系列条件而实现的。可见,比较优势原则并不是地区赶超的理论依据。

  

   关于地区赶超的理论依据ABC

  

   这里所说的ABC并不是通常意义上“基础知识”或“基本原理”的意思,而是对地区赶超两种理论依据的简称,即分别是后发优势(英文为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简称AB)和趋同(convergence,即C)两个经济增长理论。前面我们指出了比较优势不是地区赶超的理论和经验依据,现在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看,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后发优势和趋同假说,可以作为我们认识赶超现象的参照框架。

   后发优势是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首先提出的一种假说,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在诸多形态特征上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反而具有这种有助于赶超的“源自落后本身的优势”。极简而言之,这种优势来自于后起国家可以较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支付“试错”的代价。经济发展是在技术、制度、管理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的结果,而这些创新的过程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是在试错过程中实现的。后起国家恰恰可以引进先行国家的技术,甄别借鉴其已有的体制和机制,汲取前人付出代价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使发展过程相对快一些。这对于国家内部的落后地区来说,不仅道理是相同的,而且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借鉴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增长经济学家(代表性人物是索洛)从资本报酬递减假设出发,认为起点上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随后越倾向于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旦这个后起国家比先行国家增长更快的过程持续下去,前者就趋于实现对后者的赶超,形成所谓的趋同现象。由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和趋同不仅仅产生于初始人均收入的高低,还需要有诸如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积累、投资率、基础设施、市场化水平、开放度、政府作用等条件的配合,因此,人们在讨论趋同问题的时候,通常是指“条件趋同”。

   后发优势与趋同两个理论假说之间也具有逻辑上的联系,可以互相印证。例如,趋同所依据的资本报酬递减假设的存在和各种条件的形成,都具有后发优势的特质。同时,我们也需要时刻区别两者在内在属性上的差别。例如,两个理论具有一个依据不尽相同却逻辑关系相互类似的共同假设,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始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关系,即初始水平越低增长速度越高,初始水平越高增长速度越低。然而,这种关系只能理解为一般性的或趋势性的。

   图1显示的就是这样的趋同现象。图1中的两个部分其实是用相同的数据绘制,第二张图是第一张图的局部放大。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助于我们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呈现出的总体趋同趋势,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也可以从中看出总体趋势中的差异性表现。同时,世界经济的一些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经济发展趋同的预期效应和多种可能结果。

  

  

图 1  世界经济趋同的趋势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世界银行官方网站:https:// data.worldbank.org /

   首先,如图1所示,1990年人均GDP与1990—2017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虽然具有一条负斜率的趋势线,即总体表现出趋同的倾向,但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即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与自身的初始收入水平并不具有符合预期的联系。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大趋势中总是存在着变异,就单一国家或地区来说,呈现出异于众数规律的个性化结果也属必然。

其次,有些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而位居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如果从工业化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衡量却算不上是发达国家,因而也未在上述趋同关系之列。也就是说,在统计意义上,这些国家虽然初始人均收入较高,随后的增长表现通常却无关,因而并无实质性地对世界整体的趋同关系作出贡献;在政策含义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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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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