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4 次 更新时间:2020-11-03 23: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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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进入专栏)  

   很多人认为,当今欧美政治已被民粹主义裹挟。

   在美国,茶党的兴起、川普在共和党的胜出以及桑德斯旋风,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在欧洲,无论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还是排外性政党在许多“新欧洲”国家的得势,亦或激进左翼政党Podemos(西班牙)、Syriza(希腊)的选举表现,都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征兆。

   以“民粹主义”命名当今欧美的政治潮流,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民粹政治”与“民主政治”?如果说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与“以民意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进一步而言,为什么“人民意志至上”是道德可欲的,而“以民意为精粹”就是有害的?难道“我同意的民意”就是民主政治,“我不同意的民意”就是民粹政治?事实上,一个趋势是:没有政治家自称是“民粹主义”者,但是几乎人人都在给异己者贴上民粹主义标签。因此,如果不对民粹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概念上的厘清,那么任何针对“民粹主义”的分析都可能成为语义含糊的风车之战。

   本文试图在美国的背景下思考民粹主义。具体而言,第一,试图从概念上区分民主政治以及民粹政治,论述二者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第二,试图从长线历史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第三,从前面提及的分析框架及历史视野出发,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类型、程度、由来及后果。

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

   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其话语核心,并以此反对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政治。问题在于,尽管高度重合,“民主”与“民粹”是否存在相异性?如果存在,如何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记者Fareed Zakaria发明了“Illiberal democracy”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允许一定程度竞争性选举却大力限制政治自由的国家。)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那么,本质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而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前者,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

   “多元式民主”相对“一元式民主”,这个分野从何说起?简言之,分野在于对“民意”的认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性“人民意志”或“人民利益”,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民意”?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技术,是用以发现“那个”人民意志并为其道德合法性进行论证,还仅仅是一种决策的效率装置、“多数民意”无论技术上或道德上都不应取代“多元民意”?

   本文不是一篇思想史论文,对此很难展开论述,只能简述。“多元式民主”秉承汉密尔顿—熊彼特—哈耶克的传统,认为“民意”是多元的,因而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意见)都应有表达渠道。他们恐惧“多数暴政”,认为应以自由制度安排(财产权、市场自由、言论自由、少数权利等)约束稀释多数偏好——事实上根据Riker这样的社会选择理论家,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并能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都大可质疑,遑论以其为决策的依据。

   而“一元式民主”则以卢梭—新左派为主线,倾向于将民意本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源泉,解除对这一意志的束缚。尽管卢梭的概念是“公意”而非“众意”,但是假定民意是一个单数形式(general will,而非general wills)并进而假定这个意志客观存在,本身就蕴含了极权政治的种子。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这种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多数意志”(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意志的话)设定了“半径”——半径之外,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不能随意占领。权力分立、间接选举、非民选权力机构的存留、联邦制、游说组织、智库、市场的政治力量、财产保护等制度安排,便成为抵消“多数统治”的一些缓冲机制。

   相对而言,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

   很大程度上,当代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普京的俄罗斯或者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都是这种“一元式民主”的代表。与威权统治不同,这些国家存在着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又与自由式民主不同,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对两种民主做出区分之后,民主和民粹之间的区分就相对清晰。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一元式”的,是“选举界定民意,民意统领一切”,那么民主和民粹就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只有当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自由式的、多元式的,我们才能找到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民主的多元性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民主和民粹的区分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自由式民主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天然导向社会分层。因此,区分(自由式)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一个标志是对精英主义的容纳程度。自由式民主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精英主义,而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在此,精英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智识的。

   第一,经济上而言,(自由式)民主容纳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并认为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是政治权利的基本保障;而在民粹政治中,经济自由常常屈从于其他政治价值——对于左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往往与“平等”相联系,而对右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则与“身份认同”相联系。

   第二,政治上而言,民主政治也比民粹政治更能包容政治精英主义。尽管自由式民主作为民主,必然要求政治权利的平等,但它并不保障、亦不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如果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并善于运用组织、资源、话语权或话语能力去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最直观的情况下,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投票),从而造成影响力的不均,那么这个局面并没有道德上的不义性,正如一场赛跑需要保障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并不保障每个人的速度一样快。

   第三,智识上而言,自由式民主更强调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观念合法性,而不是仅仅以人数(“多数”)或者身份(“白人”“穷人”“We are 99%”)来自动获得合法性。比如,诸多调查显示,在一系列科学问题上(比如全球变暖、核能源、转基因),大众和科学家的观点常常存在落差。此外,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大众的态度也常常不同,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将容纳甚至要求放大“专家”的声音。当Gilens以“中上阶层对政治的影响力超过中下层”来批评美国民主时,很大程度上他是在以民粹式民主的尺度作出批评。

   当然自由式民主仍然是民主,因此与威权主义不同,它反对封闭式的精英主义,而要求一种开放式的精英主义——政治家需要通过选举上台、企业家需要通过创新来获得市场、专家需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影响力。换言之,精英或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人有资格垄断精英位置。本质上,自由式民主依赖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

   一个反讽的局面是,虽然民粹主义敌视精英主义,但它却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强人政治”甚至“独裁政治”。可以说,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专制的天然倾向。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首先,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去唤起和表达。由于对“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敌视,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去树立一个“反叛”的旗帜。因此,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其政治的“个人色彩”很强,这与民主政治的“机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民主政治是冷静的、常规性的甚至乏味的,而民粹政治中充满了“孤胆英雄引领民众振臂高呼”的戏剧化场景。

   其次,由于民粹政治试图以民意为名将所有的政治力量“拧成一股绳”,将分散、多元的权力收拢为集中的、一元的权力,它倾向于借助“选举霸权”拆除政治制衡。因此查韦斯的国会数次“授权”总统绕开国会、实行“政令统治”,普京大大压缩地方政府的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埃尔多安大力打击公民社会、压制不同声音……将选举发现的“一元意志”定义为全部民意,再将“民意”神圣化,又赋予自己“民意代言人”的身份,民粹主义就这样悄然实现了“民粹”与“强人”之间的过渡,实现了二者的两极相通。

   因此,民粹政治的现实展开形式,常常是政治强人利用底层民众联手夹击社会中间层,而自由式民主固然具有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精英本身的多元性与分散性,却更能抵御威权主义的侵蚀。

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就美国政治传统而言,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实践是多元自由式的,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联邦党人对“多数暴政”的警惕,在美国宪法的设计当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各种制衡机制的设立即是平衡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努力。

   事实上,尽管美国宪法开创了现代政治的第一个大规模民主实践,美国宪法里面根本没有“民主”两个字。在许多开国者看来,政治的多元性和制衡性,而非“民意”的所向披靡,才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才是其追求的终极价值。当达尔将民主改写为“多元政体”(polyarchy)、并认为这比democracy更能反映现实中的竞争性政体时,他的表述或许更接近美国制宪者的本意。

   正因为美国的民主具有相当的精英主义成分,它的民粹主义传统并不显著。无论是对比法国左翼传统,或德国右翼历史,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民粹政治,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淡。这是认识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在切入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之前,应从整个历史图景中获得认识它的比例感。尽管这一比例也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但失去它,谈论美国政治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霍夫斯塔德曾在其名著《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指出,虽然美国的历史在每一个横切面中似乎都斗争激烈,但在激烈斗争的表面之下,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辉格党人”(即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分享一些基本共识: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与阶级斗争;对有产阶层、企业家阶层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场;主张政治宽容与经济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温和的中间派传统,缺乏极端主义的土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美国政治历史的一把钥匙。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即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了制衡和否决机制,因而“多元民意”中的特定“一元”通常能在政治体系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不会因为它不合乎特定范围的主流民意而被碾压。无论是联邦制、司法审查制度,或是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复杂制衡关系,都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制衡机制的表现。其好处和坏处,是任何政策的演进和改革都比较缓慢。福山曾经哀叹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否决制”,并认为这是美国今天政治僵局的一个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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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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