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元骊:宋代官户免役的政策调整、法律诉讼与限田折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 次 更新时间:2020-10-30 10: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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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元骊  

   摘    要:

   官户在北宋前期完全免役,百姓负担沉重,致社会矛盾激化。在承认特权前提下,为减少纷争,朝廷调整了官户免役政策,对免役范围有所限制。采用的手段是以土地数额(限田)为指标区分免役额度,形成了按曾任官级别扣除不同基数再与民户比较的优待措施(法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民户、官户与地方官员围绕“何为官户”,以及具体免役数额产生了诸多诉讼争端。为平讼止争,且因田地质量千差万别,全国一致的限田额度需要转换为当时当地公认标准。产钱易于计算逐渐通用,以此为基础最终形成了一套无成文规定且非常复杂的免役限田折算办法。

   关键词:宋代; 官户免役; 限田; 纠役;

  

   秦汉以来,官府强迫百姓提供人力已成通例,“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1,是国家汲取财富、维护统治、管控社会的基本方式。承五代弊政,宋朝官府更是要求民众无偿甚至倒贴从事本应付酬的职务性劳作,是为“职役(差役)”。严重扰乱民生,但难以改变,不得不长期维持。围绕如何公平负担,朝廷上下争论不休,措施迭出,但直到覆亡,也仅在差役、免役、义役等几种手段中反复循环,并无根本性解决之道。对乡民来说,无力抗拒则尽量推脱推迟,即所谓“纠役”。而官户因具有相对优免特权,2土地资产又位于乡村,遂成为“纠役”的重要对象,“官户免役”也随之成为乡村社会中的矛盾焦点。

   职役问题重要且复杂,学界极为关注,3其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官户免役问题,论述虽少但成绩突出。张景贤认为限田是为了均役,殷崇浩详细梳理了官户免役规定,游彪认为“免役法”一定程度打破了特权,黄繁光则注意到了官户限田免役程序问题。4殷、张两氏对职役与限田关系略有涉及,但主要是分析土地制度。收有大量纠纷实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当时尚未出版,5两文未能涉及官户免役实际运行状况。黄氏虽然运用案例较深入剖析役法实况,但官户免役一带而过。王曾瑜认为执行官户限田免役规定,有着相当麻烦的计算,6但具体规则、实际操作程序等无关其文主题,未及细述。不过,官户免役限田问题涉及宋代官制、田制、礼制、役法、户等诸多重要关节,同时也关联乡村基层管理体制和中央、地方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由纠役而逐渐明确起来的官户免役政策,通过具体案例详细讨论了民户与官户纠役诉讼过程,复原了官户免役条款中朝廷规定优待数额和自然性状土地之间实际折算、计算办法,说明了“限田”的真实含义。

  

   一纠役而导致的官户免役政策调整

   宋代乡村差役基本情况及负担之沉重,学界已有详细讨论。7但多留意职役制度及乡民整体负担状况,关注于官民对立,对执役百姓内部分化矛盾研究略有不足。对南宋役事纷争印象深刻,对北宋“纠役”则较少了解。但无论南宋、北宋,不管差役、雇役(免役)或是义役,“纠役”都相伴相生,长期存在。乡村中采用类似孀母改嫁、亲族分居、弃田与人、非命求死等激烈手段避役者虽层出不穷,8但仍属少数。多数百姓无法躲避,只能被迫执役。不过乡民也不是全然被动,执役一户,备选多户。面对着破家荡产之虞,孰先孰后,对于百姓来说意义重大,不得不全力争之。当然,在不同役事执行办法之下,民众负担也不尽相同,对官户的敌视和冲击也有不同,纠役情况则随之亦有变化。

   役法初行,州县均有定额,各有其“职”9。官员差役全免,“品官之家,旧无色役”10。乾兴(1022)以前,“官员、形势、衙前将吏……并免差遣”11;皇祐四年(1052),“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12;苏辙说,“品官之家,复役已久”13;杨绘说,“官户……素无役者”14;司马光也说,“品官……本来无役”15。而随着官员数量增加,免役人口也大量增加。官户免役渐成为社会矛盾焦点,朝廷不得不逐渐对全免政策加以调整。

   早在建隆(960—963)初,就允许百姓相互“纠役”。“诏县令佐检察差役,务底均平。或有不当者,许民自相纠举”16,以之作为制约基层官吏手段。官府处理不当,“亦许诣阙伸诉,按验不虚,其合充役人及元差官吏并节级科罪”17。这套体系运转到王安石变法前已难以维持,成为役法变革起因之一。18熙宁二年(1069)安石变法改出“免役钱”,但神宗认为官户出钱太少,王安石特意解释:“官户、坊郭,取役钱诚不多,然度时之宜,止可如此,故纷纷者少。不然,则在官者须作意坏法,造为论议。”19在民间,则百姓争诉户等高下。20元祐(1086—1093)更化,折回差役,民间争执又变为先后之争。哲宗“绍述”,又改为免役,百姓又随之争户等高下。徽宗尊新党,在役法上有微调而无根本性改变。

   南宋差役、义役并行,执行方式上非差即雇,纠役在所难免。21“自来轮差保长……须指决论讼,数日方定”22,“乡司案吏于造簿攒丁、差大小保长之际,预行作弊,致争讼不已,使已役之人久不承替,破荡家产”23。不作弊,已是纠诉不止,24如再有作弊者,更是争讼不已。25乡村下户无处可逃,服役之后“征求之频,追呼之扰,以身则鞭捶而无全肤,以家则破荡而无余产……尽室逃移,或全户典卖”,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何止可为恸哭而已哉”26!

   叶适说:“今天下之诉讼,其大而难决者,无甚于差役。”27无论是差役、雇役甚至义役,民户之间都有先后,都想推迟应役时间。汪应辰说:“契勘催科户长,最为难事。寻常人户当差役之际,不问当否,例须词诉。比及本州行下属县,往复取会,迂回留滞。”28袁说友长期执掌役法事务,他强调纠役对民众生活实为大扰,“纠役者,其弊尤甚于差役。差役之不公,害固及于一家也。纠役之不当,其害岂止一家哉”29!楼钥也说:“夫民之畏役如避仇雠,苟可以幸免,则无所不至。”30供基层管理者参考的《州县提纲》则提出:“差甲得赂,辄改差乙,差乙得赂,辄改差丙。本差一户,害及数家。”31叶、汪、袁、楼乃至不知名者均为基层官员,切身体会就是纠役甚至比职役本身危害更大。但恰由于职役难为,“故当保正副一次,辄至破产”32,百姓避之如寇仇,宁可“无所不至”,“害及数家”,也要纠役到底。官户享有免役特权,更成为众矢之的。

   面临逃役者众的局面,朝廷逐渐调整政策,先是试图限制官户购买土地,因为民户应对策略是隐蔽财产特别是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或者“便作佃户名目”。严控土地交易,管住官户不得购买,也就控制住逃役诸般途径。“请应自今见任食禄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除见庄业外,不得更典卖田土”33。官府想把更多人纳入到应役基数中,但引起抵抗过强,“未几即废”34。嘉祐六年(1061),官户免役政策略有微调,“京官不得免衙前,自余免其身而止”35。熙宁二年,“职役”政策略有调整,官户出“助役钱”而不用亲身服役。36绍圣(1094—1097)以后,恢复了免役法,但官户仍要出钱免役。

   官户出钱,即可免除沉重差科负担,仍嫌太优。所以政和(1111—1117)时出台了品官之家“限田”政策,“一品一百顷,二品九十顷,下至八品二十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37,同时免差也免科。限田不是“限制占有”,而是一个等级标准,目的是将品官分出层次,这成为后来南宋官户免役法的制度基础。宣和(1119—1125)年间,因免役钱减免影响社会公平,又规定“自今二等以上户,因直降指挥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38。非正途出身官员,在某种程度上被驱除了“官户”队伍。因为不加甄别,则势必“终身获免,则是每户得数千缗于须臾,而失数万斛于长久矣”,且“与士大夫流品混矣”39。朝廷一方面要维持流品区别,另一方面也要尽量保持减免总额度不至于急剧增加。

   绍兴元年(1131),柳约提出:“品官之家各据合得顷亩之数,许与减免,数外悉与编户一同科敷。”40但因“官户田……过数者极少……规免科需者,比比皆是”41,取消了柳约建议。绍兴五年(1135),“博籴授官人,依进纳条令,官至升朝,与免色役……不得免科配”42。绍兴十七年(1147),“应官户除依条免差役外,所有其他科配,不以限田多少,并同编户一例均敷科配”43。从此只免差役,而不免科敷。绍兴二十九年(1159),赵善养提出:“官户田多,差役并免……望诏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势无厌之欲。”户部主持,各部门会商决定,“品官之家……格外之数衮同编户,募人充役”44,基本原则是按等级免差役。绍兴三十年(1160),在以上办法基础上,对相关条款继续细密化,45“山林园圃及坟茔地段”一概豁免,芦场折半计算,不在限田范围之内。46绍兴三十一年(1161),继续细化条款,以防备出现“一品官限田百顷,身后半之。使其家有十子,各占五十顷,则为五百顷……所占不知几何”47的局面。

   孝宗时期,继续缩小官户免役范围:“承荫子孙许置田亩数目,虽比父祖生前品格减半,若析户数众,其所置田亩委是太多……子孙分析,不以户数多寡,欲共计不许过元格减半五十顷之数。其余格外所置数目,并同编户。”48乾道八年(1172)规定:“品官之家照应元立限田条限减半,与免差役。”49淳熙七年(1180)则试图“十分为率,令再减三分”50,以一品为例,即从50顷降到35顷。但过于严苛,未能推行。从政策连续性来看,由差科全免,到免科不免差,再到按等级免差,官户免役政策整体趋向于愈来愈严格。

   因官户全免役,有力民户避役方式主要围绕着田土寄名而产生。51随着名义“官户”田土数量大增,真正的民户越来越难以承役,用官户之名避役逃役的情况就更加严重,导致官府在承认特权前提下逐渐加以限制。王安石变法,收钱免役,官户开始交纳“助役钱”。但是官户博弈能力强,役钱多被减免。政和以后,则按等级给予“限田”优待额度,在一定标准下免差科。南渡后,调整了官户免役律令,条款逐步细密化,从免除全部差科,调整为只免差役而不免科敷,再调整为按等级免差,但其基本原则在政和格令中已经奠定。正是由于乡村职役难为,纠役广泛而普遍,百姓用尽各种办法逃避,官户在其中处于纠纷焦点。52围绕免役问题,编户和官户之间“牒诉纷纷,所在皆尔”53,才促使了官户免役政策不断修订调整。

  

   二官户免役纠纷中的法律诉讼

   役事多在乡村,贯彻执行都离不开乡村机构。宋代乡村基层组织,北宋一般由乡、里两级构成,南宋多由乡、都、保三级组成。北宋中后期尤以乡书手最为重要,乡役点派为其核心工作,“造五等簿,将乡书手、耆、户长隔在三处……逐户开坐家业”54。开禧三年(1207)规定:“差大、小保,必令本县典押及乡书手于差帐同结罪保明……其合执役之人,即时给与差帖,截日承受管干。”55一般情况下,如果某地缺某职役,由基层乡司提出人选:“本县一都见缺保正,乡司、役案保明董世昌。”56发生承役纠纷,乡司也要提出证据,或者帮助说明情况,“及唤乡司……根刷每户即目税数并歇役年分”57。在役事分配程序上,多根据簿书所载财产(主要是土地)为依据,然后给予差贴或者出告示。乡民接受则执役,不接受则纠役,也就开启了法律诉讼过程。

   官户免役纠纷诉讼大体有三类情况,官户试图以官称免役、民户纠举官户及赠官是否可以免役。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三所收涉及官户的相关案例来看,黄知府案、乐侍郎案、王钜案、刘儒宗案、刘知府案、李侍郎案、黄监税案、俞嗣古案等系官户试图以官称免役,但被地方官员拒绝的案例;黄监税案和陈坦案,是民户与官户纠役。另外,处州何伯庸案,则是赠官可否免役的典型案例。从这些案例可以了解地方官员如何运用法律条款,处理判断案情的真实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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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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