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俊 孙保全:中华民族:一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 次 更新时间:2020-10-13 21: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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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俊   孙保全  

   摘要:今天中国的政治文献、学术研究和媒体话语中,“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中华民族问题已然成为关乎全局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已被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而中华民族地位的凸显,是由其自身具有的资源性价值所决定的。从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长时段来看,在民族国家构建、国家陷入生存危机、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中华民族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不同于当代中国语境中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既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蕴涵着一系列社会政治机制,具有深刻的国民整合功能,从而成为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发展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好中华民族的这种基础性的社会政治资源。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国家;国家发展;社会政治资源;国民整合

   作者简介:范俊,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孙保全,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中华民族”是今天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主流媒体乃至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概念,其出现范围之广、频率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华民族被如此凸显,与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分不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不仅屡屡出现于最高决策文件中,而且在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被写入了宪法。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决策层对中华民族的重视是有特定指向的,从而使得今天的中华民族问题具有了特定的涵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把“中国梦”界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明了中国国家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的内在一致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核心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也被放在国家治理制度与政策框架中进行论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用“大家庭和家庭成员”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成为国内民族关系调整的基本指导。在党的十九大上,“中华民族”成为论述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核心概念,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党的历史使命都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论述,国家发展目标的论述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列。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自从中国梦提出以来,中华民族的界定和论述都与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是在国家治理与发展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因此,对于国家治理和发展的资源性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在今天被强化和凸显的根本指向。那么,中华民族本身是否具有社会政治资源的意义,是否可以作为国家治理与发展的资源来加以运用呢?问题的答案蕴涵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

  

   一、国家形态转型与中华民族的初构

   自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开始,中国便开启了数千年延续不断的国家发展历史。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发展线索,并遵循着独特的国家形态演变逻辑,进而创造了辉煌的文明。然而,这样的国家发展历程却于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建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的中华传统文明,同建立在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文明迎头相撞之时,古老王朝的劣势和颓势便猝不及防地暴露了出来。在西方列强的诱胁之下,近代的中国人始渐开启和推动了由“器物”阶段到“制度”阶段再到“文化”阶段的社会政治变革。其中,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和转型,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突出的和最具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变革。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在多种文明的竞争和碰撞中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率先构建起来的现代国家制度。从国家形态演变进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国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核心是一整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通过民族国家这样一种现代国家制度体系,西方国家的社会得以重新组织和管理,现代文明在一个基本制度框架中得以巩固和发展,民族国家由此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支撑。当中西方文明在历史舞台上展开对决的时候,西方的民族国家毫无悬念地胜出了,其制度机制优势也在这场对决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引发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国家制度乃至社会文明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政治上迫于救亡图存压力的锐意改革,以及思想上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和启发,使得认识、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民族国家制度体系,成为时人不得不面对的时代性课题。

   而要认识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就不得不首先认识与其密不可分的“民族(nation)”;反之,如何认识“民族”,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乃至构建民族国家的路径。“民族”概念正是在这样的时势下被引入国内的,此后梁启超顺应当时世界上构建民族国家的时代潮流,将其与“中华”一词相结合,率先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诚然,中华民族概念的出现源于认识民族国家的需要,但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突出的概念一经产生,便又反过来作用于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知,进而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产生了牵引性和推动性的影响。

   中华民族概念在现实中发挥出广泛而强大的动员作用,使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具备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内涵。基于中华民族概念而兴起并不断扩散化、大众化的中华民族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促使中华民族日渐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发展,从而大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构建进程。中华民族的“醒起来”,又对构建与其相适应的中华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形成了强烈期待和巨大的推动力。当然,中华民族概念所促发的中华民族意识觉醒与强化,进而推动民族国家认知深化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作用,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阶段性地逐步释放和显现的。

   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之初,无论是这一概念的首创者梁启超,还是作为康梁立宪派政敌的革命党人,均将其同汉族或华夏族的概念等同起来。伴随这种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按照“一国一族”认知来构建汉族的民族国家成为引领性的社会思潮。鼓吹建立汉人单一民族国家的主张,及诸如“十八行省建中华”的口号一度甚嚣尘上。当意识到这种民族观暗含着解构国家的风险时,梁启超最终在理论上作出了区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的选择,这事实上是将中华民族的内涵由汉族扩充到了“国内诸族”。可以认为,正是在对西方的民族国家认知的基础上,梁启超自觉选择形成了“大民族”的观念。

   这样一种以“国内诸族”来界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近代历史上,辛亥革命为王朝国家画上了句号,构建民族国家的新征程从此开始。为实现对清王朝疆域的合法性继承,消除边疆地区的精英和民众将中华民国视为“汉人中国”的猜忌,南京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北京政府,均接受了此前立宪派主张的大民族观念以及“五族君宪”“五族大同”的构想,进而使得“五族共和”的提法大行其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概念(族称)开始得到官方、内地和边疆各界的认可及使用。袁世凯就在此时声称:“外蒙同为中华民族”,这是“中华民族”一词首次见诸近代中国的官方文件。此后,蒙古贵族也主动向北京政府表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共享太平”,“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成为少数民族代表较早(可能是首次)在政治文告中自称同属“中华民族”。不仅如此,各类以“中华”冠名的新事务也层出不穷,“中华民族”的受众范围日渐扩大。

   在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起点上,作为统合“汉满蒙回藏”等国内各个族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及中华民族观念被接受、使用、传播和扩散,不但初步地赋予了中华民国以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也发挥了认同整合、族际整合和疆域整合的目的。不仅如此,五族乃至国内各族同属中华民族,并在此基础上缔造共和、同享共和,无论是在法理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使得晚清的主权领土遗产得以较为完整地继承下来,同时使得“民主”“共和”的政治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这样一来,中华民国也由此不断获得“民族”“主权”“领土”“宪政”这些民族国家构成要素之内涵,由此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华现代国家的构建。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此时,随着“民族自决”理念在全世界的传播,以及在此思潮影响下边疆的某些势力谋求独立、自治之势的日趋严峻,朝野均对“五族”的提法表现出警惕的态度。孙中山等的“中华民族同化论”思想当属此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这同此前认为中华民族由“五族”构成的多元论明显不同,开始将中华民族的构建方向推向一元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蒙受屈辱,直接促使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国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以及强化了由此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使得“中华民族”概念与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以后得到广泛化的传播,并逐步在社会中得到确立。正是这种更加广泛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大众化的中华民族观点,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这个历史阶段以后,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族”的观念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囊括国内诸族的中华民族而非单个族体“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家’”,已然成为政治共识。面对国内外某些势力借由“民族自决”而发出的诘难,国人已经明确提出了“世界上焉有同民族而行民族自决的”的驳斥,较为有效地缓解了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分裂危机。这种情形同晚清时期流行的“一国一族”论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表明时人对于民族国家内涵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路已经形成了更为清晰和理性的思路。

  

   二、国家危亡时刻中华民族的觉醒

   中华民族概念创制于清末,并随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始被赋予国家民族即国族的内涵。然而在此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连年军阀混战以及经常出现“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局势,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虽持续推进但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阻滞,呈现出迟缓和内卷化的态势。东北易帜的出现,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和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也由此展开。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此前王朝国家内自在的人口逐渐地实现了国民化,进而又在“中华民族”族称下实现了整体化,是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形成的两个基本方面。在此方面,辛亥革命是一个关键性事件,它将王朝国家民众从专制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加以国民化的改造,引导他们祛除依附于强权的臣民思想进而逐步向同质化的国民转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通过颁布和实施一系列具有现代意义的宪制性文件与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由传统社会中的臣民、子民向现代社会中的国民的转变。而与此并行不悖的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创制与传播,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强化,以及中华民族构建进程的开启和推进,使得这些被解放出来和动员起来的新生国民,重新在“中华民族”的符号与族称之下得以组织、凝聚和整合。原本作为“一盘散沙”存在的王朝国家人口,经由国民化与民族化而逐渐结成一个自觉的民族,从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国家生存危机的克服凝聚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觉和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随着这一时期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得到强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时代最强音和最能达成共识的动员口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把原本有隔阂甚至冲突的社会势力凝结为“共同抗日图存”的统一力量。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共的坚决主张和极力推动之下,中华大地上的全民族抗战随之形成。蒋介石在庐山发布的抗战声明中提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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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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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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