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炯:边疆人的边疆话语——《〈 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的“边疆学”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09-27 00:4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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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炯  

   摘要:《新青海》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报刊文化现象诞生在近代中华民族危机和开发西北及边疆学兴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是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求学与工作的青海籍知识分子成立的新青海社所创办的月刊,是边疆地区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反映。它作为历史文本有着重要的社会与学科价值,既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志,又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重要历史文献,而且作为西部边疆人的现代报刊在近代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作为“边疆学”的边疆人的本土话语对我们今天构建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有着可以攻玉的学科价值。

   关键词:《新青海》;边疆学;文化自觉

   作者简介:杨文炯,1967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捧读装帧精美的九卷本历史文献《<新青海>校勘影印全本》(下文简称《新青海》)恍然有一种时间对折的历史感——“昨日之事”与“今日之场”因为一个“新”字将昨天的历史投射在当下新时代的语境中,犹如近现代中国历史长卷的对折。昨日之“新”已成为历史文献,但它作为历史记忆在曾经的“世界之中国”的民族危难语境中又毋宁是一种对未来中国的憧憬。它作为时人的历史期待在今天全球化场域与新时代“中国梦”的话语中于笔者更有一种“昨日重现”的历史感。尤其在近十余年的国内学术界,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甚至是“显学”的当下,更让笔者有一种回溯与追问历史的冲动——“边疆”何以成为学术话语的关键字。“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可以让学术思考在一个长的历史维度中来理解今天的学术文化现象——全球化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宏观格局下,为何边疆研究热再现?为何“新清史”观点成为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何为中国”又何以成为“我们是谁”再热烈讨论的学术命题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又何以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些彼此相关联的时代“学术之问”并非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同样的文化现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是知识界身临其境的遭遇——是面临民族存亡的“时代之问”。历史不免有惊人相似的一面,但历史从来不会枉然的重复过去,而是我们叩问今天何来何去之“学术之问”的历史之师。《新青海》就是这样一位老师——以史为鉴、鉴古知今,它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一个特定时期的边疆人的历史记忆无疑是我们理解今日之边疆历史的重要文本,而且它的全本再现——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存在之本身又提出了一个学术反思与追问的话语:在昨日之“边疆学”的回声与今日之“边疆学”的应声中让我们在历史的深处——在中华民族危难、边疆危机四伏的近代历史的大语境中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边疆人的边疆话语。

  

   作为文化现象的《新青海》:历史语境与文化自觉

   《新青海》之“新”可谓点中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穴位”——“新”作为历史长河的“浮标”是国人在19世纪至20世纪由王朝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记忆。“新”的文化意义不仅说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虽然屡遭惨败与割地赔款丧权之辱,但文化心志未灭,心灯依燃,而且对20世纪的中国依然充满文化自信和期待,并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文化动力。作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承前启后的文化巨擘梁启超于世纪之初的1901年就在“新世界”的观瞻中撰文展望“二十世纪新中国”:“吾意今世纪之中国,其波澜俶诡,五光十色,必更有壮奇于前世纪之欧洲者。哲者请拭目以观壮剧,勇者请挺身以登舞台。”历史变迁总是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但“新”却成为20世纪人们憧憬历史的点点“星火”,也是我们今日作为文献之“新”所看到的历史的文化记忆:1901年的庚子新政虽然是旧王朝的回光返照,却也是折射新世纪的一束光亮;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新民说》;1902年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发起新文化运动;1918年毛泽东等创办新民学会;1918年傅斯年等创办新潮社(后更名新潮学会)并于1919年创刊《新潮》杂志;1920年旅京的青海、甘肃籍学生创办《新陇》杂志;1929年作为首都的南京创办《新民报》;1929年青海省新建并创办《新青海报》;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创办《新亚细亚》期刊;1932年青海、甘肃籍学生在西安创办《新西北》期刊;1932年10月青海籍学生在南京成立新青海社并创办《新青海》月刊;1933年中华书局创办《新中华》半月刊;1934年在北平求学的蒙古族学生创办《新蒙古月刊》;1934年国民政府开启新生活运动;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乃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进入新时期……当这一串历史之“新”投射在21世纪新时代的巨幕上时,作为历史的文化背影——《新青海》在那个新潮澎湃的时代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被淹没在时代的涛声中或被“边疆学”遗忘的一份历史记忆,但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值得今天的“边疆学”学界重新回味的历史文化现象。正如《新青海》校勘本主编在后记中指出的:“作为期刊现象,《新青海》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确切的说,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应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一种文化战略的选择,也是近代中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学术文化现象。”斯言如是,它正是产生在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在走向民族自觉的关键历史时期,诚如费孝通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新青海》正是中华民族自觉在西北边疆地区的话语表达和文化实践。历史成就了《新青海》,《新青海》也成为了历史的呐喊者。纵观历史而言,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媒介文化现象正是分娩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互嵌的历史语境之中。

   一是近代中国之“过渡时代”的中华民族危机的宏观语境。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一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始此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沦为半殖民地;二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与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深深地刺痛了国人的自尊心,如时人所言:“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一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从而使“过渡时代”的“中国之命运,殆在于旦夕”——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汲汲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三是1931年和1937年的 “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危机四伏的国情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如时人所言的:“顽敌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从宏观的视角看,《新青海》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大语境中。

   二是边疆危机的时局与开发边疆热议的中观语境。边疆危机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的主要表症,可谓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就青海而言,虽然不是边疆之边,却是边疆的枢纽之区,青海“内接本部,外倚新疆,蒙古襟其左,西藏控其右”,“青海自内部准望,虽若偏于西北,合全部之幅员视之,实居国之中央;诚使青海向治,则控驭蒙藏,殆可收指臂之效……”正是青海在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就如西部边疆的中枢神经对其周边地区危机的反应极为敏感。如早在1913年英国殖民者通过“西姆拉会议”阴谋策划西藏独立时,尽管当时的青海还没有建省,但地方精英就对“西姆拉条约”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到1919年西藏的边疆危机日趋严重而牵涉四川、青海、云南等地,此时青海地方精英向中央政府外交部、蒙藏院及云南督军、四川督军、甘肃督军等有关方面发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艳电”,表达了青海人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鲜明的立场:“……西藏本中国属土,年来与川边构怨,譬犹兄弟阋墙,自应由兄弟解决,万不能任他人从旁干预。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认。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四川熊督谓:‘西藏问题大于青岛十倍’,洵为不刊之论。事关国家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露胆,沥血以告。”“艳电”的发表引起了全国对西藏问题的高度关注,青海人的主张和观点也受到了普遍赞誉。到抗战时期,此时的西北地区以及新建的青海省在西部地区的中心地位及其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才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如时人所言:“东北亡,热河丧,新疆变,康藏乱,这一套亡、丧、变、乱的痛史,才引起了国人注意边疆之诚心,政府当局亦变以往怀柔边疆之政策,而为实地开发之政策。”一批国民党政要同样主张:“西北的建设, 不是一个地方问题, 是整个国家的问题, 现在沿江沿海各省, 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 我们应当注意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 赶快注重建设。”“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出路,要恢复中国版图,必须以我民族发祥地的西北做大本营,要集中全力来开发西北。”“于是经营西北之声浪喧腾于人也。”《新青海》正是在这种声浪喧腾中逢时而问世的。如其《发刊词》所言:“值此国难方殷东北未复,藏兵构衅,西南吃紧之关头,边防孔亟,沦陷堪虞,岂可忍然置之耶?总理孙中山先生之建国方略,谆谆以开发西北为言,但西北产源,其最质美量富者,非青海耶?其急待开发以增国富者,非青海耶?……青海本身实具有国家繁荣庶富之资,青海前途,亦端赖国人开发经营之力。”

三是方兴未艾的边政学、边疆学的微观语境。“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东北陷沦,国人于悲痛愤慨之中,集注于开发西北之念。数月以来,开发西北之声浪高入云际,西北问题研究之组织及调查之社团相臻并起,亦图开发西北。”时局所迫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自觉,直接推动了学术领域的边政学、边疆学的兴起。当时国内主要的报刊媒体都设专题讨论西北开发,诸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地学杂志》、《外交评论》等,如时人所言:“年来,国人困怵于边事人亟,外辱堪虞,于是举国一致有开发西北之议,国内研究边事之团体与书报亦风起云涌,竭力鼓吹。”在内地的中心城市、主流社会研究西北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诸如北京有西北研究社、西北杂志社、西北公学社、西北论衡社、西北春秋社、西北协社、中华西北协会等;在上海有中国殖边社、西北公论月刊社、西北问题研究会等;南京有西北周刊社、开发西北协会、西北文化社、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刍议社、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1932年成立的开发西北协会并发行《开发西北》月刊、1936年成立的禹贡学会并刊行《禹贡》半月刊、1940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并创办《中国边疆》、1941年在重庆成立中国边政学会并发行《边政公论》月刊,边疆学、边政学由此应时而生。如边疆学的代表人物冯家升所语:“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为边僻而不关宏旨,不知吾人以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国学者努力最勤而收获最丰者也。顾彼等所以努力研究,无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东北,俄之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广西,其显著者也。虽能各就其国范围,争先开拓,举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国家政策之中,无不有侵略性之浸渍,故吾人于自己之边疆问题亦徒仰赖外人,其害真有不堪胜言者矣。”再如边政学的代表人物吴文藻指出的: “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已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表内。最近边政公论的发刊,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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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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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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