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克 马欣: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19-04-25 23: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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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克   马欣  

   摘要:在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风起云涌之后,学者们并没有从思潮澎湃的海洋寻找到登上陆地的通路,无论是官方的学科目录还是教育专业设置,都还没有给中国边疆学一个正式的名分,每个研究团队或者个人都是依附在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甚至文化传播学下开展边疆学理论研究。这种状况说明,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本身出了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出发点需要重新认识。以中国边疆理论的“元”问题为核心,努力解构边疆观,是重构中国边疆学的逻辑起点。解构边疆观,就是从学理上批判目前流行的边疆概念和观点,指出这些流行观点对边疆学创新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探讨新的边疆学建构的出路,以期实现重构边疆学。

   关键词:解构;边疆观;重构;边疆;边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边疆学原理研究”阶段性成果(17AZD019)

  

   当下的中国边疆学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从1983年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到2000年,中国边疆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启发和展开的阶段。21世纪伊始,围绕构筑中国边疆学的研究逐渐进入一个热潮,理论成果丰富,加上机构建设推波助澜,形成一个新学科似乎已势在必行。然而,沿着传统的边疆观展开的理论建设,始终在历史的围堰里打转,难以在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方面创新。经过了理论艰难曲折的发展,发现问题在于,现时代边疆的基本特征已经不同于传统边疆,边疆的功能也已经并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无论如何传统边疆观面临重大解构,只有通过解构传统边疆观,才能真正实现重构边疆学,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一、目前边疆理论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由“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路线是否正确?

   马大正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提出:“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是中国边疆学的首倡者,他也竭尽全力呼吁构筑中国边疆学,通过《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构筑中国边疆学》《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文章,苦心孤诣地指出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意义、任务、目的,并描绘了中国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和学术史。

   中国边疆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

   马先生指出中国边疆学经过“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最近三十年实践才有发展。”千年积累喻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边疆纪实及研究的历史遗产既是前人对边疆实况的记录,也往往反映了著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百年探索,实际上是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两个百年的时段。

   第一,千年积累的中国边疆历史和百年探索的中国边疆治理依然汇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历史学、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没有被新的一级学科取代,中国古代疆域史和中国历代疆域治理依然属于历史学科。而且,“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提法如果与“中国历代内地治理”的提法并列,我们会发现一个角度问题,与当今国家民族政策倡导的基本观点存在矛盾。

   第二,近30年的跨界学科交叉发展,集中在边疆政治、边疆民族、边疆文化和边疆安全方面,依托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而衍生出来的这些理论,基本是现时代实践要求的回应,并没有基于一个新的共同的规范的学科共识。也就是说,这些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领域,交叉的成果主要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缺乏共同的学理基础。

   第三,学科的扩展,并不意味着新学科的诞生。如经济学,可以有民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村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延伸为价格理论、数码经济、市场学、营销学、媒体经济学等,虽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多领域,却依然归属于经济学范畴。因此,边疆历史和地理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并不能表明可以从历史地理研究中诞生一个新学科。

   第四,一个概念产生的时间是否久远,与是否产生一个与之相关的学科并没有直接关系,同样,一个学科的形成发展与官员倡导和政府认定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一些人焦虑“中国边疆学”始终没有出现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以为造出更大的声势,就会引起“目录”关注。迄今为止,人类知识体系构成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分类及目录,哪些是被官方宣布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一切学科产生和消亡的“自然生成史”,即使在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或许会出现少数人为的“学科、学术”,但只有沿着人类社会分工进程、始终追随科学探索规律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才能存在下去。

   (二)以历史为基础构筑中国边疆学,无法正确处理“王朝边疆学”和“民族国家边疆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创建中国边疆学理论回避不了的:

   假若不做学理层面的切割、澄清和分辨,就会古今混淆、中外不分,错乱丛生甚至谬误百出。假如我们讨论的这个“边疆”不做刻意的时空规范,就会落在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

   毫无疑问,中国王朝时代的边疆本质上不是国家构成之根本,依然属于王权财富范围,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第一,以历史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学研究思路必然面临这个问题,这也是当前大多数中国边疆学研究家们占据的主要阵地,然而,也是他们无法突破的高地。无疑,中国边疆历史研究的大量成果为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构筑了牢固基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充实了历史学科并当之无愧地创新发展了历史研究领域。这个研究思路依然可以延续到近现代中国边疆史,混乱就出现在这个历史时段,“观念的历史要逃出历史的观念”,“王朝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边疆,共和国开启了新的边疆历史,如果中国边疆学仍然围绕着边疆历史转,就只能挖掘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演绎。

   第二,认为“中国边疆发展的大势”:一是原为边疆地区后变为内地的一部分;二是曾为域外或边疆地区现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三是曾为中国边疆地区而后成为我国域外之地。这三个边疆发展的大势,实质依然是历史问题,变化的根本局限在于利用新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加入民族史和周边国家关系史,历史部分只是避免陷入“当今国家政治体制观念的解释框架之内”。然而这样的理论研究,仍然不是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思路,还属于中国边疆史的范畴。

   传统的边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疆域的演变、边疆政策、治边思想和机构设置等基本问题,并涉及边疆社会生活、边疆开发、边疆战乱等问题,但随着边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时代边疆史研究客观要求的出现,仅仅局限在这一固定的研究范式中是远远不够的。

   正是在这样的边疆史研究观点推动下,扩展和融通成为近30年中国边疆历史研究大发展主流,而不是建构中国边疆学的通道。

   第三,基于所谓“历史上”边疆概念的涵义来解释中国边疆学中的“边疆”,仍然是历史材料的罗列加想象描述。因此,这样依然不能在中国边疆学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反而增加了“边疆”的复杂性,好像人们对边疆的客观性、现实性无法认识,只能用特征来加以描述。无论特征有多少,边疆的本质规定是存在的,比如李鸿宾教授指出:“边疆首先是疆域的构成部分,疆域是人群活动依托的空间场所。……当国家这类政治体将它的统治权置于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之时,这个空间就变成了所谓的疆域。如此看来,边疆是国家拓展的结果,它表明的是国家政治体权益在空间布局上的维系。”这才更接近中国边疆学的边疆定义。

   第四,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这也不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可以说,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常态,也是馈赠给近当代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内化为凝聚与稳定中国疆域基本形态的强大力量,一直延续至今。就历史传统与当今现实而言,中国从来就不是某个或某些民族的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样,都是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家园。正因为如此,即使有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蚕食,以及所谓的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影响甚至冲击,中国疆域的基本形态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二、解构中国边疆观需要的基本知性知识

  

   (一)需要纠正的几个基本思维路径

   存在都是有自己的规定性,即一事物存在的内在本质,相对客观存在比较好确证其规定性,比如可以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和知性判断来证明其存在,而有些社会存在,需要透过现象才能提示其本质,边疆就属于这类社会存在范围。

   第一是相对于人这个主体存在,边疆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边疆范畴中的地域性,是边疆的本质规定。不管边疆在时空范围内推进还是缩减,扩大还是减少,特指一定的地域范围是不变的,变的是空间和时间,不变的是特定地域范围。

   第二是人们把这样特定地域范围的认识抽象化为“边疆”概念,逐步形成这一概念抽象的本质规定性,至于历史上如何演变,一是属于边疆历史研究范畴,一是属于历史语言学研究范畴。那些通过“搜索文献”来研究边疆概念则属于资料归纳。事物存在的客观性拥有否定所有强加在该事物存在本质规定之外的天然能力,这是一个仅凭权威和简单多数根本无法战胜的自然本性,更不是靠声音大小和文章多少就能确证胜负的规律。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纯粹科学理论的追求,那么,摈弃学术上的“占位“结盟”,放弃词语上的“创新“构造”,努力前行,留下让后人值得评说借鉴的思维成果,才能真正为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做出贡献。

   第三是国家的产生和存在不是抽象的,用国家观念取代国家实在是人们常常犯的错误。因为,人们只能就自己生命存在的时段去判断国家的存在,无法把人类存在并发展到国家形态的历史视为客观。然而,就国家存在的历史而言,国家是典型的社会客观存在,就像人们学会穿衣服一样,衣服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构成衣服物质到样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国家就是人群进化的客观历史存在,今天的国家形态丰富性和完整性与历史以往任何国家形态不可同日而语,但本质没有变化。正如衣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是与以往无法同日而语,但衣服的本质没有变化。如果确立了这样的国家观,边疆观就要服从国家观。

第四是边疆的政治涵义是国家形态赋予的,如果国家形态发展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事实,那么,边疆的政治涵义当然属于那个国家时空发展的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段的边疆本质规定中拥有的政治涵义是社会客观存在,应当属于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范畴,而不是历史学研究范畴。比如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是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远离中央地域的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治理史,和边疆学理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完全属于中国古代史的应有之义。试想,如果说中国古代边疆治理史不属于中国古代史,那么,中国历史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历史、民族研究中涉及边疆地区,使用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管理的等等研究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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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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