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中国阶级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7 次 更新时间:2020-09-14 08: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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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  

  

   这篇文章用周朝的原始资料和一些汉代作品来分析某些社会阶层形成的理论,这种社会分层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持久影响。自从周朝封建制瓦解以后,中国阶级结构随着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所谓发展变化,主要指社会流动的程度和渠道,以及决定阶级属性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因素。社会阶层的总体模式与传统意识形态的教义一样长期稳定,经久不变。

  

   一、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

   儒家不承认有什么完全平等的社会。相反,它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智力、能力和道德上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有人高尚有人坏,这是与生俱来的等级。所以社会上的人不可能都扮演相同的角色,也不可能一律被平等对待。

  

   荀子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君子小人之所同也;群居而无分则争。”所以,社会组织要求以合理方式进行劳动分工和不同工作的分配。

  

   主要有两种工作,劳心和劳力。农工商等是劳力者,其职责是生产货物或者提供服务。另外,还有一个不从事生产的群体,包括学者和官员,他们的职责是研究和学到德行。显而易见,劳力者不需要什么培训,一般的人都能从事;而只有那些更具有才能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劳心者。后者被认为对社会作出了最大贡献,因而备受尊重。这一阶级的角色被称为“大人”、“贵人”或“君子”,与“小人”形成对比。“君子”不仅地位高,而且期待着被“小人”尊崇和供养。这就导致了主从关系。

  

   中国社会结构表

  

   下文的陈述在周代很普遍:

  

   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左传》襄公九年]

   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国语》第四卷《鲁语上》]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求上。[《左传》襄公十三年]

   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国语》第一卷《周语上》]

  

   此外,劳动分工被政治化地定位。劳心与统治相连,这一点孟子已鲜明指出,如下文这段就经常被引用: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样,对他来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既然社会中君子的角色更为重要,他们承担了比其他团体任何成员更多的责任,那么,很自然地,他们会得到更多的酬劳,包括享有更多的威望和得到更多、更好的物质慰藉。

  

   古代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和政治家仅仅主张两个群体的劳动应得到不同的回报。也许只有荀子一个人试图对于为什么在相同社会中消费应该区分开来这一问题做出系统解释——这一解释已经超出了按劳分配这一通常意义上的辩论。他认为无分则物不胜,就不可能养人之所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他还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

  

   所以,问题在于如何满足人的需求和保持社会稳定。荀子认为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和分配事物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荀子·王制》]

  

   这样,养天下之本乃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荀子一再强调“分则群”的重要性。认为根本的事情是以某些方式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找到正确的位置,承担其责任,满足其愿望。这就是礼的功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有明确的区分,并据其位规其欲。荀子认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体系,才有可能做到“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理想的社会中,劳动分工应该是其很好的有机体。荀子是这样描绘的: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荀子·荣辱》]

  

   二、以成就为准则

  

   根据儒家提倡的以上理论,衡量社会地位的准则应该是成就而非出身。帕森斯(Parsons)称之为“单一的成就模式”。从理论上讲,只有博学和道德高尚的人才有资格从事劳心工作和担负管理任务。操行是任命官员的重要依据。孟子认为统治者应该“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对于荀子来说,“一个人的阶级必须与其德行相符,他的薪俸又必须与其阶级符合。”并且,一个人越有智慧,越有操行,他的阶级和俸禄就应该越高。对此,孟子评价道:“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荀子则这样表述:

  

   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君道》]

  

   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另外,荀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德行不与其阶级相符,或者他的能力不与其官职相配,或者他的酬劳不与其功劳相称,这是最大的不幸。”当有德之人富有而受尊重,卑劣之徒贫穷而遭鄙夷时,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统治制度就形成了。在这样井然有序的社会中,贫穷和低微是卑劣和无能的表征,这样的事情令人耻辱。这就是孔夫子说“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原因。只有当国无道时,富且贵焉,耻也。

  

   然而,儒家提倡的这种理想模式总是与实际的阶层体系存在矛盾。如他们经常提到的舜,一位德行和酬劳的完美结合者,其高尚德行“必然使他应该拥有帝位、财富和名望,并且应该享用终身”。然而,德高望重者并不总是能够享有这些奖赏。孔子可谓是一位圣人,但其所任职位并不与其德行和能力相符。这样看来,无论一个社会多么有条不紊,都没有一种体制来保证品德高尚者拥有高位。这当然使古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努力寻求原因,解释这种矛盾。汉代学者王符说:

  

   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困]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者也。[王符《潜夫论》卷一《论荣》]

  

   汉代另一位学者王充对此持相同态度,他把这种出乎平常的矛盾归因于机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论衡·逢遇》]

  

  

   三、结构背景

   以上理论表明阶层的形成是社会存在之必要条件。下面,我们探讨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构背景。

  

   首先,应该指出,上文所提理论是在封建制度时期形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封建领主和其他贵族的等级和领地是世袭的。平民与生俱来是平民,永远不能成为贵族。对此,管子这样评价: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这些理论强调君子小人之别和其存在的重要性,显然,它反映出了社会阶级结构:或者是对社会结构的解释,或者是统治阶级特权的合理化。

  

   这里,我们遇到了意识形态分析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合理化。除非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加以阐明,否则,我们无法证明。然而,任何思想都有其存在的根由。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这种思想的社会基础并使之与理论相联系,我们就会更多地关注某些问题,否则,这些问题将被完全忽略。我们可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看他是否以其所属集团特有的思想来确认自己的等级,即他是否与其集团利益相一致。我们也可以通过研究诸如职业角色、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和权力结构等多种社会因素,确定它们是否与一个人的语言表达有关。

  

   我们知道,《左传》和《国语》的所有表述及上文引用的其他经典都是由统治阶级(如刘子、知武子、严公[编者注:前文引语出自曹刿]和内史过)或与其紧密交往的人(如孟子和荀子)提出的,故其社会地位很容易被确定。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表现了特权阶级的利益吗?其目的在于为特权辩护、巩固地位和权力还是使其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合理化?

  

   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认为孔子并非封建制度的倡导者。然而,他又指出“孔子从不直接反对封建制度”。此外,孔子则明确表示:“吾从周。”他意在强调“正名”的重要地位,认为它建立在“君君,臣臣”的观念之上。他悲叹权力已由天子转到诸侯手上,又至大夫,再至陪臣,明白地表示深恶这种礼崩乐坏之时代,故而他提倡传统封建秩序的复兴。孟子对“井田制”和官俸世袭的拥护也表明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态度。

  

   我们熟悉儒家提倡的国之有道。孔子说有教无类。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一再强调统治者应该视己为民之父母,关心民生,减其税赋,轻其劳作,“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他猛烈抨击“暴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统治阶级要放弃对人民的特权。儒家所强调的是民不应该受剥削以致无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换句话说,剥削要适度合理。孔子认为“使民以时”。同样,孟子强调“取于民有制”。

  

应该指出,在封建制度下,任何主张统治阶级放弃其特权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确切地说,封建社会的生产体制需要农奴制。否则,封建领主无人供养,下士所得不及力耕所获。简言之,没有封建制度,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存在。孟子的身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为齐国效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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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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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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