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粹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 次 更新时间:2020-09-01 23: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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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世纪初, 俄国民粹主义以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社会主义等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因素, 并逐渐形成中国近代民粹主义。幻想从落后的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是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最重要特征。辛亥时期的民粹主义基本特征有二:一是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 把它看作是丑恶、衰落、倒退的历史现象;二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 试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从农民的个体私有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是民粹主义的温床, 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肤浅是民粹主义滋生的思想文化因素。

   关键词:辛亥革命; 民粹主义; 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小生产者的空想社会主义, 以小生产者为主的社会经济环境, 是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中俄两国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不仅使中国容易产生中国式的民粹主义, 而且容易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胡绳指出:“20年代的中国, 存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民粹主义。即指在中国面临外来冲击和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压力下, 忽视生产力发展因素, 希望通过动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力量, 否定不合情理的社会制度, 以绝对平均主义方式消灭封建剥削, 以简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避免资本主义剥削, 直接进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思想主张。”1与俄国民粹主义相比, 中国近代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 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 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本文重点对辛亥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及特点进行宏观考察, 分析刘师培的无政府民粹主义与刘师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弄清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异同;通过分析孙中山及章太炎的民粹主义思想, 揭示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特征。

  

   一 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20世纪初, 俄国民粹主义与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互相交织在一起, 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代表, 故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始终纠缠在一起。民粹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无政府主义, 但清末民初中国人所称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名词, 在俄国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均被冠以“民粹主义”的总名。故当它们在清末民初从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之后, 同样未做明确的界限, 实质上仍是俄国的民粹主义。2

   辛亥时期的“无政府主义”, 并不是纯粹欧洲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 更多的是含有俄国民粹主义意味的“无政府主义”, 故可名之曰无政府民粹主义。《天义报》和《新世纪》是辛亥革命前传播无政府民粹主义的主要刊物。《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浙江潮》、《江苏》、《民报》、《复报》、《苏报》、《衡报》和《神州女报》等刊物也介绍过俄国民粹主义。刘师培、何震、张继、汪公权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 以“破坏固有之社会, 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 于提倡女界之革命外, 兼提倡各族经济诸革命。”3尽管它大量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 但同时认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古已有之, “故中国现今之政俗, 最与无政府相近”, 4故这种带有复古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 实际上更倾向于俄国民粹主义。李石曾、吴稚晖等留法学生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 虽然介绍了普鲁东、巴枯宁、施蒂纳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但更多的是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民粹主义影响。刘师培、李石曾等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民粹主义, 是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失望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 反映了部分革命党人试图“另筹革命之方”、另辟革命之途径之意向。

   刘师培等人虽然在反清革命问题上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基本一致, 但对推翻清政府统治后建立的国家问题上却存在着明显分歧。孙中山主张在革命后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 而刘师培等人则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弊端, 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度进行了批评, 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刘师培在对托尔斯泰《俄国革命之旨趣》所加的按语中指出:“欧人之善于革命, 此必当效法者也。欧人革命之目的及结果, 此不必效法者也。何则?欧人之革命未尝有利于多数人民。故凡革命后进之国, 均当引为殷鉴, 而另筹革命之方。”在他看来,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民主共和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实际性利益, 人民仍然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 这样的革命只是“以暴易暴”而已。他诘难道:“如曰共和国人民均享幸福, 则试观纽约工民其困乏若何?巴黎之乞儿及解雇工其贫困又若何?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 而人民受害则同。”5

   因此, “革命后起”之中国是断乎不能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老路的, 而应“另筹革命之方”, 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他们看来, “于倾覆政府后, 不立政府, 社会上一切制度阶级, 含有政府之性质者皆革除之, 婚姻也、财产也、家庭也、国界也、种界也, 俱欲一扫而荡平之。”6既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阶级、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 也就消灭了一切强权。到那时“无尊卑之辨, 无贵贱之殊, 无贫富之分, 无强弱之别, 无智愚之论, 无亲疏、无爱憎, 无恩仇, 无利害。营营而作, 熙熙而息, 团团以居, 款款以游”, 人类将实现“真自由, 真平等, 真博爱”, 7达到无中心、无畛域、无国家的境地:“无中心故可无政府, 无畛域故可无国家”, 从而建立“人类平等, 种色莫辨”的大同社会。

   俄国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村社自治”, 用各级“村社联盟”取代专制政府, 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政府”, 各级“村社联盟”便是他们理想中的政府;而刘师培等人则根本不要国家, 不要政府, 进而主张无婚姻、无家庭、“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 之别。故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民粹主义, 要比俄国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更为偏激、更为彻底。正因如此, 他们不赞同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他们斥责民族主义是“特希冀代满人握政治权耳”, “既欲握国家统治之权, 则排满亦出于私, 与倡保满者同。”8他们着力揭露资产阶级选举法、议会制与共和制的虚伪性, 指出代议政体“为世界万恶之源, 谓为平民之敌”、“专制政体之变相”;“使此制而果行于中国, 吾人亦视为大敌。”9他们攻击“民生主义”时指出:“土地既为国有, 则必有分配之机关;既有分配之机关, 则必有执政之人耶, 则与专制、立宪、共和之政府何异?岂非彼为主治之人而民为被治之人乎?”10故平均地权实乃愚民之举。

   他们揭示“政府”之实质, 历数“政府”之罪状。刘师培说:“既有政府, 即有统治机关。机关者, 权力之所集也。既有机关, 必有掌握机关之人, 而掌握机关之人必有特权。彼握特权, 而人民听其指挥, 是不啻以千百万之民为数人之奴隶也。”11褚民谊指出:“政府者, 不过集少数人据特权而成文者也。少数人俨然居民上, 享尽安乐, 而贻一切困苦与大多数人, 大多数人供其驱策如牛马。”12《天义报》宣称:“盖政府者, 万恶之源也。不必论其为君主为民主, 不必论其为立宪法、为共和, 既有政府, 则不啻授以杀人之具, 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 安可得耶?”13

   既然政府是万恶之源, 那么, 刘师培等人顺理成章地鼓吹所谓“无政府”革命, 并认定中国有着进行“无政府”革命的便利条件。何震、刘师培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中指出, 中国由于历代统治松弛, 逃于人治和法治之外, 故不像欧美日本那样受政府干涉严重;中国自三代以后在政治上“以民性为善, 必以科条法令为轻”, 偏于放任, 而西方则“以民性为恶, 故设为科条法令, 以为民防”, 必主干涉;中国自古多遁世之民, 纯然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逸民隐士心中“均不知政府为何物, 以行其个人无政府主义”。正因有这样的条件, 他们断言:“中国人民, 所由易于实行无政府也。此无政府主义之制, 所由可以先行于中国。” 14

   “绕过资本主义道路,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是俄国民粹主义在社会政治纲领方面的显著特征。它不仅仅是从俄国存在农村公社, 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这一观点出发的, 而且还包含有农民和小资产者对于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恐惧的特征。俄国民粹主义者看到西欧农民的破产, 工人的赤贫, 资产者的贪婪, 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极端虚伪性, 很自然地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的厌恶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鄙弃。在他们看来, 只有避免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才能使俄国民众幸免于难。他们认为, “我们是迟到的民族, 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感谢命运, 我们不曾有过欧洲的生活。欧洲的不幸, 欧洲的绝境对我们是个教训”。并强调:“我们研究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并不妙, 我们明白, 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15俄国学者别尔嘉耶夫研究后得出结论:民粹派“所有的人都指望俄罗斯避免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罪恶, 绕过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变成更好的社会制度。甚至所有人都想:俄罗斯的落后状态恰恰是它的优势”。16因此, 各派民粹主义在企图避免资本主义,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 有着最具本质、最为突出的共性。17

   俄国民粹主义这个核心思想, 在中国产生了共鸣。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 从西学泰斗到国学大师, 从维新派到革命派, 从国粹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 从风云人物到名不见经传的文人士子, 均带有深层的心理抗拒和伦理上的拒斥, 程度不同地对资本主义罪恶进行猛烈抨击, 并为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祸害作了种种设想, 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视为“残民之政府”、“舞弊之政府”, 对民主政治给予抨击:“故议院之制, 民主之政, 蔽以一言, 即众者暴寡之制也。以众暴寡, 安得谓之平?”18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权进行了猛烈抨击:“所谓民权者, 实富权也;……自由者, 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 富者之平等也。而贫民之困苦如故, 自由平等于贫民乎何有?”19在他们看来, 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富豪专制的遮羞布, 即便有一些国家实行了普遍选举, 但由于多数平民之屈从于贵族的资本家, 只能仰其鼻息, 当选者依然是少数之富豪和资本家, 他们利用议会这个工具, 制定了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 维护着当权者的利益。

不仅如此, 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给予深刻的揭露。刘师培对资本家的本质揭露道:“资本家者, 兼有昔日贵族、官吏、教士之特权者也。佣工者, 兼有昔日平民、奴隶之苦况者也。”他对资本制度批评道:“佣工之制……实劳力卖买之奴隶制度耳。”20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压迫剥削更甚于古代, 其所提倡的民权、平等和自由是“伪文明”。他们指出, 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专尚争利, 不顾社会公益, 能先行垄断, 便成为大资本家。而一个大资本家的财产, 值数万人的财产。无财产者, 劳而苦, 有财产者, 逸而乐, 不平等, 无人道, 乏人理”。21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后断言:“欧美日本之制, 果推行于中国, 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 其陷于困难, 必较今日为大苦。”所以, 他们得出结论:“至于西人之政治, 无一可采。故吾人之意, 惟望中国革命以后, 即行无政府, 决不望于革命以后另立新政府, 以采用欧美日本伪文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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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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