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更有:唐宋时期村落家乡之构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0-08-04 05: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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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更有  

   摘  要:唐宋时期的村落与前代相比十分不同,正在形成“人”“鬼”“神”三位一体村落家乡的特征。此时期“家乡”概念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村民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过程,还与村民的精神体系紧密相连。就血缘而言,在村民的概念中,已不仅是现世的家庭与家族中自己和长晚辈,还包括往生的祖辈,以及未来延续家庭和家族血脉的未世子孙;就地缘而言,其含义在于,所在的村落是村民心中的风水宝地,这一宝地不仅是现世村民的居住地,更是往世祖辈的阴居地。现世村民相信,他们的生活受着祖宗亡灵的护佑,他们生活的世界受天帝世界的制约,他们的吉凶祸福与管理此地域的神祇紧密相关。这种兼及血缘、地缘和神缘共同体特征的村落与唐宋社会的庶民化和政治的皇权专制化有极大的关系,从而为后世的乡村绅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唐宋时期;村落;家乡;构建

   作者简介:谷更有,男,1971年生,河北平山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引 言

   在本文中,如何理解“村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关于“村落”一词,考古学者、地理学者对它的使用更多地是使用其“聚落”之含义。如果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探讨“村落”,它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聚落,更是一个体现着鲜明历史人类学特征的文化社区。这样的聚落除了一般生活空间的含义外,还内含了生活在这个空间的人们的身份变化和精神世界。说得通俗点儿,本文所探讨的“村落”是讲其家乡化的过程及影响。聚落是人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在此聚落的人,认同其为家乡,是唐以后才逐渐形成并固化的。因此,唐以后的村落与史前的聚落、先秦时的邑或里、秦汉时的聚、魏晋南北朝时的坞壁或坞堡,有着根本的不同。亦即因为此,唐以后村落的普遍化,使政权主体对乡村的治理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宋时期的村落已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突出的表现为村民的平民化,以及平民化的村民对村落强烈的“家乡”概念的构建。唐宋时期村落“家乡”概念的构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村民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过程,它还与村民的精神体系紧密相连。就血缘而言,在村民的概念中,已不仅仅是现世的家庭与家族的自己和长晚辈,还包括往生的祖辈,以及未来延续家庭和家族血脉的未世子孙;就地缘而言,其含义在于,所在的村落是村民心中的风水宝地,这一宝地不仅是现世村民的居住地,更是往世祖辈的阴居地。现世村民相信,他们的生活受着祖宗亡灵的护佑,他们生活的世界受天帝世界的制约,他们的吉凶祸福与管理此地域的神祇紧密相关。因此,村落的意义不仅是现世村民与居住地的关系,他们的生存、延续与祖宗的亡灵——鬼,以及上天对村落的管理者——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村落家乡的构建,也是人、鬼、神三位一体的家乡构建。

   一、村落与祖坟

   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之前的聚、坞壁相比,我们特别强调村落的家乡特性。这样的村落,是在唐以后才逐渐稳定下来的。中唐以后,尤其是到宋代,随着门阀贵族制的瓦解,以往的士庶两分制社会逐渐让位于官民相分的社会架构,除官户(当然也包括特殊的皇亲国戚)之外,不管贫富如何悬殊,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其均属于“民”的阶层。这时的村落,大都是在人为选择——卜村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村民首先是从心理上认同这片土地。土地的私有化,尤其是富人广占田地,还有因富在村落的优越感,均使他们无比珍视这块宝地。从村落中走出去的因科举而获取官位者,在历经官场的险恶之后,不仅未因离开村落时间长而与村民产生疏离感,反而由于感情及政治安全的需要,与村落、村民尤其是同一宗族的村民走得越来越近。为了拉近与同族人的距离,他们不惜将自己的人生辉煌归结于几世祖宗的阴德。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便是范仲淹。范仲淹自幼因父早逝,随母改嫁至山东朱家。但范仲淹自青年时代得知自己真实身份后,尽管对继父及继父家兄弟关爱有加,但科举中第后仍坚持复姓范氏,加强与老家姑苏范氏的亲密关系。他表示:“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哉!”尝语诸子弟:“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亦何颜以入家庙乎?”因而“轻财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贵,于姑苏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以养群从之贫者。择族人长而贤者一人主其出纳。人日食米一升,岁衣缣一匹,嫁娶丧葬,皆有赡给”。宋代名臣韩琦,其对家乡族友的关照事例,常被后人所津津乐道:“韩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无所异。嫁孤女十余人,养育诸侄,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终,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养奉。茔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访得之,买田其旁,植梧,召人守视之。”

   在私有制普遍化和平民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官员及名人的推动下,唐宋时期村落的概念已远远超出了居住地之范畴。它从卜居开始就成为村民理想永久居住的福地。在官员、名人、富人的影响下,村民将自己的命运与生活于此的祖辈和族人紧密相连,甚至更进一步将自己的命运同家族的祖墓宅址紧密相连。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出生地或家族所在地定为“家乡”。村落的家乡性质是唐宋以后,以至现在最核心的含义。

   关于祖坟、住宅与田产的关系,陈寅恪在《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即有明示:“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因为白居易在为崔玄亮所撰的墓志中写道:“公之将终也,遗诫诸子:‘自天宝已还,山东士族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唯吾一族不迁。吾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陈寅恪的论断主要就是在分析此墓志而得出的。陈氏在此文中特别强调山东士族之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其殁后不葬于祖茔河北,而是迁葬于长安、洛阳一带的原因,主要是与河北沦为胡化之地有关。但本文得陈氏教示重点不在此,而在于他认为中古以后的士人将祖坟住宅与田产连结在一起,这不正是“家乡”的实际含义吗?中古时期士人的观念,到唐中叶以后,随着科举入仕的新贵占据政治舞台,他们又把这种观念放到其出生地——村落中,进而这种观念又深入平民的人心。于是,作为家乡的村落,便不仅仅是由住宅和田地构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祖坟。

   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已有以“坟墓”代指“家乡”的用法。唐代宗时人元结(字次山)曾提到:“今日刺史,若无武略,以制暴乱;若无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变通,以救时须,一州之人不叛则乱将作矣。岂止一州者乎?臣料今日州县堪征税者无几,已破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则刺史宜精选谨择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货贿,出之权门者也。”至北宋,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中也提及:“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相自团结为弓箭社,……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上述文献中元结所言的“恋坟墓”,即恋家乡;苏轼所言的“盖亲戚坟墓所在”,亦即有家人、族人、祖坟所在的村落家乡。元结反映的情况是,由于官府税赋太重,农民为了逃税,被迫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村落。苏轼反映的情况是,向上级建议规范河北路州军的弓箭社,认为当地人有习武的传统,熟悉辽国的情况,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的村落,为自己的家人,为保卫祖宗的坟墓不受侵犯,而不惜死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宋时期村落已和村民的祖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种情况,还可从以下直接的例子进一步说明。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言其家世时,提到了他所居住的村落:

   □六世祖自沧州乐陵县迁焉,今为兖州人也。吾祖初迁而南,得邑曰乾封(后改奉符),乡曰梁甫,里曰云亭,村曰商王。负泰山,挟徂徕,有二大山之镇。且汶水注其后,经其西,遂筑居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吾祖其近仁智者欤!吾祖之初来,既鲜兄弟,亦无族姻,有田百亩,专以农为业。久之,始生高祖达,高祖乃生曾祖七人,石氏于是遂蕃。长曾祖性严毅,善于治家,每晨起,令诸子弟毕,先趋田亩,群子弟无敢后者,故石氏富于粟。且当五代兵寇之时,中原用武,诸祖皆又敏有材力,习战尚勇,骑射格斗,豪于乡里。……周太祖广顺元年……石氏乃分。曾祖第六房无嗣,与第五房合为一院,凡六院。后第四房嗣亦绝,为五院。今第一院分六院,第二院分三院,第五院分四院,第七院分二院,合十六院,然皆出于七曾祖。……今吾院视他院稍益,二祖之德也。……石氏始祖一人,高祖一人,曾祖七人,王父十人,诸考十四人,吾辈二十一人。自我而下,诜诜未见其止也。若作厥室,始祖基之,高祖堂之,曾祖构之,王父丹之,诸考落成之。吾辈歌于下,饮食于下,于于如也。然不敢怠逸,谨保堂构而已。吾诸子若孙,既材而孝,其必能大石氏,基斯厚矣,堂斯峻矣,构斯崇矣,石氏斯传万世矣。呜呼!石氏食此田百有五十年矣,葬此地九十有年矣。自始祖至圭八世,能不失故田,能奉祭祀。今举曾王父而降为三十二坟,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丁丑八日甲申归于大茔,以附始祖、高祖、曾祖,岁时则与十六院大合祭焉。……茔域南北长四百八尺,东西广三百六十尺,合一十七亩。大□一百三十株,槲树一千七百五十株,合一千八百八十株。石氏子孙贤也,茔阙固焉,宅兆安焉,树植茂焉,祭祀时焉。苟不肖也,何所不至,戒哉!

   从上文可知,约唐末五代时,石介的六世祖从沧州乐陵(治今河北沧州东南)迁至山东泰安徂徕山脚下,选择了“负泰山,挟徂徕,有二大山之镇。且汶水注其后”的地方,按照风水理论,因为靠山面水,藏风聚气,属于上吉之宝地。于是,“遂筑居焉”,并买地置产,生儿育女,逐渐发达起来,形成一个村落——商王村。到石介这一代时,已是第六代,在此居住了150余年,家族仍十分兴旺。为此,石介慨叹:“吾诸子若孙,既材而孝,其必能大石氏,基斯厚矣,堂斯峻矣,构斯崇矣,石氏斯传万世矣。”要想让石氏传万世,就需要保证让“石氏子孙贤”;而石氏子孙贤须保证茔阙永固;“茔阙固”才能使“宅兆安”。因此,石氏子孙一定要让石氏祖坟上树植茂盛,及时祭祀祖先,以获得祖先的护佑。由此足见石介心中的家乡,是将村落、族人、先人和祖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宋代,类似石介家乡商王村的情况,还有河中府的姚孝子庄。

   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唐永乐县也,本朝熙宁初,废为镇。面大河,背雷首、中条山,形势雄深。安史之乱,土人多避地于此。有姚孝子庄,孝子名栖筠,唐贞元中为农,当戍边,栖筠之父语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请代兄行。”遂战殁。时栖筠方六岁,其后母再嫁,鞠于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庐于墓侧,终身哀慕不衰。……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岳至师正仍世庐墓。……政和甲午,余过其家,长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应对有礼,道其家世次第甚详。盖自栖筠而下,义居二十余世矣。余为之低回叹息而去。其村人为余言:姚氏世推尊长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专以一人守坟墓,虽度为僧,亦庐墓侧。早晚于堂上聚食,男子妇人各行列以坐,小儿席地,共食于木槽。饭罢,即锁厨门,无异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遗其妻,妻不受,纳于尊长,请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扫种艺甚谨。有田十顷,仅给衣食。税赋不待催驱,未尝以讼至县庭。今三百余年,守其家法无异辞者。经唐末五代之乱,全家守坟不去。熙宁间,陕右岁歉,举族百口同往唐、邓间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

从上文可知,姚孝子庄为背山面水的形胜之地。姚孝子庄始祖姚栖筠之父在唐贞元时率领众人来到此地,在姚栖筠的主导和影响下,姚氏家族逐渐繁盛起来,以孝义名闻当地。“经唐末五代之乱,全家守坟不去。”“熙宁间,陕右岁歉,举族百口同往唐、邓间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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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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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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