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20-07-11 15: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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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翔  

   摘要:  宪法上的人权、人格尊严、社会主义原则,是民法人格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人格权条文解释的背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众多条文,蕴含着基本权利放弃、基本权利冲突、良心自由保护等宪法原理。民事法官在对人格权规范的解释适用中,负有作合宪性考量的宪法义务,特别是应参酌“不赋予任何权利以通常优先地位”“实践调和”“基本权利的最优化”“合比例性”等公法原理,在涉及基本权利冲突的人格权案件中作出妥当权衡。此项教义学任务需要民法学与宪法学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人格尊严;社会主义;基本权利放弃;基本权利冲突;合宪性解释

   我国《民法典》最终采用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创新体例,突出体现了“人的保护”的价值定位。[1]民法人格权保护的勃兴,与现代宪法高扬人权、强调人格尊严保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民法加强人格权的保护,是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辐射作用的结果。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也是民法人格权规范的重要价值基础。在人格权独立成编后,如何解释这些具有公法意涵的民法规范,如何在这些规范的适用中做合宪性的考量,是宪法与民法两个学科所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尝试对民法人格权保障的宪法意义以及人格权规范所蕴含的宪法原理做概要的阐述,并以人格权案件中基本权利冲突的协调为中心,阐述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合宪性解释所应关注之要点。

  

   一、民法人格权勃兴的宪法背景

  

   十九世纪民法典编纂以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为主题,重视人的自由特别是经济上的自由,对于人格权的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贯彻人作为目的价值观念。这在当时就已遭到了批评。“就如潘德克顿体系一样,德国的《草案》很少为人法留有空间。最高人格权,即生命、身体、自由、名誉上的权利,还只是被假定为私法的组成部分——但对该假定并非没有产生过怀疑,且对最高人格权保护仍不完美,而其他的人格利益则完全缺少私法上的保护”。[2]但主张强化人格权保障的观念并未被十九世纪民法典的编纂者所充分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于法西斯暴政的反思,人类社会开始更加高扬人的目的性,强调对人的尊严的保护。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都突出强调了人的尊严的价值地位。就国内法秩序而言,德国战后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秩序的价值基础,并通过宪法上的“人格自由发展权”辐射私法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演进过程,具有代表性。

  

   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尽管这一规定在人类精神史上可以回溯到康德的道德哲学、文艺复兴、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基督教教义乃至古希腊哲学,[3]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无疑是对纳粹暴政的反思。正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指出的,《基本法》完全是针对纳粹极权统治的“对立方案”(Gegenentwurf)。[4]纳粹时代的种族灭绝以及其它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促使德国在一切领域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法律领域的体现首先就是要为整个德国战后的法秩序寻找新的伦理上的、道德上的价值基础。由此,“人的尊严”被作为《基本法》的第1条第1款而予以了体系位置上的突出强调,而相应的教义学作业也迅速展开。杜里希首次提出应将《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的“人的尊严”作为法秩序的“最高建构性原则”(oberstes Konstitutionsprinzip)。他认为,制宪者通过《基本法》第1条第1款,将人的尊严这一“伦理上的价值”转化为实证法上的命令。从“人的尊严不可侵犯”(unantastbar有“不可触碰”的意思,较之一般意义上的“不可侵犯”更为严格)的措辞上看,《基本法》第1条第1款对于人的尊严是一种绝对性的保障,而这一措辞处于《基本法》开篇位置的体系性因素,使“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应当被视为是“所有客观法的最高宪法原则”。[5]人的尊严被认为是一切基本权利的核心,《基本法》第1条第3款关于“基本权利是约束立法、行政与司法的直接有效的法”的规定,使得民事法官负有在民事裁判中落实人的尊严保障的宪法义务。由此,人的尊严作为宪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对民法体系产生辐射作用,并最终根本性地改变了德国人格权保障的民法规范体系。

  

   对德国民法人格权制度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项重要的宪法规定,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该款规定:“人人享有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只要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就如何理解“人格的自由发展”,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先后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规范建构。在1957年的“艾尔弗斯案”中,宪法法院将“人格的自由发展”作了非常宽泛的理解,将其解释为“一般行为自由”(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和“兜底基本权利”(Auffangsgrundrecht)。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使用‘人格的自由发展’并非只意味着人格的核心内容的发展,也就是并非仅仅包含精神性、伦理性的人的本质的形塑。因为人们很难理解,内在于人格核心内容的发展,怎么会与社会道德、他人权利或者合宪性秩序相冲突。而这些限制性规定显然是指向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的个人,这说明《基本法》第2条第1款意味着非常广泛的行为自由”。[6]由此,“人格自由发展权”被当作良心、言论、人身等特定自由权的兜底条款,当某个行为无法被特定基本权利所保护时,个人就可以通过主张《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之一般行为自由来寻求救济。这一“外向化”的解释方案大大扩展了宪法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但却多少忽视了人格内在的“精神——道德”层面,忽视了“人格”自身作为精神的、伦理的人的本质内涵,对于人格自身的保护反而不足。基于对“一般行为自由”在人格核心内容保障上的不足的认识,联邦宪法法院对《基本法》第2条第1款进行了第二个层次的建构,这一建构强调其作为狭义的、核心意义上的人格权。[7]最终,联邦宪法法院在1973年的索拉娅案中确认了由联邦最高法院创立的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保护模式,为民事司法裁判确立了一般人格权的审判依据。[8]实际上,德国通过确立一般人格权来加强对人格的保护,是由民事裁判与宪法裁判互动合作完成的。早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识到了既有的民法典对于人格权保障的不足,主张《基本法》第1 条规定的人的尊严和第2 条第1款规定的人格自由发展权也是“每个人都必须予以尊重的私权”。[9]以此为开端,通过一系列判决,[10]联邦最高法院逐步确立了以《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结合《基本法》第1 条和第2 条第1款导出一般人格权的公式。[11]

  

   德国战后民法人格权保障的演进,可以被看作是在宪法作出价值宣告并课以民事法官以宪法义务的背景下,由民事法官超越民法典的既有结构和内容,对人的尊严和人格发展进行的判例法创造,[12]并最终得到联邦宪法法院的确认。宪法无疑构成了德国战后人格权保护勃兴的价值和规范背景。同时,民法对于人格权的加强保护,也以“交互影响”的方式,[13]促进了宪法的实施,强化了基本权利的规范效力。

  

   我国民法人格权保护的勃兴,也有着深刻而清晰的宪法背景。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是在“反文革”的社会共识基础上起草的。[14]1982年《宪法》相对之前的1954、1975和1978年《宪法》的一个突出创新是在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许多同志都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批判会、斗争会、戴高帽和挂牌游街比比皆是,大小字报铺天盖地。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宪法正是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作出这方面的规定”。[15]宪法的这一价值决定,很快通过民法规范予以表达。1986年《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并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宪法的“人权条款”毫无疑问是一种新的价值注入,为整个合宪性法秩序提供了新的评价关联。人权条款实际上对国家承担义务的类型进行了区分:“尊重”是指国家针对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也就是不得侵犯的义务;而“保障”则是指国家针对基本权利的积极义务,也就是国家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作为义务。于此,人权条款对于国家立法权构成了一种宪法委托,也就是要求通过立法实现对人的权利的强化保护。应该说,这一条款构成了民法人格权保护勃兴的宪法背景,包括人格权独立成编在内的强化人格权保护的立法选择都是立法机关承担其宪法义务的方式。[16]

  

   在宪法与民法的交互影响的关系中,人格权与财产权表现出不同模式。从法律史的角度看,财产权的规范形象是由民法先确立的。王涌教授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私人所有权是一个孩子,受其生父——私法的保护,后来,认了一个教父——宪法,亦受宪法的保护”。[17]宪法在人类法律史上出现较晚,作为基本权利而被规定的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最初是由比宪法更早存在的民事财产法来确定的。可以说,民法给定了财产权的基本形象,而宪法只是将义务主体指向国家,作为防御国家干预个人财产的自由权。在我国,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1986年《民法通则》规定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确立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财产权体系,相关学理也颇有积累。民法的规范和学理,是后来私有财产权入宪(2004年)的先声。而人格权则不同,“近代民法法典化运动时的经典民法典亦未‘发现’和创设人格权,宪法却抢占了‘先机’”,“人格权首先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没有宪法或宪法性文献的赋予与规范,便没有民法上的人格权制度”。[18]何以会有这种差异?实际上,这与人格权议题所蕴含的公私法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有关。

  

   二、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法表达

  

   苏永钦教授曾批评性地指出,传统的民法学沿袭着一种“前公法时代”的典范,“潜意识中把民法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并指出“事实上脱胎于罗马法的欧陆民法,也是在公法发达后,才真正摆脱了概念法学的典范,建立了更入世的思考方式”。[19]“更入世的思考方式”对于民法典编纂而言,意味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去审视民法典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超越私法自治的公共性、政治性的功能。“民法典的起草者对于法典化的‘政治性使命’需要有精深的理解。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法典化的本质在于实现法律渊源的理性化,消除法律主体‘找法’的困难。……而从法律政策角度来看,民法典的政治使命在于奠定新的社会秩序(所有权、契约、家庭、继承等)”。[20]我们对民法典“政治性使命”的落实,必须回探到宪法的价值决断。“民法的体制中立性毕竟不是绝对的,尤其当宪法已经就国家经济、社会体制作了若干基本决定,使得体制的左右摆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时,民法也不可能是纯然的技术规则。”[21]我国《宪法》第1条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民法典编纂所必须落实的宪法基本决定。而“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深刻改变了民法的基本面貌,民法人格权保障也是体现之一。

  

最早主张在民法典中规定一般人格权的基尔克,就是出于强调私法的社会功能,或者说是出于社会主义的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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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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