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20:02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社会平衡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张翔  

  

   摘要:宪法中出现50次的“社会主义”一词并非内容空洞的修饰语,而是具有特定价值意涵的原则规范。基于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社会主义”作为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地位,应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对其规范内涵的建构,可以在理论论证层面引入“共同富裕”观。以促进有尊严的人类生活为目标的“社会平衡”理念是现代各国宪法的社会国、社会主义等原则的稳定内核,而“共同富裕”是其中国表达。“共同富裕”理念的“富裕”和“共同”两个侧面在我国现行宪法中都有表达,历次宪法修改也体现了侧重上的微调。以社会平衡、共同富裕为要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于整个法律体系都具有价值贯彻和规范诫命的意义,对“民主”“市场经济”“法治”等都有实质性限定,对包括民法、社会法、税法等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都有系统性调整的要求。但是应注意,“共同富裕”的规范展开,必须与宪法同样保护的自由、人权、民主、市场等价值相协调。

   关键词:宪法基本原则;社会平衡;社会国;社会法;市场经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这是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宪法问题、解释宪法的基本前提。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第1条的“社会主义国家”条款是“解析新中国成立以及立宪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是现行宪法的灵魂条款,也是解开现行宪法价值体系和规范内涵的命门”。在我国现行《宪法》的文本中,“社会主义”一词共出现50次,被用来修饰“国家”“制度”“道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现代化强国”“核心价值观”等名词。从法学作为规范科学的立场出发,修饰语也应具有规范内涵,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是内容空洞甚至无意义的意识形态宣示。法教义学是围绕一国现行有效实在法的一般性权威原理,因此,对明定于《宪法》文本的“社会主义”规范的有效学理建构,是本土化的宪法教义学必须完成的课题。“社会主义”究竟有怎样的规范性质和规范内涵,以及其对被修饰的名词有着怎样的规范性限定,有待法学的解释与建构。“社会主义”是宪法中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概念。相应的宪法解释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理论论证,也就是通过探究其背后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理论来确定其含义,并转化为法律的规范性表达。同时,法解释中的理论论证又不能是任意性的政治判断,而必须是基于《宪法》文本的、内在于宪法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理论。“社会主义”的内涵丰富复杂而又变动不居。在我国现行宪法的起草和实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完善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富裕”观。“共同富裕”观的不同侧面,在《宪法》文本中均有所表达,可以作为建构“社会主义”规范内涵的理论资源。本文尝试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规范地位,以及作为其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的规范意涵,初步尝试构建关于“社会主义”的宪法教义学。

   一、“社会主义”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社会主义”并非内容空洞的修饰语

   我国宪法学界当下关于“社会主义”的解释,通常以《宪法》第1条第1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中心,从“根本属性”的角度界定该语词的内涵。例如,马工程《宪法学》教材所代表的通说认为,根据《宪法》第1条的规定,“社会主义”构成了我国的国家性质。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目标“设定了价值目标”,而《宪法》“总纲”第1条对“国家制度进行了性质上的规定”,“二者共同描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的基本面貌,构成了现行宪法中的根本法”。有学者在关于《宪法》第5条第1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第15条第1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中,也对“社会主义”提出了近似的解释方案。“《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主义’主要宣示国家制度的性质、国家价值观以及国家发展方向”。然而,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属性、根本法抑或国家性质,都还只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表达社会主义之于宪法的高度重要性,或者说根本性,“社会主义”似乎还是含义不明的修饰语。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由四项最为主要的根本制度构成:1.作为根本保证的党的领导;2.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3.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4.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文化体制。这四项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件,集中体现了国体条款中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不难看出,这些论述还是在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非“社会主义”自身,其重点仍是阐述“制度”是什么,而不是“社会主义”概念自身的规范要求是什么。在此意义上,这种论述仍是描述性的,而非规范性的,仍然是法价值论层面甚至意识形态宣示层面的内容。用“社会主义”修饰“国家”“制度”“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实际上表征着一种法伦理学意义上的“合目的性”,也就是“国家”“制度”“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等应当有特定的正义性追求。而法教义学必须对此正义性要求的内容进行规范性建构,针对此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修饰语提出规范性主张。韩大元教授指出:“(社会主义)核心理念是实现社会正义、公平与平等”,已经触及了“社会主义”的法伦理内涵。但是,“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质和规范要求仍需进一步阐释。

   (二)“社会主义”的宪法基本原则地位

   将“社会主义”作为法规范看待,首先需要明确其规范性质。法律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可被区分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其中,法律规则是指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构成,以调整权利与义务为主要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而法律原则是指法律规范中能够作为法律规则来源与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是指导法律规则的创制与适用的依据与准则。以“原则—规则”二分的一般法理论考察,可以认定,“社会主义”是作为原则性规范存在的。我国现行《宪法》文本的50处“社会主义”表述,集中分布于《宪法》“序言”与第一章“总纲”,主要涉及国家历史、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基本制度与基本国策等内容。从文义上看,这些规定均无法被解释为法律规则意义上以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方式被适用的“确定性命令”,而是一种“在法律上与事实上可能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被实现”的“最佳化命令”,即属于法律原则的范畴。进一步考察,“社会主义”还应被看作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这一点是现有的关于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学界通说所未能明确的。不同于将“原则”看作是与“规则”对应的最佳化命令,“基本原则”是以规范在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和重要性来界定的,也就是“表达了法律体系的内在价值,构成了法律秩序内在统一性与评价一贯性的基础”的理念、目标、方针、价值。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承袭了欧陆法典化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做法,往往在立法时直接就基本原则作出规定。这不同于将法律原则视为超越实定法的“一般法律思想”或者“法律理念”的观念,而是在法典中明确规定一些对于立法、司法和守法都具有指导方针意义的“实定的法律原则”。李龙教授指出:“宪法原则不仅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并对整个宪法规则起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宪法是国家的立法基础,它亦对其他部门法起指导作用。如我国《宪法》第2条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人民主权原则,不仅贯穿和体现在整个宪法规范之中,而且成为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李龙教授的观点就是此种基本原则观的典型表达。从“贯通性价值理念”的标准来看,“社会主义”应当被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自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以来,我国学界关于宪法基本原则的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六原则说直至九原则说均未将社会主义原则纳入宪法基本原则的范围。这种认识的根源可能仍在于只从“根本属性”“国家性质”等价值论或者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识,而未展开规范论层面的教义学作业,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条款一直孤悬于整个宪法规范的体系之外。我们可以从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宪法基本原则地位作出论证。我国宪法上的社会主义规范群的核心条款是《宪法》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从文义角度看,《宪法》第1条明确了我国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性质,揭示了现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明确了我国宪法最根本的价值与精神。从体系位置来看,将“社会主义”置于《宪法》的第一个条文,其价值宣示的意味至为明显。此外,考察《宪法》第一章的“总纲”条款,不难发现“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国家目标”的三层次体系结构。从“总纲”第6条开始的内容,是对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及国家目标的规定。而第1-5条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是在总体上对我国的国家价值观、基本理念作出实定法确认。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的对应关系:第1条——社会主义原则;第2条——人民主权原则;第3条——民主集中制原则;第4条——民族平等原则;第5条——法治原则(此外,2004年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国家价值观纳入《宪法》。在笔者看来,加上“人权原则”,我国《宪法》呈现出“六原则”结构,共同决定了我国《宪法》的基本面貌)。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赋予“社会主义”以基本原则的属性并非现行《宪法》的独特决断,而是1954年《宪法》以来的惯常做法。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总结道:“我们的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我国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经验,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制定的”,在此意义上,将社会主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也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综合上述的文义、体系和历史解释,以《宪法》第1条为规范基础的“社会主义”应当具备宪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地位。

   (三)“社会主义”规范群的体系

我国宪法中的“社会主义”相关规范,并非全然同质性的存在。《宪法》第1条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而其他的社会主义规范,根据其规范依据的不同和调整社会关系范围的差异,可以被概括为“制度”和“国家目标”两种类型。1.作为宪法基本制度的各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原则作为调整宪法所辐射的所有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实现有赖于针对不同领域的不同制度性保障。在我国,《宪法》第1条第2款首先明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在此基础上,《宪法》第2条第2款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统领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宪法》第6条、第7条、第11条等条款则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此外,《宪法》第5条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第14条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也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基础。以上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在不同领域的制度化。2.作为宪法基本国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在我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方式除了建构制度外,还包括设定国家目标。所谓“国家目标”,是指“对国家课以持续地重视或实现特定任务及目标的义务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宪法规范”。现行《宪法》的总纲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国家目标规范主要集中于文化领域,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具体包括《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22条规定的“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第23条规定的“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以及第24条第2款规定的“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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