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基于文本文献的阅读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10:22:34

进入专题: 牡丹亭   汤显祖  

叶晔  

   摘要:《牡丹亭》中的集唐诗,指向128位诗人275首作品。但文学知识的文本来源,并不等同于其书籍来源。考察这些诗句在明代通行的唐诗选本、丛刻中的收录情况,可知汤显祖的唐诗阅读书籍,以《万首唐人绝句》《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唐百家诗》四种为主。通过对别集、选本、集句等不同性质的诗歌文本进行校勘,可知汤显祖的集句素材,主要来源于日常记忆的学习型阅读,而非临场的检索式阅读。通过对书籍来源的考证,可大致呈现汤显祖的唐诗知识结构。甚至借近世文人之阅读局限及文本、知识变异的情况,可返观并理解更早时代文人阅读的可能性困难。

   关键词:汤显祖  集句诗  书籍史  阅读局限  唐诗接受

  

  

   在汤显祖《牡丹亭》的研究中,有关集句诗的研究,是一个持久性较强的话题,早在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三妇合评本中,编评者就尝试对集句诗的原作者进行标注。现今最通行的徐朔方、杨笑梅校注本《牡丹亭》,也基本上沿用三妇合评本的体例,只标原作者,不标诗题。至今考证最详实的成果,当属日本学者根山彻先生的文章[1],他翻阅对勘《全唐诗》,对所有诗句做了穷尽性的文本考源,并纠正了前人标注的一些错误。至此,《牡丹亭》集句的文本考源工作基本完成。而且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成熟,类似考源工作的学术意义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我们较少留意,三妇合评本横空出世的那一年,离《御定全唐诗》的编成还有12年。此标注工作的辛苦可想而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我们,汤显祖集句的来源,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否则,无论是三位闺阁诗人,还是职业出版商,都没有能力、精力去搜检与复原文本的源头。有些现在看来颇为陌生的诗人、诗句,或许当时在较常见的唐诗文献中即可搜得。对汤显祖之唐诗阅读的局限性,先前赵山林、周衡等学者已有留意。赵先生将之解释为“汤显祖对唐诗的熟悉程度特别是运用自如的程度就更加令人惊叹”[2];周先生则认为“《牡丹亭》集唐诗问世在《唐音统签》和《全唐诗》之前,其才更具文献校勘意义”[3]。笔者的观点,与两位先生有一定的差别,认为汤显祖对唐诗的熟悉程度固然成立,但其阅读书籍的种类丰富度,或没有其集句诗所指向的128位诗人275首作品那么分散与宽广;周先生已指出汤显祖的一些异文源于选本,但他所说的文献校勘意义并不存在,因为汤显祖所倚赖的唐诗文献,是当时的常见选本且现在依然存世。本篇的主要目的在于摆脱以往集句诗研究中的文本考源之法,将作家文本中的知识来源落到书籍这一实物载体之上,分层考察文本、书籍、阅读、知识四个话题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为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重新审视古代作家的阅读局限及知识来源问题。

  

   一 文学知识的文本来源与书籍来源之别

  

   一般认为,个体的知识分为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内省知识三类。间接知识的书面传承落实在文学创作中,便形成古典文学的文本间性。由此而来的文本对话及互文性关系,固然有非常丰富的学术内涵,但究其第一件事,则是对文本来源的考索。这在学界已是很成熟的研究方法,典故的挖掘、化引的标注、名物的溯源皆与此有关,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本意,也可以让我们更细致地认识作者的知识结构。

   以上关联都是文本之间的联系。在文学研究者的眼中,文本是超越时空、不依赖于物质媒介的一种抽象存在;但在历史研究者眼中,绝大多数文本必须依赖于物质媒介而存在,这个媒介固然可以有石刻、书画等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肯定是书籍。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我们确定了某位作家的所有作品的文本来源,也未必能够还原其知识结构,因为我们无法证明文本的对应关系就一定意味着作者看过那些原典。在古代书籍流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借选本、类书、子书等编纂类著述,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所谓的知识,有文本来源和书籍来源之分,后者必须落实到具体、真切的阅读对象和经验中,才有讨论的意义。

   目录学和藏书史的研究是古典学术中较成熟的一个领域。如果图书数量较大且门类齐全,确实可以呈现某一时代特定群体的知识结构。但它也有显而易见的缺憾,一方面,官方藏书目很难反映普通作家的阅读情况;另一方面,有藏书经验及私家书目存世的作家,不能代表普通作家的阅读行为。因此,这一研究路径的终点,大致只能是书籍史的范畴,要想进一步适用于阅读史的研究领域,似缺乏案例上的典型性和普遍性。

   也就是说,知识、阅读、书籍、文本四者,彼此之间是先后相承的关系,知识来源于阅读,阅读需要依赖书籍,而文本因书籍得以保存。虽然在理论上,作家的知识结构和谱系,可以通过对文本中的知识挖掘和互文性考察来实现,但这样呈现出来的知识结构是比较抽象的,缺少如何获取知识的现实场景,而这个场景需要依赖具体的书籍阅读行为来还原。然而事实上,古代文学世界中的主流群体,即官僚型文人和创作型文人,无论考虑人物的行迹流动,还是其经济能力和藏书空间,他们日常可接触的书籍都较有限。我们必须想一个办法,跨越文学知识在文本来源与书籍来源之间的这条鸿沟。这个时候,利用阅读史的思路,将较传统的书籍史研究与较前沿的知识史研究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在研究对象及意义上具有普泛性的整体方法论,是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阅读史研究本身是西方书志学和读者反映理论的一种交汇,是史学与文学、具体与抽象的一种交叉。它带有很强的即时性和场景性,更偏向一种行为研究,而非理论研究。现今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并非没有关于阅读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关注文人的阅读生活和阅读场景,这也是古典文学作品中记录或表现较多的环节。在严格意义上,这更偏向文学的日常生活化研究。阅读史研究的核心有二:一为阅读对象的研究,建立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之上;二为阅读方式研究,考察歌咏、记诵、默读、翻检等不同阅读行为之于文学世界的影响[4]。这两条路径都需要非常具体而丰富的史料予以支撑,否则很难将每一步逻辑论证落到实处。这对古典文学研究来说,确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在晚明之前,很难找到既有藏书清单、又有读书日记存世的典型文人,也就很难还原文人的具体阅读行为及相关心理活动,更遑谈这些活动之于作家文学创作及思想的影响。这个时候,如何在没有书目、日记等特殊文献类型的情况下,在常规史料中发现阅读研究的新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简单地用文本考源(史源学、典故学)的方法,去探究作家的阅读对象,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作家有可能从编纂类著述中间接地获取文学养料;但如果把这种文本考源之法与选本研究之法、文本校勘之法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追寻更确凿的阅读对象,来探究作家知识结构的真实构成;还可以通过不同选本的收录及异文情况,来考察作家阅读方式的日常状态,探究其文学文本生成过程的某个局部。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只要我们找到文本的关联,并确保这种关联的紧密度,比如关联文本的数量足够多,文本变异的情况足够特殊等,便能考循其中知识的书籍来源,从而断言作家肯定阅读过某一种文献。

  

   二 从集句诗看汤显祖唐诗阅读的书籍来源

  

   自觉的集句诗创作,自北宋王安石始。现知的宋人集句,大致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带有较明显的类型化创作特征,如孔平仲的集选诗、李龏的咏梅诗、文天祥的集杜诗等[5]。这些集句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类书、类选及特定作家的别集来完成创作,在资料的翻检和使用上,未必具有普泛性,无法反映作者所处时代诗歌阅读的普遍经验。

   另一类情况,如王安石和释绍嵩的作品,不存在针对性的集句对象,更能反映创作者在诗歌积累上的实际情况。相关的文本来源,张福清《宋代集句诗校注》已做考索。但还有不少诗句无法找到文本来源。而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北宋书籍实物屈指可数,考虑到唐诗传播在两宋时期尚有一定的文本不稳定性,率然用后来版本的同名文献,完全等同于宋人看过的原书,这样的处理方式亦有失严谨。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地将考察对象的年代后移,虽然弱化了集句诗研究的早期性与典型性,却可以通过更充裕的实物文献,来更清晰地探究作品的文献来源(包括文本来源、书籍来源),进而推测作家的阅读对象及其阅读行为的细节。选择明人汤显祖而非宋人王安石,有其合理而丰富的一面。

   汤显祖的时代没有《全唐诗》,殆无疑问。作为清修《全唐诗》的文献蓝本,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季振宜的《唐诗》,其编印年代在《牡丹亭》之后,汤显祖也不可能看到。那么,从书籍来源的角度看,汤显祖及其同时代人的唐诗阅读,主要来自选集、别集、丛刻、类书、诗话等著述类型[6]。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全唐诗》这一类总集,晚明文人仍可以通过购买、收藏各种唐诗别集来系统地阅读和学习唐诗,毕竟这些唐诗别集在明代各公私书目中多有著录。但事实上,至明万历年间这样的印刷繁荣时代,唐诗别集单刻本、丛刻本的印量、印次与流通速度,仍相当有限。作为文学家和普通官员的汤显祖,其藏书规模和对待书籍的痴迷与严谨态度,也不能与杨慎、王世贞、胡应麟等学者型文人相比。故在一定程度上,汤显祖的情况,更能代表明代中后期创作型文人或官僚型文人在唐诗阅读上的真实面相。

   汤显祖的藏书情况到底如何,现有史料相当有限。我们根据他《广意赋》中的记叙“鸠遗书盖四万卷余兮,招余曾与余祖”[7],可知在他祖父的时代,家中有四万多卷藏书。虽然晚明的书籍印刷和流通已经颇为成熟,但作为一个江西地区的普通文人家庭,既算不上藏书世家,先前又没有进士登科的经历,能拥有如此数目的藏书,还是让人大吃一惊。也难怪在后面考证中,会发现《文苑英华》这样的大型文学类书,或有可能是汤显祖阅读过的唐诗书籍之一[8]。但隆庆六年(1572)除夕,汤显祖邻家发生火灾,延及汤宅,火势至次日方熄。到底有多少藏书毁于火厄,我们无法考证,他在万历元年(1573)所作《感恨先人书剑》诗中,有“龙文销故剑,鸟篆灭藏书”一句,看来损失不小,当时汤显祖24岁。他晚年回忆:“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未知其法。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年已三十、四十矣。”(《与陆景邺》)[9]可知在诗学宗尚上,汤显祖当时主要精读《文选》,沉迷六朝。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开始对唐诗做系统性阅读,家中藏书便已大量损失。虽然作为诗人的汤显祖,可以继续家族的聚书行为,但考虑到他的经济能力,以及入仕后的任职流动性,他随身能携带、翻检的书籍相当有限,这决定了汤显祖对唐诗的整体认识,或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充分。

   笔者以为,汤显祖的唐诗学知识结构和对作品的稳定记忆,大致定型于24—34岁之间。已有研究证明,汤显祖早年诗集《问棘邮草》中,有不少初唐诗歌的元素[10]。但大量书籍的毁佚,以及汤显祖的游宦经历,至少意味着他在创作《牡丹亭》的时候,已不可能像早年那样很便捷地翻阅海量文献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汤显祖可能出现的因记忆模糊而导致的文本变异,予以更复杂的考虑。

以下笔者选取了十种唐诗选本,分别是韦縠编《才调集》、李昉编《文苑英华》、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计有功编《唐诗纪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周弼编《唐诗三体家法》、元好问177《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编《唐诗鼓吹》、方回编《瀛奎律髓》、杨士弘编《唐音》、高棅编《唐诗品汇》(附《唐诗拾遗》),基本上覆盖了晚明以前历代唐诗选集中较经典或流行的读本[11]。据陈伯海、李定广《唐诗总集纂要》等研究,这十种选本在明嘉靖以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牡丹亭》问世以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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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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