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论《牡丹亭》的创新精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7-02-13 14: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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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  

   四百多年前,汤显祖搦笔研墨创作《牡丹亭》;在西方的英伦三岛,莎士比亚也写出多部杰作,辉耀剧坛。到了1616年,这两颗分别高悬在东西方的文学巨星,同时訇然陨落,只在人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光彩。百年来,东方的观众,早就熟悉了莎士比亚。倒是在西方,近年来人们才逐渐晓得东方也有像莎士比亚那样矗立在剧坛巅峰的汤显祖。而当西方的观众一旦认识了汤显祖,他们的景仰之情便油然而生。2008年,纽约丹尼尔•S.伯特(Daniel S.Burt)资料档案出版公司在《100部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一书中,把《牡丹亭》列于第三十二位,这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剧本。该书评价道:“《牡丹亭》时而抒情、时而哲理、时而讽刺、时而荒诞、时而逗乐,把情感和幽默交织在一起,是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古典戏剧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①

   中国古代剧坛,有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就在它依然风靡明代剧坛之际,《牡丹亭》诞生了。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②近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牡丹亭》日益重视,从各个方面加强研究,特别是汤显祖本人的生平、思想和文艺主张,以及《牡丹亭》蕴含的意旨,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牡丹亭》艺术上有什么特点?在创作上有什么创新之处以至于几令《西厢记》瞠乎其后?这还需要进一步探析。

   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自元代戏曲成熟以来,有些表现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作品,诸如《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等名剧,无一不是写年轻一代追求爱情,封建家长竭力反对,或加插一二小人从中作梗。即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老夫人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千方百计阻挠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剧本的主要矛盾,体现在老夫人和莺莺、张生的冲突上。可以说,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遭受到封建家长迫害,正、反双方产生强烈的矛盾,并且让矛盾冲突贯串在整个戏的情节进行当中。这是有关描写爱情问题剧作的总模式。

   在《牡丹亭》里,汤显祖没有写强烈追求爱情的杜丽娘和封建家长展开直接的冲突。不错,杜宝发现女儿刺绣后“白日眠睡”(《训女》)③的不妥,埋怨杜母“纵容女孩儿闲眠”,认为“假如刺绣余闲,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而女儿竟学“宰予昼寝”,懒懒散散,很不像话,便决定延师教学,让她收收心,懂得“后妃之德”,以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当然,杜宝的行为,既是出于对女儿的爱,也是对女儿思想感情的引导和约束,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对女儿的迫害。谁知道杜丽娘恰好“为诗章,讲动情肠”(《肃苑》),这是他万万想不到的。

   杜宝和杜丽娘有正面激烈交锋吗?有,这出现在剧本最后一出《圆驾》中。在这场戏里,杜宝坚决不肯承认柳梦梅是他的女婿,自然也不同意女儿的婚姻,显得“摇头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难入”④,以致杜丽娘一直抗争无效。但是,这出戏父女冲突的焦点,是杜宝不相信女儿是人。他明明知道杜丽娘已死去三年,怎么会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后来杜母甄氏出现,劝说认女,他也大惊失色,因为早听说夫人已“死于贼手”,怎么会忽然现形?于是认为“此必妖鬼捏作母子一路,白日欺天”。说实在话,杜宝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人死三年竟可回生,他能轻易相信吗?后来皇帝相信了,他虽然老大不愿意,还是要杜丽娘“离异了柳梦梅”,但一见女儿昏倒,他便心软了。可见恪守封建礼教的他,毕竟人性未泯。

   至于杜母,对女儿的春思有所警觉,“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惊梦》),但也只告诫春香,不能再让小姐游园。后经乱离,她和回生后的杜丽娘重逢,知道是柳梦梅让女儿重出生天,便说“这等是个好秀才,快请相见”(《遇母》)。她从来没有对女儿的婚姻有阻挠的意思。可见,《牡丹亭》完全不同于一般写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家长、争取婚姻自由的戏曲,甚至全剧中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反面人物。但是,这部戏的戏剧冲突,又是激烈的,以至于杜丽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杜丽娘内心的冲突。她苦闷到极点,怨懑到极点。她既感慨,又惊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惊梦》)在这里,汤显祖只把大自然的美好和现实社会的黑暗作了强烈的对比,只让杜丽娘控诉“锦屏人忒看得那韶光贱”!所谓“锦屏人”,包括她父母在内的一切恪守礼教的封建家长以及时代氛围,甚至包括内心深处受过封建思想影响的她自己。在戏里,我们没有看到有谁以行动在迫害她,却又分明感受到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扼杀她青春的生命。是现实的封建体制、道德伦理,是“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惊梦》)的婚姻陋俗,是“昔氏贤文,把人禁杀”(《闺塾》)的封建教育,乃至科举制度、用人体制等种种弊端,构成了极端黑暗的典型环境,是在重重礼教约束下的时代氛围,交织成扼杀青年追求生命自由的绞索。显然,汤显祖写杜丽娘的反抗,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通过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冲突,对明代社会现实作出总体性的控诉。

   在戏曲史上,从来没有人思想如此深刻,目光如此锐利。更从来没有人敢于不通过正面和反面人物的直接冲突,来表现人物形象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剧作的题旨。这一点,是《牡丹亭》“几令《西厢》减价”的重要原因,是汤显祖在明代社会转型时期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

   元、明时代,文坛上写青年追求婚姻自由的作品,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总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像《西厢记》写莺莺在《佛殿奇逢》中,临去秋波那一转,便分明爱上了张生。此后,崔、张坚定地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他们的行为,典型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的模式。当然,也有一些作品采取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现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像元剧《碧桃花》写徐碧桃以死殉情,死而复生,终成眷属;像《倩女离魂》写倩女的魂魄,离开肉体,追赶王宙,后来魂魄才与身体复合为一。但是,即使是这些想象奇特的剧作,主人公都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碧桃花》的碧桃,本来就与书生张道南有婚姻之约,后来因为后园私会,被父亲责备越礼,愤极而死。《倩女离魂》的倩女,爱上了表兄王宙,后来父亲把她许配给别人,王宙只好恚恨地乘船离开。谁知夜半,倩女的魂魄竟赶上船来。总之,碧桃与倩女,追求的是一个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情人。《牡丹亭》不也写到杜丽娘还魂和复生吗?在这方面,《倩女离魂》、《碧桃花》对作者会有所启发,但汤显祖写杜丽娘在“惊梦”之前,根本不认识柳梦梅。在杜丽娘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她追求的,只是一个梦。然而,观众和读者,也都感悟到她对爱情有强烈的追求。我认为,《牡丹亭》在创作上的创新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典型地展现青年人爱情萌动的心态,呈示人性中的潜意识。他的笔触,发掘到人物的灵魂深处。

   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一句名言:“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⑤汤显祖不是说“情不知所起”(《牡丹亭记题词》)⑥吗?其实,对情与欲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所谓“不知其所起”,是因为它潜藏或者压抑在人的意识之中,以至于人们“不知其所起”而已。

   杜丽娘出场时第一句唱词是:“娇莺欲语,眼见春如许。寸草心怎报得春晖一二。”(《训女》)这正是作者写她既有珍惜豆蔻年华、担忧虚度青春的潜意识;又有孝顺父母、知道要遵从教诲的潜意识。这两种潜意识在她的心底交集,而通过“为诗章,讲动情肠”,通过趁父亲外出“劝农”的机会游园,“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怀春的潜意识占了上风,便冒出了遇见柳梦梅并且在牡丹亭畔交欢的梦。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潜意识冲动乃是梦的真正创造者……梦是本能欲望的满足。”⑦汤显祖写杜丽娘的梦境,强烈地表现出她对爱情的渴求。当然,作者只是写杜丽娘以梦的形式获得爱情,并没有在人间真正越出樊篱,这也表明遵从礼教的潜意识,依然在她的心里徘徊。我认为,像汤显祖这样细腻地表现人物微妙的潜意识,在中国古代剧坛中还未有过。

   在游园过程中,杜丽娘看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看到花草树木顺时萌动,莺燕蜂蝶自在飞翔,看到园外和幽闺的强烈反差,这一切让她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不合情理的牢笼里。“娇鸟嫌笼会骂人”(《寻梦》),从此汤显祖便让她明确宣泄对封建礼教的不满,怨恨“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惊梦》)。至于作者写她在梦中得到爱情的满足,死后更一灵咬住不放,寻找梦中的情人,也都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示她在思想上突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及对爱情的渴望。这一点,许多研究《牡丹亭》的学者都已有深入的论述,笔者在此不拟赘述。但是,如果把作者写杜丽娘的追求,仅仅局限于爱情,恐怕还未能真正理解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和塑造杜丽娘形象的深层意义。

   《惊梦》以后,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欲望一经点燃,杜丽娘的思想感情便发生激烈的变化,少女怀春的潜意识,由对爱情的渴求,突发为对现实的拷问,以及对人性的思考。鲁迅曾说过:“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⑧杜丽娘梦醒以后,一早便要到花园里寻找那破碎的梦境。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写杜丽娘寻梦之前,先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让春香“捧茶食上”:

   (贴):夫人吩咐,早饭要早。

   (旦):你猛说夫人,则待把饥人劝。你说为人在世,怎生叫做吃饭?(《寻梦》)

   骤然看来,杜丽娘问得莫名其妙,今天的论者,大都会把这段对白轻轻放过。而当时的观众,却会受到很大的震动。因为,如何理解人伦物理,正是当时思想界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辩的话题。具有异端思想的李卓吾,曾在《答邓石阳》中指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物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⑨按李卓吾的看法,吃饭穿衣,是人的生存需要,是本能的自然的要求,这就是“人伦物理”。孟子曾说过:“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⑩人类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他也承认穿衣吃饭和恋爱婚姻,是人类的本质属性。李卓吾的主张,无非是强调顺着人的本能,求得生存发展,就是人之伦、物之理。这主张,接近于人性论范畴,而和道学先生强调的礼义、性理等封建教条,大不一样。

   汤显祖让杜丽娘忽然向春香提出似与剧情无关的发问,实际上是和李卓吾的哲学主张相互呼应。正是杜丽娘感到自已被幽囚、被禁锢,处在不自由、不正常的环境里,不能过着像“穿衣吃饭”那样顺其本能的生活,不能“率性而为”获得心灵自由和婚姻自主,才发出这非常突兀的慨叹。马克思曾经指出:“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1)“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12)青年男女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并且希望维护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方式时,却意识到自己得不到作为“人”的权益。这时候,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已超越了“情”的本身,而成为具有哲理性的人性问题的叩问。

   汤显祖写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却是春色依然。“嵌雕栏芍药芽儿浅”,“春心无处不飞悬”(《寻梦》),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她追求人性自主。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爱美、珍惜青春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然本性,但现实生活却给她诸多捆束,于是,她唱出了让观众心魂震撼的诗句:“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追求的已不仅仅是爱情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性理念。后来杜丽娘恹恹成疾,中秋之夜,她自知不起,垂危时不禁叹息:“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闹殇》)可见,在活着时能够自由自在、天从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一直贯串在她的生命之中。随着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得到满足,也意味着她在人性问题上的纠结得到纾解。

汤显祖的老师是罗汝芳,罗汝芳的老师则是颜钧,他们均属于王学左派的思想家。颜钧说过:“盖人之出世,本由事物之机。故人之为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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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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