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天兴: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 次 更新时间:2020-07-03 14: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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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兴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的构建,积极转向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18世纪至今,在全球范围内考古学的空间概念经历了地点、考古学文化、聚落考古等三次的嬗变。考古学史研究表明考古学空间概念的三次嬗变均使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些不同的空间观源自于考古学及社会学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其各不相同的哲学理路。考古学的空间性研究包括文化、生计、社会组织等,尤其是文化秩序与社会秩序互动是考古学必须从经验和理论上解决的基本问题。聚落内和聚落间社会关系的处理是古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因此聚落考古为研究不同区域从居无定所到城池林立的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组织变迁提供了战略出发点。

   关 键 词:考古学  空间性  文化史  聚落形态  The paradigm of archaeology  Spatiality of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culture  Settlement archaeology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倾向于把他们一种自然存在,尤其是把空间概念赋予自证的属性。空间是自然的,而空间性是指以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空间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①。人类社会的古代文化遗存中常常包含着大量的空间性信息,对这些空间信息的分析和处理是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②。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考古学完成了物质文化史的构建。随着国家、文明等研究的深入进展,空间作为生态人类学的存在方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深入研究,积极转向文化的功能性研究及其社会研究,伊恩·霍德等1976年出版《考古学空间分析》来回应考古学的空间研究的转向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的构建向社会历史研究转变,呈现出研究领域和课题的多样化以及研究技术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范式从考古学文化向聚落考古转变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研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起源等课题下,沿着聚落考古和考古学文化等两个基本概念来进行丰富的、具体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实践,产生了两种不同阐释路径,从而在很多学者心中产生不同程度的理论疑惑和交锋,即两种路径何以可能、何以殊途同归的问题。

  

   一、空间性的概念及逻辑

  

   空间是一个基础概念,分为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古希腊空间概念具有广延性、处所性和虚空性等三个特征。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后,具有背景性、几何性特征的现代空间概念兴起,并成为主流⑤。空间在绝对概念上被看作容纳各类实体的容器,它独立于所容纳物体之外而存在。西方世界里,空间代表了一种绝对的位置关系,比如康德等人将空间看作是容纳一系列实体和事件的固定式框架结构,是用于观测世界的充填系统(Filling system)。地理学被看作是对这种充填系统之下各种现象组合的研究。相对概念上讲,空间被看作是各种实体和事件的位置属性,因此空间的概念不能独立于其他事物而单独存在。尤其是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认识到对空间概念的理解必须与时间、社会价值、社会关系等因素联系起来,空间成为一个可以多重理解的复杂概念。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反思以往理论的基础上,辨识出空间的失语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有关空间理论阐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采用一系列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⑥。

   列斐伏尔是最早系统阐述空间概念的学者,布迪厄、吉登斯、齐美尔等学者均围绕空间问题做过阐述。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同时把空间类型划分为具体空间和抽象空间。具体空间是指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场地和空间,具有使用价值;“抽象空间”是指具体空间被国家机构或商品生产所占用而包含了某种社会关系属性的空间。这种划分思路明显是秉承了马克思对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不同区分。列斐伏尔对空间理论框架的最为精彩的分析之一在于他反复讨论的“空间三元性”:即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空间实践是指发生在空间并跨越空间的相互作用,是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基本过程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人的活动的成果,表现为可感知的物理意义的环境。空间的再现是指一个概念化的、想象的空间。这是在任何社会占主导或垄断空间。这一空间往往带有某种象征权力持有者的符号、编码、行话。再现的空间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空间,一般与大众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空间,被图形和符号以及生活在空间里面的人们赋予生产力的空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说,“我们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和宇宙;第二是,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第三是社会的。简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

   在列斐伏尔的概念基础上,索加提出了三个空间的划分分别对应与可感知的空间、精神空间、再现的空间。并将空间之维带入社会理论以形成构成透视社会的“三重辩证法”,社会性、空间性和时间性。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即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是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偶然于空间,即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空间想象力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空间性成为观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纬度,从理论或实证层面丰富对空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⑦。

   齐美尔《空间的社会学》指出空间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从空洞的变为有意义的并具有五种基本属性:空间的排他性、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临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过去人们大多仅从物质性的角度来理解空间,把空间看作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属性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重建空间理论,即要建立“空间辩证法”或“社会—空间辩证法”,不仅抓住了空间的物质属性,更重要的是把空间的社会属性也纳入到空间理论中。卡斯特认为,“空间并不是社会一种社会反映,他就是社会,因此各种空间形式都可以和所有其他物体一样被创造出来⑨。”

   布迪厄理清了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布迪厄提出把资本与惯习紧密结合起来,提出社会空间的核心概念。空间是一个关系体系,社会空间可以比拟为区域在其中划分的地理空间,但空间的建构是由据此空间的行为者、群体或制度所决定,越接近的人同质性越多,即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相符。社会空间都具有一定的地理学空间基础,而非纯粹意义上的主观建构,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而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⑩。

   吉登斯致力于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建构理论体系:社会互动由一定时空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从而将空间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构成紧密结合起来。索加认为吉登斯的成就在于将权力注入到社会的空间化本体论之中,并且将权力注入到对地理学的创造性阐释之中。卡斯泰尔认为空间只是一个物质要素,而非一个理论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赋予空间结构以形式、功能和意义(11)。

   1985年《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提出了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是建构的,需要搞清楚技术体系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并认为器具性居住空间受制于技术趋势,是人类行为的象征性表达,创造技术上的有效环境,保证了社会体系的框架,建立起周围世界的秩序(12)。

   因此空间生产是充满着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有权势的一方;另一方面空间正义也是相对而言的,对某一个利益群体而言,某个空间的生产是合理的,但对另一个利益群体而言,就是不合理的。因而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合理性的理想,就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社会正义的理论,也就有多少种相互竞争的空间概念。

   不同的空间概念主要源自于关于空间作用的不同看法,即使同一个空间结构,不同的模式(如科学模式、社会科学的模式、艺术模式、神话——巫术模式、儿童模式等)的评价也可能完全不一样。由于对空间的不同理解以至于至今尚未取得一个一致性、各个学科皆认可的定义,如与考古学毗邻学科人类学的空间概念是指一个与人类社群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外在环境;而地理学则是指空间的绝对概念和相对概念区别开来。

  

   二、考古学的空间概念: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嬗变

  

   考古学所研究的空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1957年,克拉克提出考古学数据的空间分布地图有助于考古年代学的理解(13)。1977年,伊恩,霍德认为物、遗址是两种主要的空间分布形式,同时指出不同的行为过程完全可能生产相同的空间形式。贺云翱认为空间性是考古学文化遗存认知的第一要素(14)。1984年,雷德·费林《遗址内空间形态及其聚落—生存系统分析中的作用》认为考古遗址是空间—文化分析的基本场所(15)。多纳·C·罗珀《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提出文化圈、文化区和聚落形态是考古学家处理空间次序的三种方式(16)。因此,考古学的空间性概念一般是指以物化逻辑为支撑的考古学文化空间性和生态学、地理学概念支撑下的聚落考古所蕴含的空间性。

   考古学文化概念是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范围内,重复出现的一组文化遗物组合(17)。苏秉琦(18)、张忠培(19)、俞伟超(20)等很多先生对此定义又进行了补充和阐发,但并未脱离从物空间分布的社会属性来进行谈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聚落形态考古是指“人们将他们在所居住的地面上处理起来的方式。它包括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其他与社团生活有关的建筑物的性质和处理方式。这些聚落要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使用的技术水平以及这个文化所保持的各种社会交接与控制的程度。”(21)张光直认为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做考古学的研究,崔格尔认为聚落考古是用考古学材料做社会关系的研究(22)。高立兵认为GIS考古为代表的3S技术是考古学时空阐释的新手段(23)。

   Dunbar等人的研究指出现代人形成定居聚落以后,单位面积内社会关系密度增加,为解决社会关系密度增加所带来的困扰,人们采取了建筑房子(空间生产)、发明食物生产、新工具及其他象征权威物品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手段。截止到今天,我们仍把网络结构社会关系的处理作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不是物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使用等决定了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决定了物的生产和流通、消费、使用。这也和我们的常识相同,不能把手段当作目的(24)。也有学者指出聚落的维持和更新需要为社群成员的安全和发展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等公共产品,即成功的社会需要为和平买单(25)。

Thomes景观是地球表面联系一系列关于人类活动地点的空间关系网络。因此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下研究空间概念的经验性、象征性和多义性成为后过程主义理念下空间研究的新方向。除了数据和方法以外,考古空间的异质性来源于生态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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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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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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