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能武 高杨予兮: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 次 更新时间:2020-06-30 09: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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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能武   高杨予兮  

   内容提要: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太空安全秩序;体系压力;安全困境;战略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徐能武,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邮编:410073);高杨予兮,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北京邮编:100091)。

  

  

  

   太空安全秩序是太空主体安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呈现出美苏两极对峙的格局,太空探索利用为美苏两家所主导,太空安全互动也主要内嵌于美苏两极争霸过程之中。由于当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航天技术主要是作为核威慑战略中侦察、预警和核查等补充手段,加之美苏双方的航天技术发展在你追我赶中保持着对立抗衡的态势,因此,太空安全秩序总体稳定,并构建起以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为代表的太空安全机制框架体系。

  

   冷战结束后,苏联一极力量已经坍塌,国际权力结构严重失衡,美国将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与核技术结合起来,极力打造新的“三位一体”国家战略威慑体系,以绝对实力护持绝对霸权,使得太空威慑与反威慑博弈不断升级,对太空安全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威胁。正视危机,当前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面临哪些新挑战?危中寻机,如何有效推进太空安全秩序的构建?对此问题的研究思考,可以发现,各国在作出太空安全战略选择的过程中,不仅受到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影响,还会考量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第一,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太空力量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对太空安全的相关问题高度敏感,并普遍赞同通过构建共同的安全秩序规范太空行为。第二,虽然从技术本质上看,航天技术应是助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其日益增大的安全功效和缺乏权威约束机制,太空力量成为各国权力的倍增器,短期内各国太空安全决策较易出现效率竞争型社会化。第三,随着太空力量安全功效的进一步增强,各国在太空安全活动中的决策更为谨慎,太空国际法漏洞和不足的凸显引起国际社会形成修法共识;同时,太空力量在全球化的推进中更趋普及,更多的太空国家的出现使得太空权力结构呈现出分散化和均衡化的格局,最终可能导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霸太空。因此,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亟须保持战略审慎,推动太空安全互动的政治过程“向善”发展,共同致力于建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太空治理体系,维护环境友好、清洁美丽的太空新疆域,从而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太空国际关系演变中安全秩序构建的缘起

  

   太空技术的发展、太空军事利用的推进和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共同促成了当前国际太空环境的形成。2001年,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和组织评估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第一个太空时期”和“新的太空时期”的说法。报告认为,“第一个太空时期”是试验与发现太空的时期,而在“新的太空时期”中,美国将掌握在太空领域的作战能力。201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高级咨询师托马斯·克雷明(Thomas E. Cremins)认为,随着冷战后越来越多国家、企业和私营部门参与到太空中来,国际太空活动呈现出与先前不同的时代背景。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学者托德·哈里森(Todd Harrison)在《第二太空时代的国家航空航天局:探索、合作与安全》及《第二个太空时代的冲突升级与威慑》中,认为太空商业利用、地缘政治环境和军事力量平衡的同时变化,带来了国际太空活动的新面貌。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太空国际环境呈现出太空活动主体数量猛增、太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太空军事对抗更趋明显、太空商业化势头迅速高涨的主要特征,并面临着公地悲剧、沟通失效、战略稳定性失衡等一系列新问题。

  

   (一)太空安全互动环境的新特征

  

   当前太空安全互动环境的变化是太空技术发展、国际体系变化和大国战略调整所共同导致的。太空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导致参与太空活动的行为体数量不断增加、身份更为多样;冷战结束后,大国再也无法在太空中发挥绝对的支配作用,太空安全互动环境呈现出如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所表述的特征:拥挤(congested)、竞争(competitive)和对抗(contested)。第一,太空环境将更加拥挤。冷战时期,拥有太空发射能力的行为体非常有限,太空几乎只是主要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而进入21世纪以来,太空技术的广泛扩散和商业太空活动的不断推进,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太空行为体。韩国、朝鲜和伊朗已经拥有了卫星发射能力,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运载火箭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乌克兰也拥有独立建造泽尼特(Zenit)运载火箭的能力。阿根廷、伊能够将火箭送入太空。目前,太空中正在运行的卫星有2000多颗,70多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卫星。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太空技术的普及,拥有太空资产的行为体数量增长趋势更为明显。太空行为体数量增加直接导致了太空发射的卫星和航天器数量的增多。从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全球新增航天器仅144枚;而在2018年12月至2019年3月间,新增航天器数量就已经达到173枚。由此带来的太空碎片陡然呈现出几何数级的迅速增长。根据2019年监测的数据,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约有23000个,直径大于1厘米的碎片500000余个,直径小于1厘米的碎片更是数以百万计。

  

   第二,太空环境呈现出更具竞争性的态势。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是全球太空活动中绝对的主角,冷战结束后,随着越来越多行为体参与太空活动,个别大国在太空领域的支配地位逐步下降。1957~1990年,太空中93%的卫星均由美苏两国发射;而从1991年到2016年,43%的新卫星和39%的发射活动都来自美俄以外的国家。欧盟国家、日本、中国等行为体的发射数量呈现年均5.5%的指数级增长。在太空国际贸易领域,美国的卫星制造利润从20世纪90年代占世界的60%~70%,下降为21世纪初的40%,截至2017年基本稳定在44%左右。美国卫星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由1995年的73%下降到2005年的25%,同时,卫星出口贸易也从先前的美、英、俄三足鼎立,发展为多国参与的竞争态势,法国、意大利、德国和乌克兰等国在国际航天市场中迅速崛起。此外,商业公司日益成为参与太空竞争的重要力量。冷战时期,只有4%的卫星用于商业用途,而当前商业公司所属的卫星已经超过36%。一些商业太空技术甚至比军方的技术更为先进。以太空探索公司(Space X)、维珍银河公司(Virgin Galactic)、蓝色起源公司(Blue Origin)等为代表的私营太空企业正竞相降低进入太空和利用太空的成本,并在向太空旅游、小行星采矿、在轨服务等新型项目上不断探索。

  

   第三,太空国际环境中的对抗性更趋明显。海湾战争中,美国向全世界展现了太空能力支援军事作战的力量“倍增器”效果,太空军事化迈入了新的阶段。首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追求太空军事能力。从1961年7月到2018年4月,全世界一共登记发射了571颗军用卫星,其中仅在2010年到2018年4月就发射了128颗军用卫星。而在2017年发射的12颗军用卫星中,美国仅占1/6。印度在2007年发射了首颗军事侦察卫星,并在印度陆军公布的文件《太空展望2020》中明确提出向太空要“战斗力”。以色列、伊朗、朝鲜、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都纷纷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卫星。太空的军民两用性和太空商业化的发展也使太空军备竞赛更加复杂。据统计,军事卫星大约占所有航天器的8%左右,但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航天器却占到70%,实际所占比例可能还会更高。其次,进攻性太空能力的门槛不断降低。进攻性太空能力以对手的太空能力(太空系统、部队、信息链路或第三方太空能力)为目标,使用欺骗(deception)、干扰(disruption)、拒止(denial)、降级(degradation)或摧毁(destruction)的手段达到预期效果。虽然天基武器、动能打击武器等对太空系统造成“硬杀伤”的武器系统造价昂贵、数量稀缺,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电磁干扰等“软杀伤”进攻性太空能力的技术和成本门槛越来越低,很容易就能被缺少太空力量的国家、组织甚至个人获得。据报道,只需要耗费7500美元就可以研制出一台针对超高频卫星的干扰机,其制作方法甚至直接出现在互联网上。技术的扩散使得卫星干扰事件频频发生,太空“软杀伤”行动成为部分国家进行太空对抗的首选。

  

   (二)太空安全秩序构建面临的新问题

  

太空的无疆域性和高远位置使得像美国这样极具霸权野心的行为体围绕太空安全进行互动时,往往是为了抢占太空这一战略制高点,从而获取在国际体系内的相对优势。在当前拥挤、竞争和对抗的客观环境下,太空国际体系中资源争夺、军备竞赛频发,太空安全秩序呈现出公地悲剧、沟通失效、战略稳定性失衡等问题和风险。第一,各国抢占太空资源导致的“公地悲剧”。太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呈现出各国主权无法延伸到太空的无疆域性,但所有国家都渴望利用太空。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组织和企业具备了太空发射能力,这也导致行为体纷纷对有限的太空资源展开了争夺,越来越多的“物体”被放置在地球轨道上,并由此带来了碎片、射频介入、潜在干扰和轨道资源竞争等问题,甚至出现太空领域的“公地悲用而毁损,最终损害行为体自身的利益。为了获取可靠的太空能力,不同行为体的各类大型卫星星座计划相继出现,为国际太空资源的协调增加了更多困难。仅在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期间,国际电信联盟已经注册了至少6个卫星网络,其范围遍布近、中、远地球轨道。各国竞相发展“快速响应发射”和“一箭多星”能力,力图实现在短时间内向太空发射大量卫星组网,一次发射的卫星数量甚至可达数百颗。而更多的卫星星座还在计划中,并随着卫星小型化和模块分散化的扩展不断增加。卫星发射和太空活动无疑将不断增加太空碎片的数量。这些碎片不仅能以每秒8公里以上的速度撞击正在运行的航天器,还会因为撞击彼此而产生更多的碎片,不断扩大互相撞击的可能性,无差别地威胁每一个航天器的飞行。核动力火箭和航天器的增多还可能使核污染的风险加大,对太空和地球大气环境造成难以预估的破坏。同时,国际电信联盟保护频率不受干扰的规定也遭到了滥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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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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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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