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20-06-03 21: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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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华  

   摘    要:

   中古时期 , 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 ,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 具体表现为 :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 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 , 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 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 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 , 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 ,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 , 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 北方地区; 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 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 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 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 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 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 自战国以来, 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 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1。大体说来, 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 自战国秦汉以来, 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 并且从总体上说, 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 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 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 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 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 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 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 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2, 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 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 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3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 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 原因何在 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 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为探讨古代中国 (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 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 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 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 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 舛谬之处, 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 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4

  

   考古资料证实,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 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 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 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 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 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 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 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 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5。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 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 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 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 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 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生, 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 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 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 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 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 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 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 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 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 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5;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 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的牛群, 畜牧业亦堪称发达6。“夷夏杂处”时代,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 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 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 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 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 但在当时, 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7。不仅如此, 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 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 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 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 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 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 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 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 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 由于种种原因, 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 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 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 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 “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 “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 据此, 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 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8。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 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 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 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 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 其中“河南地”9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 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 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 在秦汉时期, 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 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 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 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 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 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 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 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10。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 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 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 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 饲养的羊以百计, 甚至可达千头11, 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 除耕牛之外, 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 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 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12。这些情况说明, 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 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 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 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 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 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 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 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 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 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 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 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 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 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 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 始自东汉, 迤至唐初, 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 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 在秦代和西汉时期, 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 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 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 自东汉开始, 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 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 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 边境冲突不断加剧, 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 至东汉末年以后, “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 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 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 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 基本上是牧区。”13直到北魏中期以后, 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 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 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 在长达数个世纪中, 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 历十六国至于唐初, 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 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 在今山西地区, 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14, 以畜牧为业, 其“牛、羊、驼、马, 色别为群, 谷量而已”15, 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 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 不便定居屯聚16;唐武则天时期, 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 羊马是资”17;直到唐代中期以后, 位于京兆西北的、宁等州, 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18。由于畜牧经济发达, 自北朝至于唐代, 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 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 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19;唐代的情况, 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 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 上户丁输羊二口, 次户一口, 下户三户共一口”20, 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 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 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 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 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 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 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21;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 (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 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 , 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 此时却是牧苑广阔, “猪羊马牧, 布其境内”22。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 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 羯人石勒起兵时, 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23。北魏迁洛之后, 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 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 设立河阳牧场, “恒置戎马十万匹”24。这一时期, 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 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 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 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 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 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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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cearch 200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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