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华:从环境史研究看生态文明建设的知与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 次 更新时间:2013-10-27 2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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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华  

    

   “生态文明”并非空洞的政治理念,“美丽中国”亦非抽象的图像符号,实现这些宏伟目标需要在多方面进行深刻变革。这是一个充满荆棘坎坷和艰难险阻的长期奋斗过程。通过对我国环境史的研究可以看出,知行脱节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知行合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优秀的生态环境思想

   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一些相当高明的“天人”关系理论和生态环境思想,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崇敬自然、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优秀特质。在儒、释、道以及其他学说中,都包含着不少优秀的生态环境思想,下列几点尤其值得重视。

   一是天、地、生、人整体统一的自然—社会观。我国先贤很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和天、地、人“三才”理论,主张遵循“天行之常”、“地养之则”,“参赞天地之化育”。虽然其中掺杂着天命观和谶纬迷信,但也包含着敬畏天地、师法万物、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节奏等优秀的思想元素,蕴含着一种整体统一的生态系统思想。

   二是“护生”、“爱物”的生命意识和生态伦理。我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崇尚“生生之德”。《易经》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爱人以及物”,“恩及禽兽”。佛教讲“众生平等”、“万物有情”。道家谓“万物与我为一”。这些都包含着亲近自然和“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

   三是取用有节、“以时禁发”的资源利用和管理思想。“生生之德”,体现于自然是“生物”,体现于社会是“生民”,体现于经济则是“生财”。“生民”是治国之本,“生财”是富国之需,“生物”则是基础前提,物质生产消费应与资源再生和环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先秦两汉思想家已经清楚地论说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维持资源再生能力的重要性,孟子、荀子甚至将其上升到“王道之始”、“圣王之制”的政治哲学高度予以阐述,主要精神是节制物欲、适度消费,对山林川泽“谨其时禁”、“以时禁发”,采捕生产避开生物孕育生长的关键季节,对幼小树木、鸟巢鸟卵、母兽幼兽予以保护,使生物正常繁殖,反对竭泽而渔、童山而樵。这些都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是“变废为宝”和“相资以利用”的循环经济理念。我国古人认为,土地是有生命的,需要不断滋养。包括人畜粪便在内的各种废弃物质皆有“余气”,任意弃置污秽不堪、恶臭难闻,变为肥料则可“化恶为美”、“变废为宝”,土地得其“余气相培”,“地力可使长新壮”。生产过程中的残留废物通过合理开展多种项目经营,可以“相资以利用”、“相继以生成”。这与当代的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理念十分接近。

    

   知行脱节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

   几千年来特别是最近300年中,我国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中华文明发祥奠基之地——黄河中下游,《诗经》曾描绘“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黄土台塬辽阔平坦、土壤肥沃、风物宜人,但后来逐渐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满目苍凉;黄河曾是“河水清且涟漪”,但战国时期渐成“浊河”,汉代乃有“黄河”之名,2500余年中竟然决溢1500多次,还发生过多次重大改道,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华北平原曾是巨浸大泽星罗棋布,与云梦、彭蠡(鄱阳湖)、具区(太湖)南北辉映,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此多有记载,后来却逐渐湮废殆尽,曾经遍地徜徉的麋鹿和随处可闻的“呦呦鹿鸣”亦逐渐绝迹、绝响。这样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沧海桑田。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生态环境破坏较晚,但森林毁坏、水土流失、水系紊乱和沙漠化、石漠化诸问题也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剧。

   这令人产生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既然我国早就具备丰富而优秀的生态环境思想,何以几千年来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系统探讨。但可以肯定的是,思想理论并不等于实际行动,“知”与“行”严重脱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精彩论述固然富有哲理,但往往比较抽象,缺乏具体实施方略。古代百姓大都目不识丁,那些高深思想理论与其福祉、利益不相关涉,难以被他们理解,更无法行诸生产生活实践。制度规范和政策措施严重缺失或流于空文,导致思想理论与实践行动两相悬隔,既不能遏制富裕阶层对异卉名木、珠宝玉石和角齿毛皮的疯狂追求,更不能阻止豪强权贵对膏腴良田、山林川泽的肆意霸占。先秦两汉时期,国家设虞衡、行时禁,只是为了“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保证统治者独享奇货珍味;清代不少官员、士绅痛感滥伐、滥垦、滥围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旱涝频仍,曾大量设立护林、禁捕和禁猎碑,却无意或无力解决贫民流民的基本生计问题,无法阻止贫困流民进行盲目无序的焚林开荒,酿成千载难复的生态破坏。

   废物利用与土壤改良有机结合,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保护最成功的范例。因为这个成功,我国广袤的农田历经数千年耕种而未发生严重地力衰退,甚至越种越肥,农业生产(土地产出)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秘诀何在?在于“变废为宝”理念浅易明了,技术措施切实可行;在于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与生产生活紧密结合。但局部耕地的精心养护并不能改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整体历史趋势。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延续了数千年的这个优良传统现在正逐渐瓦解,巨量“三废”在城市和乡村都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环境挑战。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知行合一、真知实行

   漫长历史上积渐而至的环境问题,因人口不断增长和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如今变得空前复杂。生态文明建设可谓知之不易、行则更难,不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体成员,都存在着怎样“知”、怎样“行”、如何知行合一的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同社会群体与个人的知行方式和职责不尽相同。例如,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知与行,是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探索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企业和企业家的知与行,主要体现在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情怀,超越利润至上的单纯经济逻辑,充分认识、努力降低生产经营的环境代价和生态风险;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知”是否正确、“行”是否妥当,往往事关全局,攸关大众利益,更须不断提高认识、积极行动,公其心、正其知、端其行,认真履行好领导和管理职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先进思想理论若不能落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都只具有潜在价值而不能对历史进步发挥实际推动作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空前宏伟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源泉和知行主体,必须引导、动员和组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奋斗。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涉及高度复杂的利益关系,各种不良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具有迁延性和顽固性,引导、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一帆风顺、立竿见影,必须多层次、多途径持续推进。

   具体而言,一是持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搞好环保知识普及。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建设目标、行动方略和相关法律、制度、政策周知天下,深入人心,最大化地形成全社会的行动合力;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大力推广生态环境知识,把专家的思想智慧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能力。二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环境风险知情权和利益诉求权。这既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追求资源公有、利益共享和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环境问题上的实际体现。三是建立和执行严格的公民环境行为准则,努力消除陋习。我国民众公共环境和资源保护的意识相对淡薄,许多“不绿色”、“不环保”的行为陋习常有发生,在一定时期内采取某些强力矫正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应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并尽快制定和推行系统可行的公民环境行为规范,防止不良环境行为在从众心态下恶性蔓延。四是激励民众从小事做起,积小成大。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论是垃圾围城、水体污染还是空气质量下降,都并非全由企业造成,也不能一味责备环保部门,每个公民都应当反躬自省,自觉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美丽中国愿景人人都有,生态文明建设亦需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积小善而成大美。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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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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