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发松:北魏“离散诸部”“领民酋长”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 次 更新时间:2020-06-02 21: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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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发松  

   摘    要:

   关于北魏道武帝的离散诸部政策、领民酋长制及其二者关系, 学界看法不一。通常认为离散诸部意味着部族制解体, 部民 (tribesmen) 编户化、农耕化, 领民酋长制是针对未被离散的部族。对离散诸部的新认识则是强调北魏前期的部族制传统, 认为离散诸部实为部族制的再编, 旨在剥夺部落联合体首领的政治、经济特权及军权, 部落组织和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依然存在, 领民酋长制也在作为离散对象的部族中实施。以魏末六镇起事为界, 领民酋长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 唐长孺认为北魏实际上存在两种类型的领民酋长。

   关键词:北魏; 解散部落; 领民酋长; 回顾与反思;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是首次对领民酋长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创之作。 (1) 周氏指出, 经北魏道武帝“离散诸部”, 其部落酋帅皆同编户, 不过仍有“散处魏境”的鲜卑及其附从部落“未同编户”, “领民酋长者实为此类部落之酋帅也”。及至魏末, “领民酋长见于史者渐多”, 但大多是“六镇乱后之北边雄豪”, “甚者徒有酋长虚号, 而无部民”。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前承周氏研究, 通过充分占有、深入分析相关资料, 对北魏末大乱之前领民酋长所属种族、分布地域、地位变化, 以及酋长与部民、北魏国家之间关系等, 专章进行探讨, 为北魏领民酋长制研究树立了新的标杆。 (2)

   周、严二氏都明确指出北魏领民酋长制以部落组织的存在为前提。那么, 这里就存在如下问题。其一, 如何看待道武帝时代“离散诸部”政策的施行, 特别是“离散诸部”政策与领民酋长制的关系?其二, 道武帝“离散诸部”之前的部落酋长 (或称酋帅、渠长、统酋、酋大、部落大人乃至汗、莫何弗等等) , 以及离散之后仍然存在的部落及其首领, 与领民酋长有何异同?其三, 北魏末年六镇起事前后领民酋长的性质发生了转变, 二者间的本质区别何在?由于这些问题事关北魏前期国家的体制特征, 因而近年来颇受关注。 (3) 下文拟对已有研究及其问题意识试作梳理, 并间述作者浅见。

   关于道武帝“离散诸部”, 研究者的理解存在诸多歧见, 主要原因在于相关资料奇缺。其直接史料只有三条, 见载于《魏书》的《官氏志》《外戚·贺讷传》《高车传》。 (4) 三条史料一称“离散诸部”, 一称“分散诸部”, 一称“散诸部落”, 提法各异, 今日研究者则多称“解散部落”。解散的具体时间, 《高车传》泛称“道武时”, 《官氏志》谓在道武帝登国 (386-396) 初, 《贺讷传》谓在“道武 (皇始元年, 396) 平中原”后, 先后不一。解散的对象是部落联盟, 还是大部族, 或是二者之下的部落?亦语焉不详。《贺讷传》称“离散诸部”后“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官氏志》称“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则部民的编户化似乎涵括全体部众。然而部民的编户化是否与解散部落同步?编户化后的部民是否等同于一般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已有的研究并无明确一致的答案。而以上问题实关系到如何理解部落解散的内涵、目标、效果及意义。

   在“离散”时间上, 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认可《官氏志》所说的“登国初”。拓跋珪于登国元年正月即位代王之时, 周边诸部 (东边后燕, 南边西燕, 西边铁弗部, 西南独孤部, 西北贺兰部) 均实力强大。同年八月独孤部刘显遣军与西燕新兴太守窟咄 (拓跋珪叔父) “来逼 (代国) 南境”, 以致“诸部骚动, 人心顾望”, 拓跋珪被迫“北逾阴山”, 再一次逃奔舅氏贺兰部。 (1) 有鉴于此, 河地重造认为《官氏志》所载登国初年“部族制解体”有误, 当如《贺讷传》所载在皇始初年。 (2) 宫崎市定对河地氏的推断表示赞同, 认为“离散诸部”应该在贺兰部大叛乱被平定的皇始二年 (397) 之后。 (3) 山崎宏从部族解散与南北二部废止的关系着眼, 认为道武帝的部族解散政策虽然是在登国元年发布的, 但政策的遂行, 则要等到天兴元年 (398) 新的魏国作为中原帝国的体制得到整备, 亦即作为部族统治机关的南北二部制为带有“中国风”的八部制所取代之时。 (4) 谷川道雄前承宫崎氏之说, 认为在登国元年代国“草创时期采取如此大胆的措置 (部落解散) 令人难以置信”, 应该是在强敌后燕被驱逐出中原并创建帝国的皇始元年至天兴元年之际。 (5) 古贺昭岑则断言在登国初的特定形势下, “无论如何部族解散不会在此时”, 而应当在“北魏开始整顿国家体制的皇始之后”, 具体时段与山崎、谷川二氏的主张相仿佛, 即皇始、天兴间。 (6)

   最早讨论“离散诸部”问题的内田吟风, 认可《官氏志》所记解散时间, 即登国初年。 (7) 其后宫川尚志、田村实造、胜畑冬实诸氏亦持此说。 (8) 但他们也绝不认为“离散诸部”在登国初年便毕其功于一役。如内田吟风即指出平定中原之后“解散”政策才得以强制性的彻底推行, 在道武帝时代大体完成,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 如边境地带的部落制度大多保存下来, 《高车传》所载“高车以类粗犷”其部落未被离散, 即为其例, 因而道武帝以后诸帝仍在继续推行部落解散政策。田村实造则认为在登国初年道武帝权力相当脆弱的情况下, 难以设想能一举断行游牧民族部落的改编, 因而当时道武帝只对直属的极少数部落尝试实行过。胜畑冬实对上引三条有关部族解散的史料作了深度解析。认为《官氏志》所谓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 并不是针对“四方诸部”的措置, 而是废止拓跋部内的部落大人制, 道武帝给这些大人授予新的官称参加政权, 并将其部落再编于自己麾下, 借以强化其统治权力。他还认为三条史料所载部族解散各有特定时期、对象和措置, 并非整齐划一之策。

   内田吟风高度评价道武帝的部落解散, 称之为“英明重大的决断”。此举“使部民编民化, 一律强行郡县制”, “旧部落大人等同于编户, 失去了对旧部民的统治权”, “分土定居, 无迁徙自由”, 从而果断排除了五胡诸国普遍实行的胡汉二重统治体制。他推算被解散的部落达数十万、部落民达数百万之众。一方面是北族部落民“中国编民化”, 另一方面则是北族“部酋子孙中国贵族化”, 遂为此后北魏的汉化政策和胡汉融合奠定了基础。 (1) 这些论断为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接受, 蔚为共识。如宫崎市定前承内田氏、河地重造之说, 称“北魏直到太祖道武帝时代, 依然维持着北方民族共通的氏族制度。…… (道武帝颁布离散部族命令) 剥夺了部族首领以部落酋长身份役使部民的权力, 将他们还原成单纯的个人。……直属于天子 (成为编民) ”。 (2) 谷川道雄称:“北魏帝国与五胡国家有一点截然不同, 那就是在建国当初断然解散了游牧民诸部落。……部落民受国家的直接统治, 原来的君长大人被剥夺了部落统率权。” (3)

   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学者就解散部落提出了新的看法, 对以往的共识形成有力挑战。松永雅生通过研究北魏的审判制度, 指出孝文帝改革前一直存续的三都审判制, 是继承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部落审判, 这就意味着当时北族的社会组织仍维持着部族制。进而认为此前关于道武帝解散部落为编户的认识, 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他还指出拓跋珪“离散诸部”之后仍可见到表示部族存在的“部落”、“酋帅”等, 认为“离散诸部”不过是将部族联合体切割成部族小联合体或者部落而已。 (4) 古贺昭岑则通过考察鲜卑拓跋族即“国人”的语言、服饰、家族关系、代都周围畜牧业、部族组织等方面, 得出在京畿及邻近京畿的八国, 虽经道武帝解散部族, 酋帅率领的部落仍大量存在的结论, 认为解散部落实为对各部族进行改编、重组, 以便在京师周围集中配置部落兵。 (5) 川本芳昭相继发表一系列专文, 论证指出北魏官制中的内朝制度, 是基于游牧传统的, 通北魏一代, 不限于边境, 包括被解散部落民聚居的畿内, 仍大量存在统领部落的领民酋长或酋帅, 北族的语言、习俗, 体现部落成员间固有结合关系的聚居、同姓婚、血缘姓氏等, 依然保存下来。总之, 道武帝的“部落解散”, 不过是将此前的部族联合体分割成更小的单位如氏族、部落, 部落组织、部落酋长对部民的统治权依然存在, 部族体制的本质仍得以保存, 而非以往所理解的仅仅是例外和残余。直到孝文帝改革, 部族制度全面解体的“部族解散”始告完成。川本氏所谓“部落解散”和“部族解散”,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6)

   对解散部落的新认识, 特别强调北魏前期的部族制传统, 这一点已得到更多研究者的认同。胜畑冬实指出被解散的部落仍继续从事游牧, 部落组织可以说是一种游牧业协作体制。太田稔则指出, 将版图划分为若干区域并设置监督者, 让分割出来的部落分散定居于各区域以事游牧, 并视情况课以税役, 这种“部落解散”不始于道武帝, 不过是沿袭五胡诸国所施行过的政策而已。 (7) 韩国学者崔珍烈通过重新解析上举道武帝解散部落的三段史料, 结合大量实例, 得出道武帝时代及以后很多部族仍然保持部落组织的结论, 道武帝所谓解散部落, 不过是剥夺了部落联合体君长的政治、经济特权及军队指挥权。 (8)

   对于《官氏志》所载道武帝之离散部落始于登国初年, 中国学者大多不予否认, 至于《官氏志》与《贺讷传》关于开始时间的不同记载, 则予以折衷调和。李亚农称:“拓跋族在侵入中原之时, 他们还在过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太祖拓跋珪时, 曾有取消部落组织的命令 (下引《魏书·官氏志》略) ……除了留居北方, 与汉族远隔的拓跋族还保留游牧的部落组织而外, 深入中原的拓跋族, 在太祖珪的命令下, 社会编制中的部落组织已被取消了, 但在军事编制中的部落组织则仍存在。” (9) 唐长孺认为:“离散诸部可能不是一时之事, 但大规模的执行必在破燕之后, 此时由于军事上空前的胜利, 拓跋珪在国内的威望大大提高, 这样才能使部落大人、酋庶长驯顺地服从其命令。” (1) 马长寿也认为:“拓跋珪的分散部落始于登国初年即公元386年……但分散部落的事一直继续到平定燕国之后。……平燕以前, 许多新附部落随同他们的部落大人或酋庶长在各处打仗, 此时无暇分散而且也怕惹起部落酋长的反叛而不敢分散, 所以大规模的分散乃在平燕以后。”马氏又详引《魏书·贺讷传》为例, 认为该传“实在是一部拓跋的分散部落史”。 (2) 李凭针对古贺昭岑认为登国元年拓跋珪因受到西燕压迫率部逃往阴山之北从而无暇离散诸部, 指出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即位代王, 至八月投奔贺兰部, “新建的部落联盟曾有相当一段安定的时间”, “因此在这段时间内离散诸部并非没有可能”。 (3)

   关于解散部落的原因、效果及意义, 唐长孺指出:“由于从中国被迫迁入代京一带的人民非常多, 促使各部落中杂居情况更为显著, 部落组织完全不适合于新的局面, 必须要加以改变。”这是解散部落的内在原因。“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 不用说正在消灭的氏族彻底的消灭了。其次离散的部落都分土定居, 不听移徙;纵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从事畜牧的人民在此时忽然一律都变成定居的农民, 因而在较小范围内的移动应该准许;但是这只能是在指定的范围内移动, 这样就把人们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面, 同时也是地域划分代替部落、氏族的表现”。 (4) 唐氏强调被解散部落民的编户化、定居农耕化, 进而肯定部落解散在拓跋封建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从而确立了国内解散部落研究的基本方向。

马长寿在唐氏基础上续有推进。他也认为“分散部落的基本原因”是“部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原有的部落联盟变为地域性的国家组织”, 而北魏境内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使诸游牧部落有分土定居的可能”。他特别注意到拓跋珪登国元年 (386) 在定襄郡的盛乐附近“息众课农”;登国九年 (394) “拓跋珪把在盛乐课农的经验推广到黄河套北从五原到稒阳塞外进行屯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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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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