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君: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 次 更新时间:2020-08-11 21: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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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君  

   佛教进入中国城市后,对城市景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景观的高度和时间节律方面,金刹与灵台比高,金铎与钟鼓竞鸣,改变了中国城市原有的景观特征。这一现象在北魏首都洛阳表现得尤为突出。灵太后胡充华将佛教建筑景观,尤其是将佛塔高度的象征意义完全政治化-佛塔的高度即是权力的高度,因此,洛阳城内最高的永宁寺塔,作为转轮圣王的象征,其供养者非灵太后莫属。其次,无论城里城外,佛塔的高低,都按供养人的政治权力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其三,拥有最高权力的灵太后,其供养所立的佛塔,占据洛阳最具象征性的城内、城南和城东空间。儒家特别看重的洛阳中轴线,更是灵太后精心规划设计的空间,塔刹林立,圣像庄严,完全是一派佛国气象。北魏将首都从盛乐,迁至平城,再迁至洛阳,原本的目的是想由塞外入驻中原,完成汉化,成为中原正统,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他们选择了中央集权制,在信仰层面却选择了佛教。究其原因,北魏放弃祭天传统后,统治阶层佞佛,尤其是掌握皇权的后妃佞佛,是汉化道路发生突变的政治推手。北魏从塞外南下中原汉化过程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北魏的亡国而消失,相反却成为隋唐帝国的共同特色。可见,北魏在政教关系方面,也担当了开启北朝,孕育隋唐的角色。

   关键词:北魏; 佛教; 景观高度; 时间节律;

  

   一、引言

  

   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游牧迁徙至阴山山麓,建都盛乐,然后进入大同盆地,建都平城,最终进入伊洛盆地,建都洛阳。这一背寒向暖的南下过程,是拓跋部落由游牧走向定居,并逐渐崛起的过程。从国家政治层面上来看,也是逐渐放弃草原部落联盟制度,接受中原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然而,在信仰层面上来看,北魏虽然逐渐放弃了草原部落的原始信仰,但占据他们信仰世界的却不是儒教,而是南北朝普遍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佛教。

   宗教地理景观始终处于动态演替之中。在传统的神学时代,外来宗教的介入,不仅会加速区域宗教景观演替的时空过程,还会改变区域景观的空间格局。那么,佛教传入北魏后,是如何导致洛阳宗教地理景观发生演替的,正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北魏迁都洛阳后,与道教、儒教相比,佛教信仰占据压倒性优势,正如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序》中所云:

   至于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1)1

   “金刹与灵台比高”,道出了佛教与儒教争夺洛阳景观高度,并战而胜之的事实。

   洛阳无疑是传统中国的神圣中心,即天下之中。《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2)2周公营建雒邑,正是是因为其位于“土中”。土中者,谓雒邑为中国天地之中心,或谓“地中”。土中的测量方法,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3)3夏至日正午,圭在表上的影子长度为一尺五寸时,此地即为天下之中。在“土中”建都的好处是,首先“土中”是政治中心,正如《逸周书》所云,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系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4)4“凑”是指雒邑为“诸侯蕃屏四方”的中心,所谓“居中正本”。其次“土中”是交通中心,便于往来。“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5)5其三,为神圣中心,土中雒邑,“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6)6北周宣帝宇文赟将上述三个特征概括为:“河洛之地,世称朝市。上则于天,阴阳所会;下纪于地,职贡路均。”(7)7可谓精辟。

   然而,对一个首都城市来说,空间位置的神圣性与安全性,常常不可兼得,因此会出现首都空间布局左右摇摆的状况。西汉时,都关中,而不都洛阳,显然是因为对首都安全性的考量大于对神圣性的考量。“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8)8洛阳作为首都,其腹地伊洛盆地面积狭小,资源不足,战争期间无法自给自足,更无险可守。这些问题,被张良看在眼里,成为反对在洛阳建都的理由。“光武受命,更都洛邑”(9)9,洛阳重新成为中原国家的首都,并不是其资源禀赋有了巨大进步,而是:其一,“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10)10,“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11)11其二,相对于匈奴强盛时期西汉,东汉时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战争压力有所减小。其三,光武中兴,自己是否真命天子,尚处于两可之间,社会舆论的压力很大,因此定都“土中”洛阳,重新出发,也就顺理成章了。曹魏和西晋,继承了东汉的遗产,维持了固有的局面。清人徐元文在论及首都定位的基本原则时说:“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12)12可见,汉魏时期,首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正是“以人和不以地利”,“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的结果。

   然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洛阳“天下之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因为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中国”即占据“天下之中”的国家,是在五印度的中印度而非华夏的中央之国。这一观点,早在东汉灵献时期,就在中土流传(13)13,后来被唐代高僧道宣运用传统中国“日中无景”“河出昆仑”等知识记忆,将中土空间整合进佛教的空间结构系统中,使印度成为天地之中心,而中土则成为佛所王土的边地,佛教因此成功地凌驾于儒教之上。中印度为“天下之中”的思想,因道宣所著的《释迦方志》,广为流传,不仅被僧侣所普遍接受,也被儒士所悉知,甚至一度坐实为中国的地理知识。(1)14

   佛教撬动洛阳“天下之中”的神圣地位,只是与儒家空间争夺的第一步。如果说洛阳“天下之中”的神圣性,多少还有一些建构的成分,那么,作为儒家的礼仪中心,洛阳的礼制建筑和城市民众的生活节律,则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北魏迁入洛阳后,佛教在这些领域,与儒教展开了全面的时空控制之争。在空间方面,礼制建筑的高度,不仅是权威和财富的象征,更是人神对话的场所,因此最具象征意义。在时间方面,因中国传统的节庆活动,是一年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不仅用来指导农时,而且附加了很多神圣的意义,并通过节庆仪式的重演而展现出来。至于日常生活的节律,所谓的晨钟暮鼓,由谁来掌控,预示着权力归属于谁。因此,过谁的节日,听谁的晨钟暮鼓,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奉谁家正朔。基于此,本文以景观高度演替和时间节律变化为例,探讨北魏佛教对洛阳都城景观的时空控制,进而分析佛教得以覆盖洛阳都城儒教景观的内在原因。

  

   二、佛教对洛阳景观的时空控制

  

   首都洛阳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的儒家礼制建筑,在传统时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佛教与儒教之间的景观争夺,在不同区域无论是规模还是强度,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杨衒之在撰写《洛阳伽蓝记》时,将外郭城以内的区域作为洛阳都城的叙事空间。考古发掘确定的外郭城的四至是:东至今偃师市首阳山镇的后张、白村一线,即崇义里七里桥东一里处,“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2)15西至白马镇潘村、分金沟村一线,“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长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3)16北至孟津县上屯、半个寨村一线,南至洛河以南的四夷里,是一座东西宽和南北长各约二十里的正方形区域(4)17。杨衒之又将这一区域,细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五个区域,下文即按此空间顺序展开叙述。

   (一)城内

   曹魏时期,洛阳城内最高的建筑是陵云台。陵云台筑于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位于千秋门内道北的西游园内,其建筑高度,据杨龙骧《洛阳记》载:“高二十丈,登之见孟津。”(5)18三国时,1丈约合今2.42米,北魏时约2.73米,二十丈约为48米或54.6米,邙山与洛阳城的相对高差约50~55米,孟津又在邙山以北的黄河岸边,海拔比邙山低,况且还要考虑地球球面的影响,因此,站在陵云台上,恐怕是很难越过邙山看到孟津的,否则,魏明帝曹叡就不会在陵云台修建之后,还想着要把邙山削平,方便其看孟津了(6)19。尽管如此,二十丈的高度,已足以使曹叡心生恐惧。《世说新语》载:“陵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7)20北魏时,又将陵云台修复,台上有八角井,高祖元宏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8)21。即便北魏的陵云台还保持曹魏时的二十丈的高度,也比三丈五尺高的内城垣,高出十六丈五尺,因此,登上深处宫城内的陵云台,亦足以望见南垣外的洛河。

   陵云台洛阳第一高度的位置,在永宁寺建成后,被永宁寺塔替代了。

   作为皇家供养的寺院之一,永宁寺始建于平城。拓跋焘执政时,以拓跋晃为首的太子党与以崔浩为首的保皇党,在朝中竞争极为激烈。佛道宗教之争也参与其间,代表人物分别是佛教领袖玄高和道教领袖寇谦之。斗争中首先败下阵来的是玄高,寇谦之则在崔浩的支持下,充当拓跋焘朝中的谋士。“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不仅如此,寇谦之还成功地让拓跋焘信仰道教,并奏请建造道坛静轮宫。

   真君三年(442),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1)22

   其实在寇谦之到达平城伊始,其道坛便有五层之高,不可谓低。然而,得到拓跋焘和崔浩支持的寇谦之,还要将静轮宫建至“不闻鸡鸣狗吠之声”的高度,方便拓跋焘与“天神交接”,同时,也使静轮宫成为平城的最高建筑,进而彰显道教在平城的崇高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支持道教的崔浩被处死,道家深受打击。佛教则趁机上位,成了皇家主要信仰的宗教。天安二年(467),献文帝拓跋弘在“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2)23。高达三十丈的永宁寺佛塔,成了平城的最高建筑。可见此时北魏统治者的祭天信仰已经有所动摇,而佛教则趁势而上,控制了平城景观的最高点。

孝文帝元宏在登基后不久,就认识到佛教在平城的传播近于失控,因此,于延兴二年(472)夏四月下诏,一方面控制僧人行为,“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后听行。违者加罪”。另一方面,对佛教寺庙修建中“务存高广”的奢侈行为加以遏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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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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