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波: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18:10:30

进入专题: 现代小说  

周海波  

   摘要:从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小说逐步走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经中国近现代作家批评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现代小说”概念呈现出从朦胧意识到理性自觉、再到明确生成的发展过程。“现代小说”既是中国文学文体的不断裂变与重构,也是小说文体的返本与开新。从“林译小说”到鲁迅小说,从梁启超到胡适,中国近现代作家批评家对“现代小说”所作的不同阐释,及其对小说文体所进行的多样探索,构成“现代小说”的复杂形态,同时,现代小说观念与创作也表现出“型类的混杂”的特点。中国“现代小说”在回到小说本体的同时,又突破中国古代小说和西方小说的理论局限,最终构建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理论。

   关键词:现代小说 小说文体 裂变 返本开新 理论建构

   作者简介:周海波,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引言

   中国现代小说开始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得以完成。中国现代小说自一开始,其理论建构、创作实践便与现代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现代文学的文体新变紧密联系。因此,“现代小说”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对“现代小说”的概念形成进行研究,理清其内涵,有助于充分认识“小说”作为现代文体的特征与功能。近年来学术界对“现代小说”的研究,在文献整理、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仍有很大空间,仍需从概念、方法论等方面建构相应的中国现代小说美学体系与评价机制,对“小说”与“现代小说”进行正本清源。多年来,中国现代小说文体学的研究,有的成为西方小说学的简单注释,有的则以西方文体学解读中国小说文本,都不同程度导致中国小说文体学的失语。回到学术原点,回到小说的常识,在现代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在中国文学的文体传统中寻绎“现代小说”的本原意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文体学,具有重要意义。

  

   一 小说的发现:中国文体的巨型裂变

   “新小说”是梁启超对中国文学文体的新发现。这个概念虽然与“现代小说”有一定距离,却带有初步的现代小说特征,具有不同寻常的文体学意义。

   (一)“新小说”的提出

   梁启超是在适应时代要求而又缺乏相应文体理论支撑的条件下提倡新小说的。所谓时代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康梁变法失败之后中国社会面临急遽变化,国内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问题需要特殊的政治手段治理,也需要文化思想的疏导。此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小说》等报刊,将改良的重心从社会革命转移到文化上来,将维新变法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国民的愚昧不觉醒,试图以“新民”开启新的社会变革与发展道路。二是现代城市的出现带来新的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对通俗易懂的小说文体有了新诉求。古代小说源起于“街说巷语”,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通俗艺术,包括古代典籍中保留下来的传奇故事、寓言笑林如志怪、志人之类以及民间口头的说唱文体等。古代小说的民间性、通俗性,在新的市民文化形成之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近代以来,随着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的逐渐开放与兴盛,市民文化得到迅猛发展,为小说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不过,梁启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小说文体与市民文化的关系,更多是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发现小说的文体功能,看到小说与“新民”的关系,试图通过小说获得启发民智的“群治”之效。

   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时,面对的是完备和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体系,是已经形成并发展了数千年的、具有超稳定性结构的中国文体及其文体学。所谓文体的超稳定性是指文体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发展进程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经历代文体发展演变逐渐形成的。一方面,中国古代文体学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体系封闭性,历代以诗文为文学正宗,“小说”一类的文体属于民间小道,难以进入古代文体学的正统文学范畴。另一方面,古代文体学历经两千多年,逐步成熟,保持了文体形态的稳定性,处于相对自足的状态。直到20世纪,古代文体学也没有、并不可能提出自身变革的要求,更没有产生向现代文体变革的诉求。中国古代文体生成于特定场合的不同“言说”方式,所谓“诗言志,歌永言……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或“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指不同言说方式以及由此生成的不同文体。这种文体以诗文为主体,由诗、歌、赋到文,体系完整并不断优化,无论是在理论主张还是在文体形态方面,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与新兴文体形态顽强对立。因此,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是假借古代文体概念而进行一场非文学化的文学运动,是借助社会革命、外来文化影响及新兴媒体而发起的有关小说文体的“革命”。

   梁启超既然是借助外力而发起“小说界革命”,那么他看重的并不一定就是小说本身,而往往是借小说之名力图实现社会革命。在梁启超的理论中,“小说”一词与古代小说或西方小说并不属于同一概念,无论是“新小说”还是“说部”“书”等,这些概念均为梁启超社会革命前提下的理论提倡。实际上,梁启超未必不知道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学并不属于同一种文体范畴,但他却执意将小说拉进文学行列,看重的主要是小说的教育性、启蒙性意义,及其与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社会意义。几年后,陈光辉替梁启超说得更加明白:“窃谓小说有异乎文学,盖亦通俗教育之一种,断非精微奥妙之文学所可并论也。”陈光辉明确将“小说”与“文学”并列,视小说为非文学的文体。既然如此,梁启超及其同仁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就不是在中国文体自身发展基础上的文体倡导,而是在必须默认而又反抗传统文体的态势中倡导新文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世界中置入小说文体及其文体概念。同样,梁启超发现并提倡小说,并不是他对小说多么感兴趣或者有深入研究,而是因为维新变法遭遇失败后他及其同道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文化诉求。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将新小说与政治小说等概念混用,说明他提倡“新小说”不是文体学范畴的理论倡导,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变革对文学的需求,立足于小说的宣传教育功能。梁启超变法失败后滞留日本,发现日本“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大量译介西洋小说“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于日本维新之运大有功”。他受此启发提倡“小说界革命”,试图让人们通过小说认识世界、理解革命、参与革命。“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在梁启超那里,“小说”更多的是一种载体,是梁启超希望借助文体革命而进行思想社会革命的政治寄托。

   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突破口,借助“新民”这一强劲口号,强行在中国古代的完整文体学体系上撕开一个裂口,以非文学性因素阐释中国文学,从而为中国文体学置入一种更具大众化倾向的小说文体,推动中国文体学发生巨型裂变。正如钱锺书所说:“百凡新体,只是向来卑不足道之体忽然列品入流。”梁启超之所以能在中国雄厚的文体学体系内强行置入“新小说”概念,不仅在于他对中国文学有深厚的研究功底,更因为他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和对小说文体的独特理解。当他意识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强大文体功能时,已经表现出对小说的极大兴趣,表露出以小说达到社会革命目的的努力。因此,小说这一文体在梁启超及其追随者的极力倡导与反复论述中,形成强大支撑力量,且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理念支撑下,逐渐占居主流地位。

   (二)“新小说”的文体新变

   “新小说”概念的确立,是梁启超在古代小说文体基础上对“泰西小说”的借鉴与转化。他将西方文学中的Novel与中国文学中的说部、传奇等“小说”一类文体交织一起,取得文体形态上的认同后,再以西方Novel改头换面为“新小说”,从小说而为“新小说”,在文体上获得同一性认知。在英语语境中,Fiction与Novel都不能直接翻译为中国文体学的“小说”,同样,中国文体学中小说形态的作品,诸如传奇、演义、小说等,也都无法直接对应外国文学中的Fiction或Novel,两者之间的文体差异无法进行简单比较,也无法进行概念上的互换。一般来说,Fiction指虚构的作品,包括童话、寓言、叙事诗等一切虚构性文本。而Novel则是从篇幅和文体特征上对叙事文学的划分,主要是指长篇叙事作品。从梁启超的一系列批评论著尤其是《新中国未来记》来看,他所说的“新小说”大体可与Novel相提并论。不过,梁启超看重的既不是Fiction的虚构性,也不是Novel的长篇史诗特征,更无心于小说的叙事性,他在意的是虚构文体通过一定的人物与故事容纳社会革命的宏大体量。在梁启超心中,无论是“说部”的说,还是“新小说”的说,都不是说故事,而是论说、说理。有关这一点,平等阁主人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中说得很清楚:“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中国前此惟《盐铁论》一书,稍有此种体段。”因此,《新中国未来记》的出彩之处,不在叙事与描写人物,而在说理与辩驳。“此篇辩论四十余段。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末段,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梁启超对小说如何叙事并不特别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小说人物之间如何“驳来驳去”。“驳”是写人物与人物之间围绕某个社会问题进行辩驳,以驳论的方式讲述社会革命的大道理,阐述其作品的中心论题,言说革命道理,阐述其社会理想。因此,梁启超心目中的“小说”主要不是文体学意义上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了。梁启超的矛盾在于,无论他如何推崇小说,如何提升小说的社会功能,他眼中“文学之最上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并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名为小说,实则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从文学观念上来看,梁启超看重的还是那些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的文学。在这里,梁启超的文体意识中同样存在着小说乃为小道、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观点,或者说,只有当小说成为藏之名山的经世之文时,才能够真正立足于文学之林。可见梁启超并未摆脱中国传统的文体观念,也没有脱离传统文人对于小说的基本认识。他改变的是小说“驳来驳去”的表现方式,他提升的是小说文体的社会功能,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小说文体的文学史地位。在对传统小说概念的接受与使用方面,梁启超看重的是“小说”的“说”,由“小说”而“论说”“大说”,在小说文体中装载社会革命的思想,以小说的方式启发民智,改良社会,解决其通过社会革命都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

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使用的材料基本以中国古代小说为主。《译印政治小说序》论述的是“自泰西人始”的政治小说,但几乎没有列举一部“泰西小说”,全篇采用的都是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为例证。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同样是以古代小说论证西方小说的文体功征;同时,他在论述外国小说强大的宣传功能时,却几乎没有涉及那些被广泛传诵的外国小说,而主要以历史演义、人物传记等为材料。如在《饮冰室自由书》中所论及的“西洋小说”,则是《自由》《自由之灯》等,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则以《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东欧女豪杰》《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等为例。这些作品虽也有一定的小说叙事特点,或可以作为小说看待,却并不是梁启超真正提倡的“新小说”。梁启超在论及日本小说时,举证的是织田纯一郎的《花柳春话》、关直彦的《春莺啭》、藤田鸣鹤的《春窗绮话》《经世伟观》、柴东海的《经国美谈》等作品。这说明由于语言及阅读视野等原因,梁启超对西方小说并不了解,无法列举具体的西洋小说,同时也说明他仅仅是借用西洋小说中这些宣传革命、传播英雄人物的作品,而无意于阐述更具体实在的小说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现代小说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艺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552.html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