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曦昊:论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之特征与流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0-05-29 08: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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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曦昊  

   摘要:  食品安全法治发展在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居于十分关键的位置。食品安全治理依托公共决策和社会共治本质地亟需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达到增强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预测、解释、应对能力的目的。现代食品生产、流通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要求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使用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随着食品进出口成为经济支柱产业,比较法研究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食品安全法学不局限于特定的法律关系,研究开展具有贯通性,不应以部门法的门槛局限其发展。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方法从“部门法”化走向“领域法”化,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从移植引介走向自主创设,但仍未摆脱对策法学思维方式对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学理基础研究还有待夯实。

   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法学研究方法;社科法学;领域法

   民以食为天,国以法为纲。25年前《食品卫生法》(1995)结束试行,正式颁布标志着以食品行业治理,公民生命健康为目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我国正式开始建立。2009年《食品安全法》在旧法的基础上大步迈进,象征着中国食品安全公共治理理念由“食品合乎卫生标准”向“食品符合安全规范”发生转变[1]。近年来,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训中国家食品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在试错中逐步改进与完善[2]。2019年是《食品安全法》实施十周年,也是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发文,明确食品安全法治在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布局中基础性、全局性关键作用,明确食品安全法治“四个最严”要求的开局之年[3]。

   “法学研究方法是探寻法学内在规律,表达法学学术观点而运用的手段。法学进步不仅在于法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而且在于法学研究方法的创新。”[4]食品安全法治建设对于事前食品安全风险的预防与规避、食品违法事后的规制与救济均有赖于研究方法的科学使用、与时俱进、改进创新。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特征与流变,是推动食品安全法治治理体系的完善,深化食品监管、经营领域改革的重要抓手。食品安全法的研究者必须要对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关键性、系统性、根本性的研究、分析。本文不拘于传统的法学学科分析方法,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比较研究这三个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征出发,解析二十年来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流变,并作出评析。

  

   一、社会科学方法:呼应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社会共治”理论

   食品治理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覆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部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实质影响的社会主体囊括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原料生产者、原料加工者、成品经营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机构等科研机构,消费者协会、食品工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还包括每一位消费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法律关系不足以完整描述现代社会的食品经营、流通过程,这决定了食品安全治理必然是以法治为基础,以社会共治为形式的公共治理体系[5]。公共治理所依赖的理论基础不是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为核心的传统法学学术研究进路,而是“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法律问题”的复合研究思维[6]。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有学者也表述为“社科法学”)吸纳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重视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弥补了传统法律研究方法体系封闭的弊病,增进了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成果在社会公共治理体制机制中的理论竞争力。

   (一)“风险社会”: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范例

   “风险概念在宪法教义学上可以通过区别‘危险’概念加以建构”[7]。变量与社会危害结果之间不能确证因果关系的情况归属于“风险”范畴,与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因果关系,需要法律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进行体认的情况则归属“危险”[8]。现代食品是科学技术对传统食品制作、运输、贮存的现代化改进产物。现代化食品技术的使用一方面通过科学技术改进了食品的风味、外观、保质期等要素,另一方面添加可能会带来健康损害甚至伤残、死亡等食源性风险,本质上属于由现代化过程引发,又被现代化过程所排斥的人为而非自然的危害因素[9]。我国传统法学研究对于“可能发生却暂未发生”的风险法律事项的规范研究是相当乏善可陈的,而社会学领域由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体系[10]对食品安全法治风险研究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支撑[11]。

   “风险社会”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核心关注是致害因果暂不确定的食品对法律规范体系带来的解构。食品安全的法社会学分析中心已超越了规范法律分析中的实然因果和具象表征。“风险社会”研究方法的引入极大增强了食品安全法学研究的解释范围和解释能力,尤其表现在对尚未造成实际损害的结果或可能存在相应风险的食品安全研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估,有学者认为“为保障风险评估结论的可靠性,法律应通过制度进行设计,促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重要信息的公开性、同行评审与异议监督的可得性。”[12]当基因技术进步到可以对食品的性状进行改造,我们迫切地需要基于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理论的法律理性,以规制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可能[13]。在应对“风险社会”法律的手段上,超越单一行政监管的社会共治型风险监管作为食品安全风险规制的解决之道被提出[14]。

   (二)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使用

   在经济学的视角下,法律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社会活动。在理性选择、成本效益分析、均衡理论的理论假设下,立法、执法、司法活动都必须以资源最大化利用为最根本的追求,食品安全法领域的法律研究也概莫能外。“商店出售的经过加工制作的食物是为食品”,食品成为商品进行市场流通和销售的属性是国家发展与工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食品转化为商品的这一社会化的过程是因无差别人类劳动而获得价值的历史过程,这决定了法经济学研究对食品安全法领域进行的分析,具有探究资源合理配置的特殊效果。

   宏观层面,有学者根据法经济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理论假设,首先,推导在每一个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中行为人的行为均存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其次,运用经济学原理推演食品安全违法活动的有效规制手段的标准,即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必须要使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人的违法风险成本大于可能的经济总收益。以此为基础,学界设定了食品安全法律规范合理性与有效性以经济理论为核心的论证模式[15]。也有学者从企业商誉的角度出发,指出经济信息利益在行政监管中能够起到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作用,进而得出了食品安全监管应该以“声誉罚”为主的结论[16]。

   微观层面,现有研究利用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对于《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七条“小微食品经营者监管”进行分析发现此类经营具有营业流动性、形式多样性、交易一次性的特点,使得现有的行在经济学的视角下,法律制度的本质是利益分配的社会活动。在理性选择、成本效益分析、均衡理论的理论假设下,立法、执法、司法活动都必须以资源最大化利用为最根本的追求,食品安全法领域的法律研究也概莫能外。政监管所带来的制度成本远多于实施利好,进而为食品监管的绩效改革指明了方向[17]。

   (三)食品安全法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坚持实证调查的传统。

   讨论具体问题,而不是抽象概念,注重后果的分析,而不只是逻辑的演绎。”[18]实证研究的方法是法学能够持续地适应社会生活,解决实际问题、解释具体现象的基本保证。鉴于食品安全涉及主体多元、社会影响广泛、公共利益巨大,近二十年来的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实证研究具有极强的公权主导性和政府介入性,主要表现为以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监督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落实《食品安全法》要求,检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实际情况的执法检查与实证研究报告。比如,上海市早在1996年《食品卫生法》时期,就已推行由原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要负责开展的执法检查型实证调研,定性定量的实证研究特征在披露的分析报告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19]。

   在《食品卫生法》实施时期(1995~2009年)以上海人大执法检查报告为典型的食品安全实证研究在各省、市、县大量出现。2009年《食品安全法》出台以后为推动新法实施保证“舌尖上的安全”,全国人大已经主导完成了三次全国的人大执法检查。在多次、多地执法检查所产出的报告文件中,食品安全法学实证研究方法所秉持的定性定量,关注实际问题,解释社会现象的特点均有充分体现。以2016年第三次《食品安全法》实施检查报告为例,全国人大六位正副委员长分赴十个省(甘肃、天津、内蒙古、四川、广东、重庆、福建、湖北),实际走访了20个地级市、21个行政区县的26个餐饮服务单位、22个食品检验检测机构、22个食品生产企业、17个大型食品超市、15个农产品种植养殖基地、12个基层农产品贸易市场。各个调研组共召开35次基层监管人员、行业协会、食品生产经营者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20]。调研报告的行程和资料来源充分表现了实证研究的特征,抽样地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汇总了各省份的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情况,并以调研中发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直述利弊。由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地方各级人大执法检查组组长,分别向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做汇报并向社会公布。从发布的分析报告上看,对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现状掌握较为详尽,为下一步的食品安全法学研究指明了攻坚克难的重点方向。除了官方调研纪要类型外,实证研究还表现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分析,比如就违反食品标签、标识、说明书规定的行为应如何适用法律的争议问题,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第60号)进行的分析和讨论[21-22]。

  

   二、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现代食品技术科技本质的特征体现

   所谓交叉学科方法,即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23]。在法学研究方法的语境下,通常此概念的含义均为“社科法学”,即如前文所述要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观察法律作为社会规则与其他社会因素所产生的一系列嬗变。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的研究也涌现出一系列社科法学的佳作。食品问题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食品法律风险的控制需要科学分析和界定。食品安全法治领域研究不止于法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复合,更融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如法律与认知科学、法律与心理学一样,科学方法和视角的引入开拓了新的研究特征。在食品安全研究发展中,基于食品科学、病理学、毒理学、农学、化学、工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视角,观察食品理化、生化、病理性质的变化,进而为规则的流变、适用提供依凭,并推导法律规则的研究技巧逐渐体现出了作为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的气象,成为了食品安全法研究方法相较于其他法学领域研究方法发展和流变的独到之处。

   (一)食品科学是作为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性

近年来,“苏丹红咸鸭蛋”“孔雀绿石斑鱼”“三聚氰胺奶粉”“无根剂豆芽菜”等食品问题陆续出现。根据法律推理的三段论分析方法,大前提即规范的找寻,小前提即事实的确定,需要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才能进行法律推理得出判断结论[24]。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展开的法学研究也概莫能外地,要先在法学概念与逻辑的经验体系内内证食品对生命健康的侵害性,才能在下一个逻辑环节论证法律技术的规范该当性。但无论是食品安全违法规则制定(大前提),还是事实查明(小前提),在现代食品技术已经深入到分子层面改进食品理化特征的语境下,均无法通过法律经验性的进行前提制定和判断证成。随着实践中食品安全的法律治理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事实衡量的需求将越来越紧迫,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研究逐渐发展出了基于化学、生物、物理、医学、药学等定性、定量分析框架而产生的科学技术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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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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