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洪 段宏磊:消费者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嬗变与未来改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17-12-12 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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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洪   段宏磊  

   【摘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想范型可以概括为:为满足“激励”、“惩罚”和“威慑”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行为人具有恶性过错的侵权责任,并以“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为赔偿标准计算方法,其中基准赔偿数额恒定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增加赔偿数额则与基准赔偿数额存在比例关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和法释〔2003〕7号中的相关惩罚性赔偿立法可以分类为“颠覆类型”、“标准类型”和“变通类型”三种。针对在立法中规则的碎片化、不系统所造成的标准不一和适用困难,应当进行立法三类型之间的联动和整合,形成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为基准,以商品房购买、食品安全等领域特殊立法为补充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消费者保护法;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食品安全法

  

一、问题与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赔偿形式,惩罚性赔偿可被简洁地定义为“超过了赔偿原告的必须部分而给付的赔偿金”;{1}3而如今学界更多地从一种制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即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2}503惩罚性赔偿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的首次实践始于1993年的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尔后在《侵权责任法》、《劳动合同法》、《食品安全法》等法中均有尝试。立法的碎片化和渐进式构成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基本特征。

   消费者保护是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适用领域,近两年,伴随着新《消法》和新《食品安全法》的实施,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惩罚性赔偿经历了重要的制度更迭[1]。除了这两部立法之外,还存在一个容易受忽视的司法解释,即法释〔2003〕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7号),其中存在对商品房买卖中消费者保护方面的惩罚性赔偿[2]。商品房购买人是否属于消费者,对这问题曾发生过系统的论争。{3}334-337法释〔2003〕7号出台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商品房具有极大价值,与作为一般动产的生活消费品相异,并非立法预设的规制对象,与《消法》具有密切关联的《产品质量法》亦将建筑物排除在规制范围之外。{4}406“当交易数额较大、欺诈行为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很小时,如适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将导致当事人双方权益严重失衡。”{5}243但仅从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经典定义来看,房屋购买人被排除在消费者身份范畴并无依据。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商品房买受人遭受欺诈案例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赞同应将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3]。法释〔2003〕7号最终对此问题采用了“和稀泥”的回应态度,表现在:一方面,以合同法而非《消法》司法解释的名义出台,回避了房屋购买人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4];另一方面,相关条文适用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并不与《消法》完全同质,在适用范围和赔偿比例方面都进行了调整,目的即出于该领域完全适用《消法》惩罚性赔偿规定会显失公平的顾虑。

   因此,新旧《消法》、新旧《食品安全法》,以及法释〔2003〕7号构成了我国消费者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最完整的法律渊源。与其他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一样,这些制度设计呈现出渐进式和碎片化立法的特点,在多头立法统筹性不足的情况下,便极有可能发生适用困难或适用不公的问题。而目前又恰处于新旧法适用期相交织的关键时点,相应问题发生的可能性便更大。因此,有必要对消费者保护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一个统筹性的研究,一方面对新旧法律条文进行比较,明确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嬗变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新的制度体系进行诊断把脉,探寻在未来对其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二)分析思路

   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通过对惩罚性赔偿法理基础的重述,概括出一个理想状态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范型,并以此范型为标准来考察中国的实际立法,梳理出其立法类型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改进策略。

   学界对惩罚性赔偿的探讨通常未超出三个基本要素:制度功能、赔偿标准与适用范围。对制度功能几乎不存在学界分歧,通常认为是在满足一般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功能之外,具有三个作用:其一,能对受害人产生激励其维权的作用;其二,能对侵权人产生惩罚作用;其三,则能对潜在的同类侵权人产生威慑作用,从而防止类似行为的发生。{6}210-225《美国侵权法重述》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定义即简练地涵盖了其惩罚和威慑功能:“不同于补偿性的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施加于某人以惩罚其恶劣行为,从而对将来他或其他人与其类似的行为进行威慑。”[5]惩罚性赔偿的赔偿标准和适用范围其实均围绕这些预设的制度功能而设计。如果标准过低或范围过窄,则惩罚性赔偿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惩罚”和“威慑”作用;反之,如果标准过高或范围过宽,则有可能侵袭了民法上一般侵权责任的形式公正理念,产生“显失公平”或“威慑过度”的情形。

   以此逻辑审视理想状态下的惩罚性赔偿,其赔偿标准应以“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来表示。基准赔偿数额必须恒定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它构成了传统侵权责任法中的全部赔偿数额——既使损失得到完全补偿,又不能有获利因素。{7}17-18而增加赔偿数额的设置则体现了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这一核心要素,其具体标准主要有两种立法例:其一为浮动比例标准,即并不规定增加赔偿数额的刚性标准,交由法官根据被告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损害程度等因素自由裁量,但根据晚近的立法演变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倾向于对这一浮动比例施加一个上限,目的是为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6]。199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更是通过比例规则(the Ratio Rule)确立了浮动比例确定时的衡量因素,即增加赔偿数额的标准依赖于被告应负责任、原告损失、类似案件中的增加赔偿数额三个指标进行确认[7];该规则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3年的一起判例中进行了完善,该案对增加赔偿数额的衡量因素增加了对正当程序的评价要求,并将增加赔偿数额的上限设定为基准赔偿数额的9倍[8]。自此之后,1996年判例中的“三指标”与2003年判例中的正当程序评价成为美国判断惩罚性赔偿金是否适当的标准。{8}347-347其二为恒定比例标准,法官裁判时直接适用法律,无须自由裁量。这种立法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更强,但存在由于标准过于刚性而容易出现威慑力度不匹配的风险。因此,这种标准通常出现在适用范围有限的特别立法(如反垄断法、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等)当中,而不能统一适用于侵权行为基本规定中。恒定比例标准的典型立法为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三倍损害赔偿(Treble Damages)规则”。{9}546-548

   在适用范围方面,理想状态下的惩罚性赔偿应仅适用于特定的侵权责任,《美国侵权法重述》将其概括为“由于被告的罪恶动机或忽视他人权利所造成的可耻行为”[9],因此,由一般程度的故意或过失所造成的侵权责任不在适用范围之内,违约责任更不适用。违约责任“其赔偿的方式是通过对蒙受的损失给予补偿,而不是对错误施加惩罚,因此,损害赔偿的标准不受违约动机的影响”。{10}508我国《合同法》中的规定亦表明我国对违约责任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10]。另外,合同法上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11}603亦排斥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11];若赔偿范围超出了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甚至将不可预见的损失纳入赔偿责任,则显然会增加合同的风险性,从而打消合同当事人的缔约积极性,不利于鼓励交易。{12}117在合同实务中有时会出现约定惩罚性赔偿条款(penalty clause),但即使是这种基于意思自治缔结的内容,法律也通常不倾向于予以承认和执行,其原因在于:“由于会使违约者的违约成本比受害者遭受的违约成本高,惩罚同时阻却了无效率的违约和有效率的违约……而且还会使潜在的受害者因为能从中得益而挑起违约。”{13}128-129正是基于此种逻辑,《美国合同法重述》第355条明确规定:“除非违约行为同时构成可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侵权行为,否则合同的违反不得主张惩罚性赔偿。”[12]

   综上所述,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理想范型可以概括为:为了满足其“激励”、“惩罚”和“威慑”的制度功能,惩罚性赔偿适用于行为人具有恶性过错的侵权责任,并以“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为赔偿标准计算方法,其中基准赔偿数额恒定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增加赔偿数额则与基准赔偿数额存在比例关系。


二、制度的规范梳理与分类评价

  

   按照上文对惩罚性赔偿法理基础的重述,可以通过表格1将本文涉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一个总览,每一法律规定涉及的基准赔偿数额、增加赔偿数额和适用范围都可以得到一目了然的呈现,从而能便于对我国实际制度设计与理想范型的差距进行准确把脉。显而易见,该表释放出我国惩罚性赔偿强烈的制度碎片化现状,各规定遵循着不同的语法和逻辑。按照与理想范型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设计是否存在偏差的标准,可以将表格1所涉及的法条分为“标准类型”、“颠覆类型”和“变通类型”三类。表格1(略)

   (一)惩罚性赔偿的标准类型

   标准类型是指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设计与理想范型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在表格1所列举的法律规定范围内,仅(3)完全符合该要求,即新《消法》第55条第2款。该款规定的基准赔偿数额为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能涵盖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增加赔偿数额上限为基准赔偿数额的两倍,属于附加上限的浮动比例标准;该款的适用对象也符合侵害人具有恶性过错的侵权责任之特征——“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

   标准类型是直至2013年《消法》修正后才新增的惩罚性赔偿立法,在此之前,我国主要适用的是被俗称为“双倍赔偿”的旧《消法》第49条,即(1)。由于制度设计的若干疏漏,如赔偿标准过低,适用范围有限等,旧《消法》的规定并无法完全实现“激励”、“威慑”和“惩罚”的制度功能。可以预见,新《消法》采纳标准类型式的惩罚性赔偿立法的做法,能更加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维权的实效。

   (二)惩罚性赔偿的颠覆类型

   与(3)相比,表格中的(1)(2)(7)并不符合惩罚性赔偿的标准类型,事实上,它们仅具备一个与惩罚性赔偿相形似的“外观”,在适用范围、基准赔偿数额和增加赔偿数额等方面则均未遵循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实,这种奇异的惩罚性赔偿立法模式堪称我国的独创,在国际上未见其他示例,笔者将它们统称为“颠覆类型”。

在适用范围上,这些规定适用的不是侵权责任,而是具有欺诈情形的违约责任。诚然,与一般欺诈相比,消费者欺诈(consumer fraud)中存在“经营者与购买者对消费品的资源和专门知识不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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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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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法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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