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龙: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 次 更新时间:2020-05-21 22: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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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龙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清史、民族史等重要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开创了晚年学术研究的新境界。王锺翰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学术研究亦呈现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融为一体,注重科学理论指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善于从宏观和深层次方面来把握时代特征。作为民国时期新考据学阵营的重要成员,王锺翰这一学术路径的转变既具有一定代表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方面提升了新考据学者的理论素养,展现了新考据学在建国后发展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求真务实的典范。

   关 键 词:王锺翰 满族史 民族史 新考据学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张宇龙,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成果:本文是“宁夏高等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民族学科”(项目编号:NXYIXK2017A02)的阶段性成果。

   王锺翰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在古籍整理、校勘学、清史、满族史和中国民族史等不同学术领域均有重要创获。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锺翰清史论集》,汇集了王先生一生的治学精华。此外,王锺翰还曾参与编纂《荀子引得》、《后汉书引得》,参与点校《清史稿》,独自点校《清史列传》以及主编《中国民族史》等。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王锺翰主要以新考据见长。①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学术风气亦为之一变。对于诸多从民国走来的学者,在新的学术话语中,做出怎样的努力,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新变化,取得哪些新成就,又具有哪些新特点,是研究这一群体应该格外注意的几个方面,而王锺翰先生正是这一群体中较典型的代表。

   关于这一课题,以往学界对王锺翰先生的治学成就已多有论及。②其中,李春保先生的《王鍾翰学术研究路径转变析论》一文最有代表性,对王先生的治学路径进行了系统论述。③今天来看,李春保先生的上述学术成果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视野上,主要侧重于王锺翰先生在民国和新中国两个时期学术成就的比较,而忽视了王锺翰治学路径转变过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第二,王锤翰先生通过短短几年时间就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取得了新成就,并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其深层次的原因有哪些?易言之,有哪些因素促使王先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李春保先生在该文中未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在史料利用上,该文对《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的梳理和提炼还不够深入,对其史料价值未给予充分重视。鉴于此,本文着重勾勒王锺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展现的新特色。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民国时期,王鍾翰在邓之诚、洪业、顾颉刚、张尔田等史学大师的影响下,从史料搜集、辨伪开始,接受了系统的学术训练,最终走上了历史考据道路。首先,在文献典籍研究领域,王锺翰先后发表了《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清三通之研究》、《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三国志〉裴注考证》、《〈游仙窟〉著者考》等考据文章。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至1950年,王锺翰在历史考证领域,相继发表了《清世宗夺嫡考实》和《胤祯西征纪实》两篇文章,特别是《清世宗夺嫡考实》的发表,使其“在清史学领域赢得一席之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④平心而论,王锺翰先生在未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前,其学术研究基本上属于文献考据和史实考据。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时代背景、学术环境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极少数学者外,像王锺翰这样从民国走来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新时代,以及怎样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型的问题。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王锺翰服从党和国家安排,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其研究领域也从清史研究转向满族史研究,并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从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的学术研究历程来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积极、自觉的,而且也是一贯的。这可以从他的日记、学述、相关论文以及实际行动中得到验证。同时,笔者也注意到,王先生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困惑和无奈,这在其日记和学述中也有体现。从现有资料来看,《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保留了大量的有关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记载。他阅读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斯大林全集》、《苏联通史》、《毛泽东选集》等不下几十种。综合来看,王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侧重马列主义历史理论、民族理论和政策。在王锺翰的日记中,笔者发现他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做什么》、《论民族问题》;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列宁和斯大林所制定的《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原则》;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中央附设马恩列学院编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以及布罗德涅夫的《从氏族走向社会主义》,等等。显然,王锺翰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格外重视,这一点可以在他的日记中得到进一步佐证,如1955年3月4日日记有云:“是日买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二元五角,加以列宁文选两卷本两册学校所赠,及斯大林全集尚未出全与毛泽东选集经典著作,略备于斯,假以日月,必细诵一过。”⑥实际上也是如此,在王先生的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体会。此外,他还经常订阅《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文史哲》、《教学与研究》、《民族问题译丛》等学术期刊,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学术前沿问题。

   其二,通过夜校、学术讲座、政治学习等多种方式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参加夜校学习是王锺翰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渠道。关于这一点,王先生的日记有明确记载,如1955年10月12日记载:“晚七点半政治夜校动员会有胡嘉宾、宗群、李志密三同志讲话,余报名苏共党史课,被推为本部第四组组长。”⑦是年10月13日记载:“晚上苏共党史课李志密讲,说明学习马列主义之目的与方法。”⑧同时,中央民族学院的学术讲座也是王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听苏联专家戚雅讲《俄罗斯与乌克兰两民族在历史上的友谊》;听结雅斯讲《乌克兰在苏联各民族大家庭中的繁荣》、《乌克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听安米潘克拉托娃讲《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听费孝通讲《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之观感》;听师哲讲《日内瓦会议中的若干问题》;听艾思奇讲《从研究方法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听王炳煜讲《党的组织基础之要点》;听孙定国讲《从世界观到工作方法》;听浩凡讲《党课》等。不言而喻,这些讲座均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定期或不定期的政治学习也是王锺翰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的重要方式。王先生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参加政治学习活动。⑨从学习内容上看,既有当时的时事政治,也有国家的方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他还通过不同场合来表达对新思想的看法。王先生认为:“解放后已逾五年,三反思改虽最笨之人亦知新思想新道德新作风之足贵,而一切陈旧思想作风亟宜拔掉。”⑩同时,王先生对自身的理论素养一直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他在日记中说:“余联系思想作自我检查,以行动上尚能作到服从党的领导,而在思想上仍有一定之距离也,努力改之,甚获好评。”(11)综上不难看出,王锺翰通过不同方式,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素养、主动融入新社会。

   其三,态度真诚,在挫折与困惑中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王锺翰在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困惑与无奈。但总的来看,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真诚的,始终没有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自愿向党组织靠拢,曾多次表达入党请求。但由于种种缘由,当时党组织迟迟没有接纳他。在被打成“右派”前,王先生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要努力克服不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1955年,中央民族学院组织学习周总理报告后,王锺翰详细地总结了自己在思想上的进步和不足。他指出:“不可否认,几年来在党与群众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个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这是肯定的,也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由于在旧社会里长期受了资产阶级的甚至封建的教育的影响,解放以来加上个人主观努力不够,进步的速度还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需要。”(12)对此,他提出严格要求,“第一,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工作;第二,努力学习理论,认真钻研业务;第三,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中改造自己,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争取“做一个光荣称号的红色知识分子”。(13)因此,王锺翰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入党诉求,如“克服个人打算,争取入党,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今后由工作中锻炼事实证明也”,(14)再如“七至九点至韩主任宅谈,并正式表示请求入党之愿望,告暑假后始能着手也”。(15)他的学生姚念慈先生曾指出:“打成右派之前,先生较之当时的大多数人似乎更加积极、对党的领导人也更加信奉。”(16)甚至在打成“右派”期间,王先生也一直笃信马克思主义。他在日记中有云:“早饭前看大字报登出我的访问记,我的回答可谓语无伦次,真伪有谁知,惟待事实证明。此时只有求救于马列主义,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余之说话与思想确是偶一失足,应当痛改前非,再细读毛主席文件一遍。”(17)可见,王先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虽遇到种种挫折、困惑与无奈,但他始终对党忠诚,一直笃信马克思主义,并未因外在境遇改变而中途放弃。基于此,王锺翰在工作中更是积极践行自己的诺言。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杂考》一书,汇集了王先生多年的治学成果,其中有多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18)显然,这是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融入新社会的最佳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王锺翰还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教学中,积极鼓励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他在日记中说:“下午课后学琛云对成吉思汗的看法,运用马列主义很好。”(19)同时,对学生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也会及时给予纠正:“下午四点半赴一年级廿一教室温课,学生有陈家松者个性极强,坚持其二千余年前因无工人阶级之领导,以致陈胜所领导之农民起义必然失败之说,可谓毫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余之过也。”(20)关于秦末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王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在由其负责通阅定稿的《中国古代史概要》中有具体论述。(21)毋庸置疑,王锤翰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在科研和教学中,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王锺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仅是真诚的,也是一贯的。改革开放后,学界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史学过程中,个别学者存在弱化马克思主义倾向,并半遮半掩地提出了“回到乾嘉去”。(22)对此,王锺翰通过多篇文章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如,在《就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问题答——中央民院周报记者刘少川问》一文中,他强调:“为了从思想上明确自己所从事的这一工作对祖国对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会有所贡献,必须要学好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23)在《面向21世纪的清史研究》一文中,王先生再次强调:“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首先要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自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心向往之,而力不从心,但今天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专家学人自然能融会贯通,事半功倍。”(24)显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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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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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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