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圣:史学评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10: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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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 (进入专栏)  

  

  一、史学应该有史学评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源远流长,史学评论并非无源之水。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号,身体力行,有关史学评论的论著开始出现。

  按照中国史学史专家瞿林东教授的研究,古代的史学批评相当发达,并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刘知几写成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的《史通》,“商榷史篇”,“辨其指归”,“多讥往哲,喜述前非”,(《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11页)是一部有名的史学评论著作,后人称刘“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北宋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专就一部史书的不足进行评论,并提出一部优秀的史书应在“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方面,“莫不适当,嵇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瞿林东《纵横》第15页)章学诚《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古代的史学批评名著。

  中山大学教授林家有在《书评的落后必然导致史学的落后》(《近代史研究》1999年1期)中说:“文学有‘文学评论’,史学为何不可以来个‘史学评论’?加强史学评论是当前史学研究中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当前史学界出现了某些不规范的现象,需要‘纠偏’,更重要的是应让书评发挥其独特功能。”(《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61页)史学评论具有推介性、导向性和评判性,“所谓推介性就是将某史家的史书按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做客观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推介。所谓导向性就是坚持正确的史学评判原则评论史书的优长与不足,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所谓评判性就是就史书本身的要求去指明史书的长短,比如对史料的搜集与鉴别、史书的新意义与新价值、史观的正误、结论的正确与否等做出评判。”(同上,第462页)瞿林东教授在《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中强调: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史学评论,通过对史学思想、著作、思潮发表诚恳的和负责任的评论,对于把史学工作者的这种自我意识(包括评论者的自我意识)推进到比较高的自觉阶段,是会有帮助的。”史学评论不是小摆设和点缀品,“实在是当前史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项严肃的事业。”(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第568页)

  在国外,比如美国,无论是刊物还是学者都一向是非常重视史学评论的。著名的史学刊物如《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 )、《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4-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14-64)、《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1892- )、《南部史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1935- )等,每期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登载评论和书评。此外,还有专门的《美国史书评》季刊(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riticism,1973- )。有许多史学大家同时也是书评和评论家,如著名的美国南部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C. Vann Woodward 写有233篇书评,著名的美国早期史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Jack P. Greene的代表性著作之一Interpreting Early America: Historiographical Essays,就是一部专门关于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史学评论集(24篇)。这些先进经验是值得借鉴与学习的。

  

  二、开设“史学评论”乃当务之急

  

  一方面,这是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学术规范、学风建设和学术创新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还是学术素质培养的主观需求,也是个人志趣与寻求同志之途。周祥森指出:“史学批评是历史学进行学术争鸣和实现学术民主的最有效途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史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史学批评如果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见《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学术批评网2002年1月13日)

  窃以为,在历史系高年纪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应创造条件开设“史学评论”课,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这是中国史学发展的迫切要求。“没有批评就没有发展。史学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史学批评来实现的。”(瞿林东《纵横》第14页)“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纵横》第133页)通过这样的专业评论,可以掌握全面的学术信息,及时追踪前沿学术动态,促进学术交流、沟通与理解,培植优良的学风与文风,强化学术自律意识与他律意识,营造健康、文明、民主的学术氛围,共同建设和维护中国历史学学术共同体的形象与尊严。

  其次,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学术创新的必经之路。学术规范、学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为史学评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史学评论是学术民主的标志,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体现。南京大学教授茅家琦认为,“史学评论就是促进史学研究推陈出新的有效手段。如果书评的意见正确,就推动了有关问题的研究。对书评中的意见,如果原作者认为不正确,要进行答辩,他必须再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学者也不赞同书评中的意见,要参与讨论,他也要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以上三种情况都能促进史学繁荣,将有关问题的研究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56-457页)林家有教授指出,“书评的落后必然会导致史学的落后,所以,书评应与史学研究同步发展,才能为史学的现在和未来营造一个正常的宽松的学术环境,并指导中国的史学沿着一个正确的路向发展”。(《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61页)因此,史学评论与史学的进步与繁荣应当是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双赢格局。

  再次,史学评论可以成为学术素质培养的重要环节。把读书、思考、写作、讨论联系在一起,能说会写。美国高校培养研究生的读书研讨课(Seminars),也主要是融合读书、评论和写作而以培养学生综合学术素质的主干课程。就学生而言,除了听课外,通过史学评论写作实践,将阅读、思考、写作三位一体化,再加上教师讲评、自由讨论,努力营造一种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的新环境。通过这样的新式课程的试验,可以尝试改变大学教学中“满堂灌”、教师照本宣科(放音机)、学生记笔记(录音机)的状况,把课堂气氛由死气沉沉变为生动活泼,使学生由被动灌输改为主动参与,在自我培育、自我规训的兴趣和兴奋中,乐于读书、思考、写作和讨论。

  最后,通过史学评论这样一个新的平台,可以寻觅同道同好,同甘共苦,努力开辟一片史学新领域,争取打开一个学术新天地。

  

  三、开展史学评论的困难

  

  这既包括人际关系的陷阱,也含有不务正业的指责,还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氛围的制约。

  刘知几《史通》“自叙”感慨“常恨时无同好”,章学城《文史通义》“家书二”说“知己落落”。(瞿林东《纵横》第21页)章学诚评论刘知几说:“《史通》多讥先哲,后人必不服从,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颇验。盖其卓识不灭,史家阴用其法;其论锋可畏,故人多阳毁其书。”评论《新唐书纠谬》说:“人情不容一人独是,故击人者人恒击之。”(参《纵横》第171页)

  史学评论的孤独境遇是与书评的落寂状态是一脉相承的。已故著名作家、翻译家、书评家、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一生热爱书评,他当年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7万字的《书评研究》,被视作中国书评研究的奠基之作。毕业后长期编辑《大公报》副刊,组编了大量书评,提出“我们需要两个批评学者,六个批评家,五十个书评家”,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动书评的发展。半个世纪之后,1987年9月27日他在为重刊《书评研究》写的序《未完成的梦》中感慨:“为什么说当年那样提倡书评、鼓吹书评的重要性是天真呢?请听听一个奔八十的糟老头子说几句世故话吧。老早我就懂得了在中国想干点什么,说点什么,都得先问问国情。国情是无形的,因为它既没有明文规定,甚至也找不到哪一位来坦率指出。它,只能心领而不可言传。只有在碰了钉子之后,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使不得!到那时候多半已悔之晚矣。”萧乾先生总结道:“旨在为读者当读书咨询者的书评之所以树立不起来,就是因为中国写书的人大都只允许你褒,容不得你贬,即使你贬得蛮有道理。一本书出来,如果谁也不吭一声,写书的人倒并不在乎。说上点子好话,自然就不胜感激;倘若你历数一本书的七分好,同时也指出它的三分差,麻烦就来了。正面申辩,甚至抗议,本无不可。然而不。他会在另外场合挑眼找岔,为几个字竟然能结下多年深仇,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刻和场合,大做起文章。倘若能发明出一种足以洞察积怨的显微镜,并用它来照照历次运动中的发言,大批判栏上的声讨,那必然会触目惊心。”(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10月3、4日)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伍杰先生说,写书评要有“十不怕精神”,即不怕得罪人,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不怕打击报复,不怕得不偿失,不怕困难,不怕吃亏,不怕落埋怨,不怕打官司,不怕别人给戴帽子。(《我的书评观与书评》第149页)已故《历史研究》前主编张亦工先生评论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专家学者还没有真正重视学术评论和图书评论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不大情愿写书评,甚至认为书评不是学术。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不合时宜的看法。”(《史学新书评(1998-99)》第472页、474页)

  

  四、史学评论的前学科性质

  

  一门学科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或学科分支,一般应具备如下前提或标志:第一,是否有学者以此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或主攻学术方向。第二,是否有关于该领域的系统的理论性著作问世。第三,是否有公认的、专业性的公共学术园地。第四,是否在主流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中占有其应有的学术地位。

  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史学评论给予关注、呼吁,还有一些专家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有重大学术价值、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史学评论作品,但似乎尚无人以史学评论作为自己的学术专业或主攻方向。

  近年来,出版过一些关于史学评论的文章汇集著作,如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学典教授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拙著《史学评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历史研究》等首都七家史学刊物书评联合工作小组还编辑出版了两种《史学新书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文集。不过,把史学评论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系统的、专门的讨论和研究的著作,迄今尚付阙如。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包括《历史研究》等在内的首都七家著名史学刊物,曾经联合就改进史学书评工作做出了很大努力,除各自的“书评”专栏外,还共同开设“联合书评”栏目。《史学月刊》从2000年起开办了“史学评论”专栏。学术批评网一直设有“史学评论”专栏。《学术界》自2000年起开设“学术批评”专栏,《社会科学论坛》自2005年改版起开设“学术评论”专栏。周祥森编审创办并主持了史学评论网。不过,迄今还没有关于史学评论的专业学术刊物。

  据我所知,除了本人曾于2000-2001学年下学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率先开设过“史学评论”选修课外,我国还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系开设过以“史学评论”命名的专业课程。

  据此而判断,在中国史学界,史学评论目前处于初创阶段,具有明显不成熟性,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分支学科。

  

  五、把史学评论当作学问来做

  

  在谈到“要重视呼吁,更要重视实践”时,瞿林东教授曾提出:“发展史学评论,当然要有呼吁,要有有份量的文章来阐述其重要性,探讨史学评论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仅有这种呼吁是不够的,是很难推动史学评论走向繁荣的,因此还必须下大力气致力于史学评论的实践。”为此,第一,“我建议有志于此的同行和读者,把史学评论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每年写二至三篇评论(包括书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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