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梅:秦汉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20-05-01 08:18:19

进入专题: 秦汉   江南   郡县城市   发展阶段;  

黄爱梅  

   摘    要:

   秦汉时期的江南城市是具有行政治所属性的郡县城市。秦汉时期, 该地区郡县设置发生多次变化, 城市数量增长, 城市的行政级别也随之发生变动。同时, 伴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部分郡县城市也逐渐强化了其作为商贸流通中心、生产管理基地、港口等方面的功能, 城市类型呈现分化的趋势。总体而言, 该地区城市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其中早期和晚期发展较快, 显示出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势力崛起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秦汉; 江南; 郡县城市; 发展阶段;

  

   宋、明以降, 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其周边地区城市和市镇非常发达, 已是学界的共识。秦汉作为大一统中央帝国的开端, 当时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状况如何?与其他区域城市的发展相比, 具有怎样的特征?推动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对这一地区秦汉时期城市的研究, 也有一些专著及论文涉及1, 但上述这些疑问, 还未有学者进行较深入的专题探讨。本文即尝试对秦汉时期这一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历史分期、阶段特征和发展动力, 进行较全面的探究。

   长江下游南岸的太湖及周边地区, 正是明清经济腹心——“江南”的所在。在历史上, “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虽然先秦秦汉文献中的“江南”, 与明清“江南”在地域上并不完全重合;但鉴于本文所讨论的地域范围, 明清至现代大体已被后者所专称, 本文即在指称“太湖及周边地区”的意义上仍然使用“江南”概念。这不仅是为了指称的方便, 同时也便于未来该区域长时段的对比研究。当然, 与明清“江南”非常清晰的地理界定有所不同2, 本文“江南”所涵括的秦汉行政区划相对较为粗略, 主要包括丹阳郡和会稽郡 (含东汉永建年间分治的吴郡) 。考察时段则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始, 至公元220年汉献帝退位, 东汉灭亡。

  

   一 郡县城市定义和秦汉江南郡县城市的设置

  

   郡县城市, 即中央王朝郡县制度下的郡县治所, 它们并不是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 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3。虽然也有观点把人口聚居的大小城邑都认为是城市4, 但更普遍的观点则是仅将郡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 称为城市。例如陈桥驿即认为:“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 就作为历史城市。”5从现存文献中所见的秦汉江南地区城邑名, 也大都是当时的郡治和县治。可知, 将秦汉时期丹阳郡、会稽郡和吴郡三郡的郡治和所辖县城称之为“城市”, 是合宜的;反之, 认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城市, 主体都是作为国家行政网点的郡县城市, 也是恰当的。

   下表将秦汉时期该地区郡县城市设置的基本情况做了整理。

   表1 秦汉江南地区郡县设置一览表     

  

  

   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 囿于资料的缘故, 很难从城市规模、城市人口等计量数据来进行考察, 但从表1也可看出, 这一地区城市数量从早到晚有较大的变化。而且作为郡县治所, 其行政功能始终是最根本的。我们还可以从其行政级别的变动和行政功能之外的其他功能发展, 来进一步探究这一时期该地区城市发展的某些侧面。

  

   二 城市数量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江南地区城市数量在东汉晚期之前一直保持较稳定的态势。期间, 汉武帝时期故鄣郡接收庐江国四县改名丹阳郡, 征服闽越后, 会稽郡又增加了回浦和冶县。此后整个西汉时期, 该地区城市数量没有变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东汉初年 (建武六年) 曾有过裁并县的大动作, “并省四百余县, 吏职减损, 十置其一”。不过, 这也没有影响到今江南地区, 《汉书》与《续汉书》所记这一地区所设县的数量并没有大的起伏 (见表2) 。这表明从西汉到东汉中晚期, 该地区的经济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但是发展也并不迅速。

   东汉晚期这一地区城市数量的增长较大, 新设了永宁、安吉、原乡、长山、新安、吴宁、永县、丰安、遂昌、始宁等县。其中会稽郡增县城12, 吴郡增县4;丹阳郡增县12, 去2, 分一新郡 (见表2) :

   表2 今江南地区东汉晚期新设县 

  

  

   而从城市建设的发展来看, 秦汉江南城市在秦汉初主要是沿用和改建历史旧城, 东汉晚期则建了不少新的县城。

   据史料, 秦汉之际, 各地郡城、县城的城防曾经历了一场先毁坏后重建的过程6。不过, 就江南地方来说, 秦汉之初主要还是沿用战国时期的历史旧城。这一时期所设县, 很多都是之前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或楚国重要的政治据点:会稽的吴县、山阴县, 沿用丁春秋吴、越故国的都城, 丹徒是春秋时期的朱方, 毗陵为吴公子季札所居延陵邑, 太末为春秋姑蔑之地;无锡, 春申君曾在历山“岁祠以牛”, 且在古历山之西“有范蠡城在”7;由拳, 即吴、越两国激战的椎李;“余杭城者, 襄王时神女所葬也”8;娄县“有南武城, 阖闾所起以候越”;句章, “《十三州志》云:‘句践之地, 南至句无, 其后并吴, 因大城句, 章伯功以示子孙, 故曰句章’”9。此外曲阿为“故云阳”, 海盐为“故武原乡”, 《寰宇记》记楚春申君立菰城县, 秦改乌程10。而原来作为诸侯国都的吴县和山阴, 则根据帝国新的等级秩序, 缩小了原来的城市规模。

   等到东汉晚期, 析出不少新县, 则需要新建一大批新的县城, 或是在原先乡邑基础上进行扩建。除此之外, 对于原来的一些老县城, 也多进行了重建或新建, 如海盐:“县之故治, 顺帝时陷而为湖, 今谓为当湖。大旱湖竭, 城郭之处可识别”11。还有余杭:“汉末陈浑移筑南城, 县后溪南大塘, 即浑立以防水也。”12可以说, 这时江南地方出现了一次城市建设的小高潮。

  

   三 城市行政级别的变动

  

   作为王朝地方行政治所的郡县城市, 相应具有行政等级的区别, 江南地方也不例外。而城市的等级差别, 可以从驻守该城市的最高长官的俸秩得到反映。汉代以俸秩的禄石多寡作为官位高低的标志, 官位高者, 禄石多;反之, 则少。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 “掌治其郡”的郡守, 秩二千石;“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都尉, 秩比二千石;“掌治其县”的长官, “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 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很明显, 按照制度, 在地方上, 郡守官位最高, 都尉次之。与之对应, 他们所在郡城及都尉治所的行政等级, 也是地方上最高和次之者。而县一级最高长官的官秩, 则根据所治县的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汉官旧仪》也有“县户口满万, 置六百石令, 多者千石。户口不满万, 置四百石、三百石长”的记载。县令 (长) 最高 (千石) 与最低的官秩 (三百石) 之间竟有七百石的差距13。虽然“三边时孝武皇帝所开, 县户数百而为令。……及南阳穰中, 土沃民稠, 四、五万户而为长”14, 人口数量并非是县一级最高长官俸禄高低的唯一标准。但是从制度看, 以六百石为标准线, 还是能够划分出两个大的行政级别:六百石以上官员, 铜印黑绶;比二百石以上的官员, 铜印黄绶。可知县令、长的称谓, 的确反映了县一级最高长官之间的等级差异, 当也同样能够反映县治的行政等级高低。

   根据这样的标准, 我们将秦汉时期江南郡县城市的行政等级分列如下:

   一级城市:丹阳郡治 (先故鄣、丹阳, 后宣城) , 会稽郡治 (先吴县, 后山阴) , 吴郡郡治 (吴县) 。

   二级城市:都尉治所 (丹阳郡歙县, 会稽郡西部都尉治所钱唐, 南部都尉治所回浦、东部都尉治所鄞县) 。

   三级城市:县级城市。《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应劭曰:“荆、扬江南七郡, 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而吴县也是郡治所在, 已是一级城市。其余县级最高首长, 从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都是“县长”而非“县令”, 如:《后汉书·度尚传》记度尚“积困穷, 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 得为郡上计吏, 拜郎中, 除上虞长。”抗徐“初试守宣城长”, “悉移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 由是境内无复盗贼。”《孝顺帝纪》记阳嘉元年, 海贼曾旌等“寇会稽, 杀句章、鄞、鄮三县长”, 《吴书》记“陶谦父, 故余姚长”15, 《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记潘乾为“溧阳长”等等, 因此他们所在县城的行政级别也应大体相同。

   城市的行政级别既与郡县设置相关, 郡县设置发生变化, 城市的行政等级就会随之产生变动。

   如吴县从吴国郡治变成中央辖郡的郡治——汉初吴王濞建都广陵, 虽然此时吴也是会稽郡治, 但其政治上的等级在广陵之下。但等到七国之乱平定之后, 故鄣、会稽先后成为中央辖郡, 吴县作为会稽郡治, 政治等级得到提高, 其政治管理功能也得到极大提升。

   山阴从县城变成郡治——东汉顺帝永建年中, “阳羡人周嘉上书, 以县远, 赴会至难, 求得分置, 遂以浙江西为吴, 以东为会稽。”16于是, 山阴由县城升格为会稽郡治。

   丹阳郡的郡治则屡有变更——武帝前名鄣郡时, 曾沿袭秦代治鄣县 (今浙江安吉西北) , 武帝时徙治丹阳县 (今安徽当涂东) , 改郡名丹阳, 后又徙治宛陵 (今安徽宣城) 17。

   县的省并、复置, 带来行政等级的变动:如钱唐, 西汉为会稽郡西部都尉治, 《续汉书·郡国志》不载, 然《后汉书·独行传·戴就传》有“收就于钱唐县狱”语, 奚柳芳推测, 东汉时期钱唐曾被省并, 但至迟在永建四年会稽太守刘宠奏请“吴、会分治”之前已经复置18。如回浦, 西汉时期是会稽郡南部都尉所在;《郡国志》有章安, 刘昭注引《晋太康记》云:“本鄞县南之回浦乡, 章帝章和元年立。”是回浦经历了设部都尉治、被省并为乡、再次以章安之名重置为县的变化过程。

   但总体而言, 从秦至东汉晚期之前, 江南地区城市的行政级别大体稳定。然而东汉末年灵帝以后, 孙氏势力在该地区崛起, 对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有较大的调整, 一批原来的郡治、县治和乡邑, 由此都发生了行政级别的急剧变动:

   一是设新郡。东汉建安十三年 (208) , 丹阳郡歙县分设始新、新定、犁阳、休阳四县, 合黝 (黟) 县与歙县, 新置新都郡, 丹阳郡辖地缩小。

二是徙郡治。建安十六年 (211) , 孙权将丹阳郡治徙至秣陵 (今江苏南京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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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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