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莹莹:从“隐逸”到“入世”——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1883—191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 次 更新时间:2020-04-28 11:40:29

进入专题: 上海   徐园   江南买办商人   江南文人   隐逸   入世  

赵莹莹  

   摘    要:

   1883—1919年间,在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民主革命日益高涨的过程中,在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推动下,上海徐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变迁。这一过程中,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文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型,同时,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这一历史现象与近代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的身份认同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关联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关键词:上海; 徐园; 江南买办商人; 江南文人; 隐逸; 入世;

  

   上海徐园,又名“双清别墅”,(1)最初以清幽雅致的中华园林景致和文人雅集闻名海上,但后来却成为西方舶来品———电影在中国最早的固定放映地,20世纪初又多次成为商人、学生、革命党人的公共集会地。这是近代中国城市作为半殖民地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古香古色的私家园林如何成为兼营中西娱乐的商业场所?清幽隐逸的徐园如何成为集政治场、公益场、宴会场、花园等多种空间和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准公园?其背后的推动人群有哪些?这种改变与上海都市化进程和近代中国急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之间有何关系?

   目前学界有关徐园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视作与张园性质相同的近代经营性私园,集中探讨其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以盈利为目的和兼容中西文化的海派色彩,及其对市民意识的形成、中西文化融合和上海城市变迁的意义。(2)但是徐园并不同于张园,张园诞生于上海租界,一开始就浸染了浓郁的商业化和西化色彩,而徐园则诞生于华界,是典型的传统江南私家园林,随着租界扩展和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江南买办商人、文人等人群不断利用和改造徐园,才使之逐渐从隐逸的私家园林转变成为世俗的供民众公共活动的城市准公园。通过研究徐园近代变迁的具体案例,可以了解近代园林社会和空间功能的变迁,而且可以审视推动徐园变迁的相关人群,特别是江南富商、文人群体在近代快速都市化和民主革命思潮澎湃的急遽社会变革时期,对于自身身份和认同的转变,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而这些都被以往关于近代园林的研究所忽略。鉴于此,本文拟以徐园1880年代到1910年代的变迁过程为个案,考察江南买办商人、文人群体在近代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转型,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的变迁,尝试提供一种新的近代园林研究角度。

  

   一

  

   尽管自15世纪起商人在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但只有遵循士人的道德规范的商人才被社会所认可。自明中叶起,江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利润的诱惑和江南文人科举入仕道路的艰难,使得一些士子开始弃儒从商,商人逐利不再被江南士人和文人所蔑视。但是,商人却必须以士人的道德和荣誉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表现得“符合社会中尊士从儒的标准”才能被社会所接受。(1)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批买办商人来说,虽然在商海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因为国人尚处在天朝独尊的社会心态中,从上层官员到普通百姓都认为“食夷利者贱”,对买办普遍带有一种憎恶情绪,(2)所以买办商人始终进入不了上流社会,总感觉低人一等,往往耻言自己的买办身份。容闳曾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3)

   为改变世人对买办的轻蔑看法,一些买办商人便在日常生活中尽力体现士人意趣和精神追求,努力构建自己的雅士身份。他们在商业之余暇创作诗词、研习书画,修筑优雅古朴的传统文人园林。自明代起,建造一座体面的园林是中国商人们获取社会政治地位和审美权威的最典型方式,同时也可保证赚取持续利润所必要的经济联系。(4)通过建造古典雅致的符合士大夫隐逸文化的私园来凸显自己的品格情操和文化趣味,便成为19世纪下半叶出身江南的买办商人们的一种选择。

   徐棣山正是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买办商人,他因太平军入浙被迫到上海谋生成为买办,在商海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却未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徐棣山系海昌盐官礼派支,其父徐良群,由俊秀援例奖给县丞,历署南汇、太仓、大团等处丞佐巡检,“擅六法于花鸟虫鱼,工雅细腻”,“平素与乌程费丹旭、石门倪芥荪画酬谢答,时相切磋”(5)。饱受家庭熏染的徐棣山,虽因家庭变故不得已进入洋场成为精通洋泾浜英语的买办富商,但在心灵深处和生活习性上,则仍然保留着一脉士大夫的文化情韵。(6)不仅捐纳取得“司马”官职,闲暇时还喜欢舞文弄墨,以凸显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高尚品格。他曾在“酒酣耳热之际”,与池志澂、袁翔甫、唐雨苍、陈正卿诸君“唱和为诗”,(7)还擅长画传统花鸟画,他的《寒汀落雁》、《仿新罗山人笔法》等四幅花鸟图与任伯年、吴昌硕等大家的画作同时被收录进《芥子园画谱》中。

   为摆脱“洋奴买办”的标签,构建儒雅名士的身份,徐棣山于1883年起仿效士大夫之风,陆续营建徐园、铭园、水云乡等私园以自娱养身,其中徐园最负盛名。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怡成丝栈,且是怡和丝厂的三大董事之一,家资颇丰,(8)但体力渐衰,在医友劝告下开始注重休闲养生,在闸北唐家弄北修筑徐园。(9)最初修筑徐园是想营造一个超脱于繁华闹市之外的怡情养性之所(正如园名“双清别墅”所寓意),一个“思想及行事皆无尘俗气”的第二居所。因此,他没像张叔和那样营建一个宏大堂皇的欧式风格园林,而完全延用传统私园的造园思想和手法,把其打造成为一个追求意境美的传统江南园林。

   徐棣山对徐园的设计修筑颇具匠心,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古代造园思想,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占地仅3亩左右且园外无景可借,造园颇有难度,他却巧妙布局,叠山理水,植木栽花,使山石、花木、亭榭、水体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传统园林有法而无式、迂回曲折、参差错落的灵动机变。园中间是以“鸿印轩”为主的建筑,与假山、林木隔水相望,周围以亭廊掩映。正厅“鸿印轩”不过三间,采用雅淡的单檐卷棚歇山屋顶。园门处采用“先藏后露,欲扬先抑”的抑景手法,以一片竹林为屏障,“青葱蔓延,园中诸景不使一目了然”,一泓清水在全园“穿插回旋,遇方成圭、遇圆成璧,玲珑剔透,莫名其妙”,“为楼隐者、为谷曲者、为径坦者、为蹊缭者、为廊跨者、为桥,无不位置攸宜,错落可喜”。(1)全园布局在风格上延续了江南文人园清雅朴茂的风格,实现了建筑、山水、花木及自然美、建筑美的有机统一。

   徐棣山遵循“隐居求志”的造园思想,力求通过造园摆脱“红尘”、“名利”的奴役,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在选址上,他选择远离闹市当时仍为僻乡的闸北唐家弄作为园址。之后因嫌园内“全似园亭景象而无村野气”,又在园西辟设“又一村”,建“吟云草庐”,内置惠山泉水于茅亭中,并辟竹篱,蓄孔雀、白鹤等物,充分体现了园主的“隐逸”心态。

   徐园建成后,徐棣山每日午后在园内“静谈秋水,漱石眠花”,自娱养身,获得友人“雅人深致,不媲名士风流”的评价。(2)不过,园主并非仅将徐园视为逃离世俗烦扰的个人天地,还想塑造徐园的名望以结交更多的风雅儒士。因此,徐园建成后不久便欢迎骚人雅士前来游览,很快成为闻名沪上的公共雅集地。

  

   二

  

   自晚明起,园林就成为文人学士喜爱的“雅集”之所,寄居上海的文人墨客内心延续了传统士人的园林情结,渴望能在清静怡人的园林陶冶性情。而近代的买办商人们也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家私园内组织各种雅集和文会,从而结交十方名士与本地文人。于是,在园主和上海都市文人的推动下,徐园逐渐摆脱仅限于自家和三五知己消闲的封闭状态,公共性、开放性逐渐凸显,成为沪上文人墨客、艺术家雅集的公共空间。

   明清士人,往往通过在交游聚会中的“侪流标榜”的互动逐渐促成彼此的声名,这是个人借由投入社交场域获取社会身份的过程,如同借由科举考试获取个人特定身份一般。(3)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寄居沪上的文人墨客大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秉笔华士”,(4)各大报刊的主笔、编辑等职业文人,和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这些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依靠自己的笔墨才华在繁华都市中讨生活的职业文人和画家,在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时代还处于文化的边缘。在时人眼中,他们是文人的另类,是末路文人。左宗棠曾指出:“江浙无赖之文人,以报馆为末路”(5),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痛骂报馆主笔是“斯文败类”(6)。因此,沪上文人墨客希图沿袭传统士大夫游园传统,通过在幽雅的园林进行文会或雅集,借助相互的交流和肯定,来构建自己的文人雅士的身份,并提升自己在上海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寄居上海的职业文人延续了明清江南士人对“雅”的追求。希望借清幽雅致的园林来对抗日益变“俗”的上海。晚清的上海华人大多追逐金钱,沉溺于妓寮、烟室等“失足之场”,这使沪上文人非常不满,对上海“遍地皆俗气,席座皆俗人;所见者无非俗物,所闻者无非俗谈”(7)的状况非常痛心。自明中叶后,士大夫将旅游视为一种“名高”的活动,通过选择与民众很少聚集的郊外山水彰显自己独特的品位。(1)沪上文人对园林也充满了美好想象,认为它们可以潜移默化地使“俗”变“雅”。“千山石人”对杨树浦即将建成的大花园充满憧憬。“从此罢去俗尘高屐而往。所谋于目谋于耳者无不洗尽铅华,独标清洁数帆樯之往来。看烟云之舒卷,有时高唱大江东,与鸣声上下互相答应……清风徐来,此极乐无极。”申报主笔何桂笙深为赞同:“若得以百余亩之地而造大花园,俾游人出入无禁,则数年之后海上俗气可以一扫而空。”(2)虽然报刊上文人对园林去“俗”趋“雅”功能的过高肯定未必全是真实想法,但至少反映了文人对于公共园林的美好向往。

   但是,西人修建的外滩公园却禁止华人入园,虽经多次激烈抗议仍无济于事(3)。而且限于财力,绝大多数人又无力自建园林,于是,便希望富商能营造华人公园或将自家私园开放。

   1884年《申江胜景图》(4)将徐园收录其中,沪上文人阅后心生羡慕,遂相约好友共游之。园主希冀借此结交名人雅流,遂“任人游观,茗烟之供概不索资”(5)。1886年11月,张幼亭应园主之允,招请申报主笔何桂笙和汪啸云、潘月樵等十余人在徐园赏菊,何桂笙与徐棣山相识并成为挚友。当天何撰写《徐园赏菊记》发表于《申报》头版,(6)后又有数篇有关徐园的游记在《申报》刊载,徐园很快名声大振。外埠文人雅士也多“向慕之”,但若无熟人引荐仍无法进入徐园。1887年1月,浙人“蕺山铁道士”来沪,经由何桂笙介绍才一览徐园,观后他甚为赞赏,提议“稍一取资”对外开放。(7)徐棣山欣然应允。因此,1887年春节,徐园正式对外营业,门票一角。与其说徐棣山将徐园对外开放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倒不如说是想为沪上文人提供一个公共雅集场所,并借此构建自己的雅士身份。

徐棣山竭力将徐园塑造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雅地”。他组织成立书画社和诗社,并多次举办品兰会、书画会、棋会、琴会、曲会等多种雅集。于是,文人墨客呼朋唤友畅游徐园,沪上名士慕名前来者颇多,徐园成为骚人墨客的雅集胜地。“凡四方名士之至申江者无不蜡屐来游,以资胜赏,甚至香闺淑媛,方外名流亦或留翰墨之缘,以为名园生色。”(8)1892年春徐园书画会,卫生虚、金吉石、闵吟椒、黄静园、毛华生、陈维祺、陆子万、朱岳生、吴渭聘、徐澍亭、钱少伯等20余人,分别展出行书、篆书、隶书、漆书、楷书等书法作品,姚栖谷、巢子余、徐晓岚、朱梦庐、杨佩甫、郭少泉等30余人带各自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参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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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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