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奕:法治中国道路的价值逻辑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 次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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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奕  

   作者简介:廖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关键词:法治道路;价值逻辑;道路人类学;马克思主义

   内容提要:现今各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认知,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主体的法治诉求逻辑,尚处于总体模糊的迷惘状态。跳出现代性法治理论设定的价值立场,从更为现实的生活条件和更为普遍的一般规律着眼,是探求中国法治道路价值逻辑的关键。由基本价值共识凝成的法治框架已经确立,通过对其历史、实践维度的适当强化,“法治中国”的道路阐释可有更完整的价值框架。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14DC001)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道路问题虽是一种借喻,但在治国者看来,却是关系全局的首要问题,甚至是关系到生存还是毁灭,兴盛还是衰亡的本体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道路作出了一系列论述,如“道路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在政治家看来,道路的选择和建设,关乎民众与国族的长远利益;其内在的价值诉求,构成了社会生活和行动的观念基础。

   然而,中国道路问题,历来为智识之士视为“畏途”。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复杂共同体,走什么路,向何处去,殊难定论。研究者的微观求证或可提供局部指引,但脱离了价值层面的顶层设计,总体方向的迷惘始终难以化解。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判准,虽然学者们可以建构包容性的表达框架,但如何解决理论、制度和实践中多元价值冲突的难题,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法理学创新品格的检测。

   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法治向何处去”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的命题。面对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纲领性问题,法学界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中国法治道路的历史回顾、内涵界定、本质特征及具体特色等方面。②学者们的所思所论全面周详,展现了转型时期中国主流法学的风格和实力。除此之外,一些“蹊径另辟”的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新法统”、政党国家的法治技艺、新法家的法治主义、当代中国法治的战略图景等问题方向展开,试图从丰富的细节关照中提取中国特色的法治元素。③这些研究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于此基础上,深度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确实是一项充满诱惑的理论探险。本文力求在设定的“问题导向”下,勾勒一幅以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图景,以此反思当前法治实践中的观念偏误,深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理解。

  

   二、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迷惘

   价值问题产生于人们的思想迷惘,而解决思想的困惑和迷思,根本上是为了个人和群体更好的生活。法治存在的意义,无论名目如何繁多,内容多么驳杂,其在本体论上的第一要义无非是助益人类生活,提升人性尊严。当某种有关法治的具体主张得到社群多数的认同和支持,经过实践理性的淬炼和鉴证,为某个或某些具备引领变革能力的社会阶层接受,进而就会通过政治诉求方式塑造为特定的法治道路话语,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作用。但如若人们长期对法治道路的基本价值无法形成共识,总是陷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迷惘状态,势必会出现思想层面的混乱,影响到大众期望的理想生活实现。

   就当前中国而言,“要法治,不要人治”在执政党、国家系统及社会各阶层已成共识。但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法治?或者说,应当走怎样的法治道路?④对此问题的解答,仍存在各式各样的价值分歧。与具体的方法论分歧不同,价值观的分歧代表了本体论的迷惘,特别是当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交织一体的时候,本体迷惘有可能造成政治决断的方向性偏失。

   例如,中国法学界“法律移植派”与“本土资源派”的论战,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选择争论即已凸显。这种争论延续了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甚至兼有“文明冲突”的全球化色彩。另如,法律精英主义与大众化的论争,有学者将之演绎为“专法型”和“普法型”的两条法治道路之争。⑤还有理论界围绕“宪政民主”“公民社会”“三权分立”“党法关系”“普世价值”等问题的诸多争论,莫不具有本体价值争议的性质。

   学术争论本身是好事,但如果因为短时间内难以决疑,或被个别偏激观点误导,致使政治战略犹疑不定、前后矛盾,那就是学术与政治关系异化之恶果了。法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政治语境,而政法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又植根于社会实践层面的斗争和妥协。政法话语的价值表达注重实践需要,强调框架上的逻辑包容和解释上的机变权宜,与学术理论范式具有很大差异。如何从法治实践视角出发,厘清政法话语表达背后的价值实践机理,对于思想迷惘的消解,具有重要意义。说到底,政治上的思想统一与学术上的思想自由,并非一个场域、一种阶段、一类主体的价值行为,但二者可以相互映照,彼此补充,协调不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诉求,其本体源自新近的政法话语,但其内容却横亘古今,涵摄中外。不同主体从各自的社会位置和权能需求出发,衍生出繁杂的价值表达和多样的价值诉求。比如,政治家对于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与法学家的认识并不重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对法治的价值诉求也未必契合无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及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之间,对于法治的要求和愿景都各具特色,很难完全摆脱“自我本位”的先定局限。要完成宏大的“视阈融合”研究,描画一幅完整无缺的价值图像,必须抓住导致法治价值本体迷惘的关键要点,从主观问题的客观呈现中找到突破契机。

   职是之故,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反思当前法治价值的迷惘问题。比如,从官方倡导看,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法治”的条目和诸多与法治价值密切相关的内容,但法治价值观的地位并不突出,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在理论阐释上仍有待专门化、具体化、体系化。从理论响应看,法学界虽有大量价值论研究的成果,但中国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却依然是一个“问题”。从法律实践看,困扰法治工作者的价值冲突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公众关注的轰动性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普法效果看,十八大以来的法治教育主要集中在领导干部层面,尚未扩展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全民价值观教育。从大众舆论看,民间价值观更倾向于对法律的实用主义理解,对官方倡导的法治价值缺少了解和认同。

  

   三、法治中国道路的价值喻义

   化解这些思想迷惘,首先需要明确法治道路的价值喻义。设想这样一种情形:某人常年行走于一条羊肠小路,深感艰辛不便,于是呼朋唤友,组织乡邻,下定决心修筑一条康庄大道。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也有利于四方民众。对他而言,道路的价值诉求不言而喻。他为了发动民众,说服群意,必须将自己设想的美好图景大力宣传。他甚至还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绘制道路蓝图。通过各方讨论,设计者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诸多修缮。四邻对这条道路的价值期待日益高涨,大家相信这条道路的建成不仅可以解决出行难题,还会为日后的脱贫致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也有些“精明”之人担心,如果道路建设需要投入太高的成本,他们宁愿安于现状。部分较真者,则纠缠于各户各人的劳务分摊。在提议者的组织下,这些问题逐一得到解决。道路建成,大家欢欣鼓舞。虽与原本设计和想象的有些出入,但道路的基本功能没有缺失,每个人的通行也都方便了许多。因为有了这条大道,周边小路渐趋通达,乡邻们日益凝聚为一个生活共同体。道路两旁的店铺越来越多,集市贸易也繁荣起来。随着生活的改善,年轻人开始淡忘当初那个筑路的提议者,对道路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某些坎坷和破损的不满也渐趋凸显。有人提议,为什么不能修一条更好的大道呢?为什么要故步自封,守着一条百年老道过活呢?但这个人的提议,最终没有得到大伙的响应。因为事实表明,这条大道从设计到规划,从功能到管理都没有过时。它似乎具有一种历史形成的魔力,一种神奇的自我修复功能。老人们总是对这条大道充满感情,并督促自己的子女不忘本初,奉献己力,维系公益。这条大道的价值无人可以否定。对于其他道路而言,它未必是技术设施最先进的,未必是最敞阔平坦的,但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它是最便利的,最能承载公共情感和记忆的,也是人们最愿意悉心守护的。

   这个观念中形成的故事,在现实场境中可获验证。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许多地方,“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颇为流行,至今不辍。对于发达国家的民众而言,道路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被视为现代生活的当然之物。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开道修路则关乎贫困消除、经济发展和政体价值凝聚、动员和组织等综合能力之增进。在道路修建过程中,以“发展”为主导的现代化价值观念与风水、安居等本土文化的保持以及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等“前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诉求缠绕一体,使得道路建造的主导者不得不在各种价值和规范间折冲樽俎、均衡施策。一条道路的成功开辟和修筑,虽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往往都会由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发挥价值生产和规范协调的功能。否则,开路、建设和发展都只能是空想和虚谈。

   在日常语言使用中,人们一般不太区分“道”和“路”的差别,但二者本有不同的语义所指,在价值功能上也不能混为一谈。从理想状态看,“每一条法治之路背后都有其一贯的法治之道,每一种法治之道也必将指向其特有的法治之路。道、路之间,是理念与实践的相互牵引。”⑥但事实上,道与路常有分歧。“路”在中文中可理解为“各迈己脚,各行己途”,而“道”则意味着首脑之指引。一般的“路”是连通人之所在与目的地的途径,客观存在,相对确定,无需太多的思考即可顺行。而“道”则表明一种更为复杂的歧路繁多情形,需要人们用思维和理性去甄别、去判断、去抉择。引道之人的头脑清醒,经验丰富,可谓最早的“首脑”。为了实现道的通顺畅达,我们需要以“道”为主干开出各条具体的“路”,让方向相同但抵达地不同的人们都能各有所归。路走错了可以调整,但道选错了则会被错误锁定,正所谓“一条道走到黑”。路径比较灵活多变,有可选空间;而大道则相对确定,贯通南北。道路内在的矛盾性,让价值判断和选择成为难题。如何解决分歧?这就需要“道”的引领与“路”的协配。

   由于法学研究不太关注语言细节,对法治道路的价值喻义难免忽略。例如,霍姆斯在1897年著名的演讲“The Path of Law”在国内法学界常被译作“法律的道路”或“法律之道”。就其内容而言,这些译名并不妥帖。霍氏演讲谈论的并非法律的价值之道,而是针对法学院学生的法律研习方法,很多路径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理解,很多人未必赞成,也未必对每个人都能适用。只不过,因为霍姆斯的名气和引证率,他的“法律之路”,渐渐演变为“法律之道”了。

   “道路建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从筑路的动机到修路的后果都涉及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要达到对道路建设前因后果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研究者应该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跨学科的大框架内。”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也涉及古今中外“法律与治道”的方方面面,更需要展示跨学科的理论品格。

由此,我们可进一步认识到:整体的法治道路与具体的法律规范路径不同,它更接近于本质层面的法哲学问题。法治路径要符合“道”,即更高的合法性或正统性原则,而“道”的价值生成又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而厘清中国特色法治道路的价值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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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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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杭州)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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