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18-10-30 0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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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奕  

   【摘要】 就法律话语理论发展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法学话语具有形式多元、去权力导向和情感主义等特征,对其体系化的研究应遵循历史实践逻辑。此种逻辑,在以“党内法规”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的流变中可得到实证。党内法规体系话语的勃兴,反映了当下中国法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治理过程的全面深化。然而,大量的相关研究忽略了法学话语的历史语境和限制条件,在学科体制的规训下难以发挥真正的理论引导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在更广阔的历史条件论述中推进,形成新的分析框架,重视对理论策略问题的讨论。

   【中文关键词】 法学话语;党内法规;政法话语;法治意识形态;历史实践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法理大国,中国的法学话语就像一处神秘的富矿,其价值举世公认,但开发颇为艰难。近代以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文化习惯乃至思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一座年代久远、地形复杂、蕴藏丰富的“矿山”,当代中国法学话语研究如同地质勘探,只有全面考察了标本的时空演变、“地形结构”,精准探测“话语矿藏”的类型和分布,才能对其能否开掘以及如何开掘提出专业意见。

   出于不同的观察,法学话语的“考古学”意见并不一致。一派认为,中国传统律学与经学的有机交融,形塑了中国独特的法文化范式,虽受西方冲击,但未彻底坍塌,因而恢复重建不仅必要,亦属可行。而相反的一派则认为,即使曾经存在中华法系话语系统,但它在外来思潮的强力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复原,故而现今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重建不能罔顾“西化”的事实。这两派都不否认,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学话语,是近代中国的时务所需。但对法律移植的必要程度认识,两派又有殊难调和的分歧,对中国法学格局存有不同的判断,出现“西学普世”和“国情特色”的长期对峙。在继往开来的时代关口,中国法学究竟是以本土留存的话语系统为主导,还是坦然接受“西化”现实,亦步亦趋惯行下去?抑或,在中西二元对立之外发现“第三条道路”,来一个路线图的方向调整或重新规划?沿此问题,本文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为反思对象,通过法学话语的概念分析,揭示内在的谜题和悖论,继以“党内法规”话语为例,探讨当前研究忽略的原初语境和限制条件,最后提出法学话语分析框架可能的更新思路及策略问题。

  

一、法学话语:为何研究与如何研究


   “话语是一个棘手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它们来自各种理论和学科的立场。”[1]法学领域的话语研究缘起于语言学、社会理论与法学理论的交叉,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它并不构成法理学、法哲学或法律理论的主流,但需要以主流学术话语为样本进行批判分析。一方面,法的故事讲述体现了打破学科界限的方法论需求,随着女权主义、种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叙事的流行,法律话语的文化及政治研究蓬勃发展;[2]另一方面,既成定式的法律话语研究议题,如法律语言、法律论证、法律修辞、法律民族志等,依然当阳称尊。在“法律东方主义”的影响下,法学领域的话语研究循着西方中心的帝国想象,热衷于用主流理论解读非主流问题。虽有学者对法律话语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批判,但只是将之作为一种笼统的政治言辞加以批判,并未深及对法学预设立场的深度省察。[3]

   (一)从法律话语到法学话语

   批判的话语,终归取代不了话语的批判。在过去几十年间,学者们对法律话语的抽象研究已表达出各种不满。由此而生的反叛运动所倡导的思想体系,被学者称为“语境论”。这个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认为,法律话语应关注受其影响之人的具体生活。[4]立法者、法官、律师的“同情”,与法学家的“良知”一样,都需要主体对自身意识形态和其他限制条件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法学家自我批判意识的薄弱,凸显了意识形态的强大惯性以及话语生产体制的异变僵化。没有对深层社会疾病的诊疗,法学家难以生产出真正有温度的法学话语。从法律话语研究中,一个新的关键词——“同情心”(Empathy)——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批判法学研究、女性主义法学和“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作品中。此种研究趋向表明:就法律话语理论的推进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问题在于,如何区分传统的法律话语研究与新近的法学话语研究?何为严格的“法学话语”?在当前话语研究的研究话语丛生芜杂的境况下,这些的确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前题”。

   须知,话语本身带有多元性,由此产生难以克服的类型化困境。法学与法律、法治等概念的天然亲缘,也决定了将它们严格进行分离的做法几近幻想。所幸的是,区分不等于分离,理论上的界限分析与实践中的功能耦合并不矛盾。与法律话语类似,法学话语也是多元主体博弈的社会实践产物,并非法界精英的专利。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精彩的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在为主流法学所忽略的“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中,法律话语的微观动员过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6]此种进路的重要启示在于:法学话语的形成并非源于人与文本的机械作用,而是人们现实的社会互动。除了审判法庭、大学教室空间的话语交谈,法学话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场域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法学话语,大部分内容会被海量信息流冲淡淹没,成为无关紧要的历史踪迹或反光碎片;留存在主流学术系谱、政治国家记忆和公众话语图像中的,只是少数。法学话语的原材料生产和前期加工,多由法政精英提供并完成。有明确作者的法学话语生产活动,我们可称之为“法学家的文本生产”,其前提是对历史资源的优势占有和初次消费。法学话语的再生产和二次消费,则以实务法律人、社会大众和非资深学者等作为主体。在特定的社会连带关系中,不同主体位置的法学话语生产和消费活动无形中变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对此隐蔽的秩序加以整体分析,探明理论话语背后的资源动员或政治过程,开辟了法学话语研究的新视角。它与马克思强调的理论具有强大物质力量的观点颇具契合之处。作为精英话语的法学话语要想掌握群众,必须对自身固有的精英立场进行颠覆性的翻转,产生内部革命性的质变。只有如此,新理论才能在大众社会的新时代真正说服群众,产生现实的强大力量。循此理路,“法学话语”的概念边界可以得到初步界定。

   (二)法学话语的独特意涵

   与法律话语的规范表达不同,法学话语在形式上更为多元。法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法”,其次才是“法律现象”。“法”包含着万事万物的联系,通过语言表达有关权利和正义的知识与智慧,形成了“法学”的原初本相,也框构了法学话语的核心内涵。在人类文明的原初语境中,人们对法意的表达,可以不同的理性方式完成。基于不同的法理立场和取向,纷纭多样的法学话语得以涌现。代表真理的“大写”法学,承载着意识形态传输、国民心性塑造的重任,通过宏大叙事构建治理规则的认知图式。信奉公理的“中观”法学,通过价值中立的策略谋求科学知识话语权,以中型叙事、中层理论等策略建构专业术语系统,有意拉开与政治、道德话语和大众、情感话语的距离。看重情理的“小微”法学,通常散布在日常生活空间,以社会公共空间为场域,以碎片化的话语群为载体,以民间习惯规范为资源,以五花八门的“话语术”为武器,通过戏谑、反讽、质疑、揭发等方式展开权利抗争。此种沉积在社会底部的法学话语,或可被视为沉默大多数的另类书写。

   与法治话语的权力导向不同,法学话语在效果上并不追求规范的治理。法学话语内蕴自生自发的秩序,但不论外在规则如何,自由的表达、丛生的歧义、无止的纠葛,始终是维系其生机的奥义。相比而言,法治话语更多属于大写的法学话语得到治理主体认可后的产物。它不仅需要由法学话语到法律话语的加工淬炼,而且还离不开对法律话语治理效能的实践评估。法治话语并不需要遵照理论逻辑,更不能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战略层面的理论工程,与法律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而法学话语需要以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规则认知、正义同情与交互理解为原初素材,虽然客观上也会产生所谓的话语权问题,但知识与权力的界限并不会就此消泯,尤其是承载生活智慧的法学话语,如法律格言、警句等,随时可被召唤出来,因应当下需要,衍生新的意涵。

   与法理话语的理性本位不同,法学话语具有或深或浅的情感主义特征。法学话语不排斥法情感的自然渗入和公然输出,甚至,越是在现代化的理性文明发达之际,情感主义的要求越是在法学话语中高烈度地凸显。正是基于天然的欲望、需求、正义感、同情心,抽象、高远的法理才能得到具体入微的生动阐释,形成仪态万千的学说总汇。正是通过法学话语的情感介质,法理话语与法律话语、法治话语才产生一体亲缘,抽象法与实证法、纸面法与行动法的罅隙方得弥合。

   总之,法的多元性或曰法内在的矛盾、紧张、分裂,使得出自不同主体的法学话语在各自的限制条件下难以呈现体系化的外观,但社会自身的整合性、关联性需求,让最低限度的共识总是可以语境化地达成。追求规范共识的法律需要主流法学话语的智识支撑,而关注治理主权的法治也必须以国家法律话语为文化载体,它们都将问题指向了作为原初介质的法学话语。

  

二、法学话语研究的中国谜题

  

   对中国而言,法学话语成为公众关心的时务课题,源起于清末变法改制引发的文化危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中国“殖民地法学”的繁荣,反射出西学主导的时代景观,也造成了中西方在法治话语权上的激烈冲突。在早期左翼法学家们看来,殖民地法学的风景并不美好。他们主张中西融合,希望赓续传统,再造法理辉煌。[7]新文化运动后,西学和中学的对立逐渐打破,诸如真理、民主、科学、社会主义、权利等西方话语经过选择性吸收和学习,逐步为国人转化与重构。[8]中国文化强大的内生修复功能,让外来的法学话语在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奇特的化学变化。

   倘若仅是知识话语移植,与制度规范无关,那么法学家们不会那般纠结。当法学话语的革命与法律、政治乃至社会革命同步,旧世界的打碎,意味着新体系的发轫,这又是一个何其繁杂而动魄惊心的再生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法学对新法制有奠基之功,但政治运动的扩大化,让法学多元话语遭遇寒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学学术话语日渐专门化、多样化,形成了以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为主干的学科话语系统。曾经的“幼稚”标签,在很多法学家眼里,已变成了一种前行的动力。[9]法学的政治敏感、自我哀伤、故步自封,已是明日黄花。但中国法学话语原初的内生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取代“阶级话语”的“权利话语”正面临各方质疑。如何在一种包容性的法治战略框架下,结合大众的法律需求,提炼新的法学中心主题词,成为主流法学理论关注的前沿课题。[10]在此情形下,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的研究,不仅具有张扬主流的政法意蕴,同时也蕴含了“融通三统”的学术企求。如何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框架下,从不同进路以各自的资源、贡献完成学术地图的升级重构,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反思喷薄而出的海量研究成果,关键也在于:其是否摆脱了法学话语的内在矛盾,形成了自洽融贯的表达体系?

   (一)法学与话语的交遇及其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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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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