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经典世界的思想配角——论杨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04-04 22: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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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该文是根据潘向东博士在3月29号新时代证券“市场风格转内需”的视频会议上的讲话删减而成。

  

   内容摘要:在中国思想史上,杨朱不是一个大人物。他的来历、生平、著述甚至年代都没有确切的信息。但是,这个不清晰甚至显得孤单的身影,却不时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传世文本中。这一事实使通过文献考据去探讨思想史真相的手法受到限制,同时对它相关思想意义的把握也容易流于表面化。本文据“经典世界”的观点,把杨朱看成一个从不同学派的视角中交叉呈现的思想形象。这个形象是跨文本、跨时代的,它虽有某种核心性格,但却变现不同的面相。由于其出场通常是被用来陪衬其它的思想主张,因此在历史舞台上总是扮演思想的配角。杨朱思想特征的特殊性,他在经典世界的思想光谱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

   关键词:杨朱;经典世界;思想配角;

  

   杨朱是思想史上的异数。他名气很大,但我们对之所知不多。其名气首先是孟子给我们带来的:“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而正是“距杨墨,放淫辞”的自觉使命,使孟子背上好辩的名声,且客观上辩出一套有功于儒门的学说。不仅如此,墨家、庄子甚至韩非都有视杨朱为论敌的只言片语存留。不过,虽然杨、墨可能都曾有“言盈天下”的声势,但与墨的著述传承丰富不同,人们对杨的信息不甚了了。二千多年后,钱穆这样说:“至于杨朱,其事少可考见。先秦诸子无其徒,后世六家九流之说无其宗,《汉志》无其书,《人表》无其名,则又乌见其为‘盈天下’者?”①陈荣捷甚至说:“杨朱没有学徒,没有著作,没有思想系统,不成一家。”②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挡住现代学人探索杨朱及其学派的热情。近百年来,不但中外许多学术名家在其通史式的著述中对之有专章论述,且有关于杨学的多种专著行世。本文无意加入传统“真相追问”的行列,而是思考一个问题: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关于杨学我们还可以谈论什么?或者应当如何谈?

  

一、文献不足征


   一般思想史或者哲学史,有个基本的论述套路,就是以思想人物为中心,询问对象是谁?有什么思想?如何评价?以及有何影响?等等问题。以此对照,我们会发现,围绕着杨朱的每个问题,答案都充满不确定性。首先是杨朱是谁?涉及到杨氏(《孟子·滕文公》),杨子(《孟子·尽心》、《韩非子·说林上》、《淮南子·说林训》),阳子(《庄子·山木》),阳生(《吕氏春秋·不二》),还有“儒墨杨秉”(《庄子·徐无鬼》)及“杨墨申商”(《淮南子·假真》)中的杨,是否是同一个人的问题。其中,阳子居(《庄子·应帝王》、《庄子·寓言》)是否是杨朱,就是有争议的。而最特别的是,杨子是否是庄子?如果是的话,它就牵涉到庄子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个杨朱的问题。除了名字,其国别与年代也未能有一致的意见。年代上,冯友兰认为杨朱在老子之前,而多数人据《庄子》的故事,认为他是老子的学生。故严格说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杨朱就是传说中杨朱思想的作者。

   那杨朱究竟有何思想?按常理,这得通过杨朱的著作来分析,就象靠《老子》认识老子的思想一样。但杨朱著作阙如,《汉志》没有著录。究竟是从未著述还是佚失,我们不知道。郭沫若认为,“老聃、杨朱都没有著书,春秋时本来是还没有著书的风气的,就是孔丘、墨翟又何曾有自己著的书!但如孔丘、墨翟都有微言大义传于其后学,老聃、杨朱当然也有传授的。”但他们主张避世,思想容易失传,特别是杨朱。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出土文献中,没有杨朱著作被发现。现在可以利用的,都是间接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诸子的评论,《庄子》和《吕氏春秋》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列子·杨朱》篇。三者都非杨朱思想的确切证据。先看诸子评论,从孟子开始,几乎都是因批评的需要而引述杨朱。孟子的经典表述是我们悉知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外篇则有:“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庄子·骈拇》)“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庄子·胠箧》)韩非子又说:“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韩非子?八说》)这些批评性的引述,虽然留下如“为我”这个极有标识性的概括,但内涵不清晰,更难保没有断章取义之嫌。

   间接文献中,《庄子》四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还有《吕氏春秋》五篇(《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审为》),特别是后者,最受重视。郭沫若引申《庄子》,猜测《庄子·天下篇》中的“宋钘大约是杨朱的直系”。侯外庐重视《吕氏春秋》,认为“《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四篇中,实保存有此派思想的重要论点”。而葛瑞汉在他的巨著《论道者》中,则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取材评论杨朱思想。这些文献几乎没有明确将其观点归结于杨朱,把它们联系起来的关键,在于它的某些内容,可以同孟子说的“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以及《淮南子·泛论训》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勾连起来,然后把它当作杨朱思想的表达或发展,如葛瑞汉所做的那样。但是,那是道家的一个派别,还是独立的杨朱学派?如果是道家特别是庄子中的派别,我们无法理解庄子中那些明确排斥杨朱的表述。高亨认为杨朱“本自成一家,非道家也”,“庄子宗老聃而诽杨朱”,“庄周为道家巨子,生于杨说盛行之时,而摒斥杨朱不遗余力”。詹剑峰也同意:“在历史上杨朱却是道家一致攻击的对象”,杨朱并非道家,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独立学派的开创者。但依据某些论题或字眼的相似性,可以作为划分学术流派的依据吗?如果可以,那它的意义跟儒、道、墨之类说法会很不一样。

   与《庄子》四篇或《吕氏春秋》五篇思想相关不一样,魏晋时期出现的《列子·杨朱》篇是以杨朱作品的面目出现的。尽管它被判定为伪书,但这只能说它不能作为杨朱个人思想的确切依据,而难以否认其具有同上述两种文献同样的资料价值。康有为认为《列子·杨朱》能反映杨学面貌:“杨氏之学,见于《列子》。”“杨朱之学只有《列子》略存之,然推老学可得其概。”胡适也是以此为据论杨朱的。今人如陈鼓应、王博也取类似的观点。其实,《杨朱》篇的一些内容也直接来自《庄子·让王》,从研究杨朱思想影响而言,其文献地位与前两者应当相似。但是,支持前者的人却可能排斥后者。其理由除伪书外,另外重要的一点,是《杨朱》篇体现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善恶不分的态度。有人认为这种不健康的思想只是魏晋虚无主义的表现,不能反映杨朱的思想面貌。可是,对真实的杨朱我们所知甚少,以什么作判断的根据呢?再说,这种享乐或纵欲思想不是跟《庄子·盗跖》的观点有明显的相似性吗?

   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即使你把杨朱思想研究改为杨朱学派研究,依然困难重重。古代把学派称为“家”。从后来可辨识的情形看,满足“家”的标准大概有二条,一是授徒产生的,儒家、墨家就是这样。二是追随者构成的,如道家或庄子,追随者可以私淑,如《庄子》外杂篇中的后学。此外,专注于某些共同的论域或者采取共同的方法,也可能被归家,如法家与名家,但它主要是形式的,价值共识不多。关于杨朱思想基点,除了孟子说的“为我”,就是庄子说的好辩,以及《淮南子》的“全性保真”。三者之中,“为我”是根本,离开它谈杨朱学派几乎没有意义。但实际上,使用同一术语或素材甚至谈论同一问题,都未必可以称为同道。例如,庄子移用《论语》“让天下”的故事,《天下》论慎到的观点也很类《齐物论》,韩非子甚至有《解老》《喻老》,你可以说这是被影响的证据,但不会因此归为一派。蒙文通写过《杨朱学派考》,实际也就是对杨朱观点的影响作推测。从诸子评论,到《庄子》《吕氏春秋》以至《列子》等相关文献看,它更象是以杨朱为标签的思想衍生现象,或许具有某种家族类似的特征。但把它当学派来建构,所得思想教益,可能不大。

   之所以几乎不约而同的指向学派建构的目标,是大家对思想传统的理解,建立在一些共同的假设之上。例如,所有典籍上记载的思想人物,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同时他们都应有自己的作品(只是有些佚失而已);所有的思想人物都可以通过划分为某家某派来进行评价;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对人物、作品(思想)与派别的关系进行定位,由此而整理出思想贡献的功劳薄。问题在于,就杨朱而言,人物、作品(思想)与派别,三者关系扑朔迷离,很难勾勒出清晰且充实的思想图式来。相应地也就无法讲清楚杨朱或杨朱学派与非杨朱学派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换一条思路,根据现成的资料,虽然无法论杨朱,也难以讲杨朱学派,但可以讲杨朱的影响。“影响”没人会否认,有影响就意味着它对思想的历史留下痕迹。分析影响的现象结构,也许是更有趣的事情。下面的论述,将参考“经典世界”的观点。

  

二、以“经典世界”为背景

  

   “经典世界”是理解中国经典文化的一种观点。这个概念区别于以理论学说为研究中心的思想世界,也不同于以追求过去的真相为目标的历史世界,它是一种以经典文本所载的人物事件为焦点的文化研究。这种视角的选择,基于早期经典文本通常以圣贤人物事迹为基本内容,同时相关故事又在经、子、史的经典衍生系统中得以传播的事实。经典内容的故事化,与早期知识的储存、应用与传播,皆以言传为基本途径的背景相关。从《论语》中孔子对《诗》《书》的传授,主要不是文本知识的讲解,而是经典在生活中有针对性的运用(评论或指引),可知经典是如何发挥其思想功能的。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今日所说的经典不以六经为限,它是由经开始,包括经、子、史累积起来的经典系统。虽然,子学伴随着文化反思的精神而导向采用抽象概念(如道德仁义)表达思想的活动,但是,以经为基础的思考,不可避免地从素材到思考方式都受到传统的影响。其结果是,不仅经典的故事继续传播,而且新的思想内容也会借助旧的故事框架来表达。它导致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经典上的人物故事有独立的生命力。有关情节进入经典文本后,可以脱离原初的经验事实而发展或变形。这些故事可以或重复或改编的形式,在不同思想派别的文本上出现。尽管这些不同版本的故事,在被复述时没有表明它是真实还是虚构的,但不意味着它打算冒充是事实的描述。故事不是信史,但也不是伪史。然而,经典故事比信史更有力地影响后来的思想与社会,它有另类的传播机制与思想逻辑。

《论语》是传播经典故事的核心文本,故事来源既有前代圣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殷末三贤,伯夷叔齐,以及管仲子产,当然也有夏桀殷纣及其它乱臣贼子,等等,也有孔门师弟自身的言行事状。而诸子作品中,《庄子》可说是众多传说故事的府藏。此外,秦汉作品中《吕氏春秋》、《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等等,也是这些故事传播或翻新的园地,更不用说《国语》、《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作品了。传自三代的故事,人们熟悉者有顾颉刚提及的舜的形象演变的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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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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