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戊戌两代士大夫的世代交替(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51:09

进入专题: 戊戌变法   康有为   清末改革   梁启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五,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假如康有为仅仅满足于在民间当一位教主,做孔子那样的素王,官僚士大夫尚不会感觉到切身的威胁,问题在于,康有为像历史上所有的大儒那样,要内圣而外王,进入上层权力,付诸于政治实践。这就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发生了直接的厉害关系。

   政治与宗教不同,奉行的是不同的伦理标准。宗教家所要遵守的,只是信念伦理,只须对自己的信念负责,结果交给上帝(或天命)。但倘若离开抽象的理念世界,进入具体的政治场域,那么,角色就转化了,宗教家变为了政治家,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要遵循另一种政治家的伦理:责任伦理,对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负责,而不能仅仅以自己的信念而自我辩护。

   康有为作为民间的教主,一开始就野心勃勃,七次上皇帝书,为的是进入权力中枢,实现外王之大业。然而,正如梁启超所说,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理想者”。 他不仅是权力场上的素人,而且在政治上非常不成熟,无它也,乃是以自我为中心,极度自信,不懂得妥协二字。而政治,本来就是妥协的艺术。

   在戊戌时期,虽然形成了变法新政的大潮流,但在变法派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的两条不同的变法路线。温和的变法路线,主要是体制里面的洋务派以及甲午之后转向改革的清流,而激进的变法路线,乃是新崛起的文人士大夫。两条路线的背后,其实是戊戌前后代际更替的两代士大夫。

   从1898年这年的年龄来看,温和的变法派之中,李鸿章75岁,翁同龢68岁,张之洞61岁,孙家鼐71岁,张百熙51岁,张荫桓51岁,陈宝箴67岁。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是正统的,对新学的认知,不超过洋务的水准。无论是出身洋务还是清流,在官场已经有几十年的阅历,深知权力系统的运作,与体制也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们希望通过变法而实现富强,但坚持循序渐进,以不引起官场和社会的剧烈震荡为前提。

   同一年,激进的变法派之中,精神领袖康有为最为年长,40岁,其他几位比如梁启超25岁,谭嗣同33岁,刘光第39岁,林旭23岁。这是一批充满朝气和浪漫主义气质的年轻人,思想已经偏离理学的正统,带有强烈的创造性和颠覆性,对西学、西法的认知大大超越了洋务时期的水准。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民间的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刚刚入官场的政治素人,对权力系统的复杂与诡秘缺乏切身的认知,以为凭一己之勇气和皇上的支持就能推进变法,阻力越大,越激发起亢奋的姿态。而作为他们的靠山,光绪皇帝,也只有27岁,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在帝后的双头政治当中,属于弱势的一方,但很想大有作为,通过变法强化皇帝的权威,扩张自己的权力。

   激进的变法派与温和的变法派之间,除了前面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冲突之外,在变法路线上,分歧究竟在哪里?假如我们将百日维新期间的变法措施,分为两个层次,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第一个变法的层次,是技术性层面,比如修建铁路、筹办商务局、农学会、建立银行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按照西式制度练兵等等,激进、温和两派完全一致,也是慈禧所默认、保守派也不敢反对的。技术层面的变法,是洋务运动的延伸,从器物层面上升到西法层面,虽然戊戌政变之后,大部分中止了,但到辛丑条约之后的晚清新政,得到了制度性的实施。

   第二个层面的变法,涉及到权力的再分配,这就是制度局的设置。这是康有为七上皇帝书中的核心内容,试图在旧体制之中,镶嵌入一个新的决策咨询机构,以绕过传统的官僚,推进新政。这自然为保守派官僚所拼命反对,但温和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对此态度如何呢?可以说制度局的设置来自西方议会的启发,翁同龢等人并非没有兴趣,在此前翁同龢送给光绪阅览的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之中,都有开议院的建议。但是温和变法派的开议会主张,乃是为了解决君民上下之通的问题,而议会中的民,乃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士大夫官僚,这种议院式的设计基本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之中,并无破局之危险。但激进变法派的制度局主张,其背后有一个令官僚士大夫非常恐惧的民权思想。张之洞对早期支持过的《时务报》中梁启超言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民权思想的鼓吹上。对于体制中人来说,这无疑是不可容忍的洪水猛兽。

   不仅是制度局背后的观念有分歧,更重要的动了既得权力集团的奶酪。光绪在现有体制中变法受阻,便在人事格局上下手,一方面革除礼部六官,另一方面提拔军机处四章京,并且要设置懋勤殿,让康有为这些文人士大夫有机会进入权力的最高层,成为变法的决策中枢,这不仅触动了保守派的现实利益,也让温和变法派感到不满。后者不是反对改革,比较起具体措施,他们更看重的是谁掌握权力中枢,谁拥有变法的主导权。当康党们有可能通过懋勤殿左右皇上,而自己将被边缘化的时候,温和变法派毫不犹豫地站在保守派一边,共同阻击激进派进入权力中枢的企图。正如茅海建所分析的那样:“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绝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绝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前面提到,朝廷内开明的变法派官僚士大夫是一盘散沙,帝党与后党之间矛盾很深。曾经一度主掌变法大局的翁同龢气度狭窄,不仅与后党的李鸿章结怨很深,对同时是清流出身的张之洞多有提防,而对于帝党的同僚张荫桓,也在皇帝面前争宠,关系紧张。

   当康有为作为新人进入京城权力圈的时候,面临的是这样的四分五裂格局。在一开始,康有为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各派开明官僚士大夫明白他懂得世界大势,肚子里有变革的锦囊妙计,光绪又非常欣赏其人,纷纷拉他入伙。假如康有为长袖善舞,处理好与各派的关系,大可左右逢源;或者背靠某派势力,也有可能实现变法的宏图。

   然而,自负的康有为将一切都搞砸了,他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变法派大员。因为他基本不了解两宫的政治格局,以为有了皇帝一头的恩宠,便可以搞定天下。更要命的是,他不是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多的开明派官僚的支持,却倒过来,不自量力地与自己的盟友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先看康有为与帝党变法派的关系。现在多个研究都发现,真正将康有为引入最高权力体制,推荐给光绪的,并非翁同龢,而是张荫桓。

   张是康的小同乡,同为广东南海人。乡缘关系在传统中国权力网络之中,最为重要,何况张荫桓在外使节多年,了解各国情况与世界大势,与康有许多相似的趣味和立场。两人走得非常之近,康有为还应邀在张宅下榻喝酒夜谈。不过,当张荫桓受到保守派官僚围攻,慈禧对他严加申饬之后,老谋深算的张荫桓便与康有为划清界限,渐行渐远。深得光绪信任的他,还在皇上面前反对康有为以制度局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方案,只同意建立路矿总局。康有为在朝廷的唯一靠山也失去了,自然无法如愿进入权力顶层。

   前面提到,温和变法派的三大重臣,是翁同龢、李鸿章和张之洞。政治素人康有为,与他们的关系个个都不妙。康有为虽然对翁同龢非常重视,期待通过他走进光绪的视野,但如前所述,两人的思想与气质相差太远,翁对康的始终若即若离,有提防之心。同为帝党的变法派重臣,翁同龢与张荫桓早期关系尚可,但随着张荫桓在光绪眼里分量加重,翁同龢便与张荫桓有了争宠的利益冲突,而在翁看来,康有为便是张的夹袋中人。随着光绪对康有为的兴趣增加,翁的猜疑就越深。萧公权认为:“康很明显地不尊重翁的有限改革论,也不尊重其变法领导权,他对翁的威胁变得甚至比李鸿章、张之洞更大。” 具有讽刺之意的是,竭力排斥康有为的翁同龢,最后还是背上了莫须有的康党罪名,最后郁郁而死。

   康有为与第二位开明的变法派重臣李鸿章关系也不佳。李鸿章饱览世界大势,自认为眼界高时人一等,待他发现了康有为之后,感叹自己“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也”,他坦率承认:“康有为吾不如也”。当康有为联合翁同龢的门生陈炽、沈曾植等办强学会时,李鸿章也送来了两千银圆,想入会交好。但陈炽属于翁同龢的帝党,非常排斥后党的李鸿章,而康有为也认为马关条约之后的中堂大人也已经失势,不再有利用的价值,为了投翁同龢的心愿,于是附和陈炽将银元退回,拒绝李鸿章入会。这不仅伤了中堂的面子,而且也多了一个政敌。后来李的亲家、保守派御史杨崇伊死盯康有为不放,虽未必是李鸿章之指使,但李未加劝阻,在一旁冷看康党受伤、变法失败,显然是事实。

   新崛起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骨子里看不起李鸿章这个老一代洋务领袖。梁启超后来在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时,口气颇为不屑,认为:中堂大人不是造时势之英雄,只是时势所造英雄。其与伊藤博文不同,没有在国外留学,不通世界大势,不知政治本原。徒有小技,不学无术。是补天式人物。总而言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第三位温和变法派重臣张之洞最初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一段蜜月时期,张资助康梁创立上海强学会、办《时务报》,还与康几天几夜倾心相谈、给梁启超以超规格的礼遇。但一旦张之洞发现康梁要颠覆儒学正统、鼓吹民权,是几经劝说不肯回头的异端分子时,毫不犹豫地与康党斩断了联系,。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说,当张发现康党思想当中激进的雅各宾主义之后,“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 特别是康有为在政治上发迹、舆论上掀起狂澜之后,张之洞更是感到恐惧,惊呼“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 他视康有为为圣人之教和大清王朝的最大威胁。张之洞出身于清流,又办洋务有方,清流与洋务当中,是他一生的紧张。这位儒学重臣,有自己的变法理论,为了回击激进派的变法主张,获得改革的意识形态主导权,他推出了中体西用的系统理论。自此,激进与温和两大变法派的理论分歧,已经是泾渭分明。

   梁启超虽然对李鸿章颇有微词,但对曾经有过一段携手岁月的张之洞,最为鄙夷,他如此比较两人: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张之洞也,但张何以能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李鸿章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张之洞好名,故常趋巧利。张之洞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有常识有大肚量,相去何止云霄也! 虽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足见戊戌期间康梁与张之洞关系之僵化,远远超过与翁同龢、李鸿章。何况曾经有过一度蜜月,如今沦落到形同仇敌,更是由爱生恨,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康梁与孙家鼐围绕着京师大学堂的冲突,最能说明问题。孙与翁同龢同为光绪之帝师,在翁去职之后,是光绪身边最为重要的大臣之一,作为管学大臣,受命筹备京师大学堂。他政治开明,有变法意愿,也性情温和,不似翁同龢,没有强烈的权力欲。而康梁受张荫桓之托,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本来,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合作。但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将学堂权力赋予总教习一人,而总教习的人选,几乎是按照康有为的模样量身打造。被架空了的孙家鼐当然要大光其火。与此同时,又发生了教科书之争。按照梁氏章程,之后全国各地方学堂的统一教材,将由康梁主持的编译局负责编写,如前所述,孙家鼐这些官僚士大夫的革新思路,基本停留在冯桂芳的年代,与康梁对孔教的标新立异,自然“道不相同”,于是孙家鼐提出,必须由他本人负责经、子、史的教材编定,否决了康梁的方案。

新锐的文人士大夫之崛起,所触动的不仅是上层的官僚士大夫的利益与理念,而且与整个老一代洋务变法派相抵牾。即使像上海滩开明的绅商阶层,也对康梁侧目而视。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如此评论康梁的变法:“康梁如药中生军麝脐。功效在开通闭塞关窍,原非参苓平和之品,全在良相医用之得当耳。吾华民其未醇,偏重效法东邻,日后恐滋流弊,谓其越中和位育笃恭而天下平宗旨,以此责备,众皆诚服”。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失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戊戌变法   康有为   清末改革   梁启超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541.html
文章来源:《史林》杂志2019年第6期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