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传染的社会与恐惧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8 次 更新时间:2020-03-22 10: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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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是非常时期,病毒在威胁着人的身体、心理,威胁着生活和社会。但人的观察思考,包括我们大学里作为知识人的研究和教学活动,还要正常的开展。今天,我们尝试以线上形式来讨论一下,一个社会在有特别大的变化、甚至是突变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反思我们既有社会的研究模式、研究范式。特殊的时期,对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是特别有意义和帮助的。

  

一、正常与反常


   作为一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员,我首先想从学科的角度来反思我们既有的研究理路。如果今天来看,特别是大家在一个特殊的危机时刻,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特别切身的感受和体悟时,我们就重新有了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和认识世界的机会。同时,这种认识和以往的认识不同,因为有强烈的身心刺激,所以它更有感触,更痛彻,更刺骨,也更有启发性,会激活我们的生命体。从晚近的社会学,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学研究来讲,我们可以讨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对于特别的时代、危机的时代、有巨大风险的时代的变化是准备不足的。

   为什么如此?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都在一个常规的思路里,在一个既定的范式里,在一些狭小的中层研究里运行,一些人与他的时代有着非常大的距离,在没有切身体会这种情况下,做了大量的常规研究。因此,常规研究的方法、理论和基本模式也大行其道,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当我们突然面对一个极其危机的时刻,知识分子并不能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社会研究的两大议题:不变与突变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反思社会学、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存在的意义。在我看来社会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探索“人的科学”的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所谓“不变”的常规研究,日常生活的研究,只是晚近以来发展出的研究模式。但社会学自其诞生之日起,研究的就是那些突变的、革命的、危机的、风险的年代。

   我想说的是,社会学永远都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二就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急剧冲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变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响。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即social change,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可以称之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great transformation。

   突变的时代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社会很容易陷入失序状态;二是既有矛盾的淤积很容易造成社会危机;三是日常中潜伏的反常,也很容易发展到极端状态,构成全方位的挑战。问题是,当社会处于危险边缘的时候,那些既有的观念和认识,无论是思想上的,还是实践上的,无论是治理意义上的,还是心理准备意义上的,都没有充分的准备,无法给出可解决的通道,所有的矛盾全都促发和积聚在一起,特别容易形成整体社会的危机。人们平常的一些反常情态,被遮蔽起来的、潜伏中的那些无论社会还是人的心理和情感的逻辑,在一个特别短的时间内,都会发展到极端状态。这样,无论对于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的生存,人的秩序均衡,都构成了无限的挑战。这一点,才是社会学诞生之刻的时候,那些经典理论家们关注的实质问题,因此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和文明也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社会学研究要突破常态思维,突破大数定理的思维

  

   我想说的是,我们务必要好好检讨今天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常规思维。我们用的方法仍然遵循着大数定律的思维模式,用一些所谓常态分布的方法来理解世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normal distribution。这虽然只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方法,却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思想中,所谓normal,是指我们仍然假设社会是一个在日常整体上秩序化的模式,因此我们往往按照既定的秩序化模式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变化。假设检验的研究模式,本质而言是一种日常预期模式,是一种日常观念的自我循环。特别当我们的生命面临流行瘟疫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同样面临着最重要的挑战和危机,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这种常态的思维。换句话说,突如其来的变化,突如其来的危险,是不是我们就全然没有能力去面对它?我们怎样从人类以往的历史和现实生活里发现、寻找突变的规则和轨迹,从而有潜在可能的准备,这一点,更是社会科学的使命。

   面对真正的突变和社会急剧变迁,我们必须要突破常态和正态思维,把那些常态思维设法排除掉的反常的、疾病的、变化的、风险的、预料不到的、潜在的所有人心和社会问题,都应该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思考范围里,只有这样,当危机来临的时刻,我们才会有丰富的、沉稳的、有效的反应,并将这些准备彼此连带,发挥出协同的成效。我们以往的学术、思想、文化意识,各种各样的资源都蕴含着很多,我们需要特别尊重,并加以利用。人类社会的发展晚近以来,“二战”以来,特别是这几十年以来,似乎大家感觉到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彼此能够依托在全球世界里,似乎科学技术的发展,治理制度和手段的建设,都能保证整个世界大体可以秩序的方式来运转,至少可以如此期待。但是,我想这些判断都太过于乐观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正在发生巨大无比的变化,甚至是极其深刻、充满危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当一个地区有新病毒出现的时候,瘟疫就像网状一样来遍布,它往往会超出地区的范围、国家的范围,形成一个全球相关联的网络传播系统。

   同样,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济危机、金融市场,也同样像病毒一样是一个连带性的、扩展性的、即刻便可形成一种风潮,产生极大的变化和挑战,甚至是瓦解和坍塌。同样,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上,仍然也面对着文明冲突强大的挑战。所有这些,都是潜在的、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历史,我们在日常的研究中几乎不给予充分重视,却很容易形成急剧变化,瞬间爆发危机。而就在这非常的时刻,大家今天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危机一旦产生,对整体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心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面对突变和巨变的社会研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哪怕是未来,更应该着重思考和面对的突出的学术问题。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变奏:重大事件与宏大叙事

  

   这几十年来,整个的学术研究都在日常化,都在面对那些最平常的、普通的、小时代的生活,于是就有了各种细微的、琐碎的、middle range意义上的理论和研究,人们的视野往往局限于此。以至于我们似乎要摸清人的世界,以这些研究作为职业的学者们,面对危机更是束手无策,毫无准备。我们整体的学问应该重新得到召唤,回到重大事件,回到重大或宏大叙事的传统来,和日常研究并行发展,才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发展的体制和方向。

   我们都知道,以往的历史记载,常常留存的是那些政治社会面临着矛盾时刻和危机时刻所浮现和造就成的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以及由此形成的辗转、变化,甚至是划时代的巨变,这是历史学提供给我们的丰富的给养。不过近些年来,微观史学、专门史学、日常史学、社会生活史,虽说要给人们提供这些事件背后的解释,可研究者往往囿于认识和经验的局限,往往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脱离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判断和体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学术获得了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学术遭遇了重大的损失。同样,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一直以来我们在宣扬中层理论和微观研究,所谓的那些形式漂亮的、合乎规范的研究,但对于那些最重大变化的历史和现实,却越来越失去敏感度和思考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经典理论和面对那些巨变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曾经提供给我们的刺激和激发。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认为要重新考虑我们社会中正常和反常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秩序和变迁的关系,要重新考虑日常生活和重大危机时刻的关系,要重新考虑经典历史和理论和我们今天中层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的关系,要重新回到人与社会的生命关系上来。正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才有机会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教训,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教益。任何危机,终究都是人的危机,思想的危机。

  

二、现代社会的传染机制与系统风险


   以我们小时代的人及其心理感受来说,其实,我们对于几十年来的稳定生活和社会发展过于适应了,而对于横亘在人类历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那些重大灾难和变化却失去了充分的认识,越来越失去了感知和领悟能力。我们知道,人类自有文明始,就伴随着无数的危机,有的时候相隔时间较长,有的时候则瞬间爆发,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记载。比如,修昔底德是希腊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25岁的时候就染上了瘟疫,在雅典他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他后来写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有清晰的记载:“感染疫病的人从头到脚都发生了恶化的病情,然后转移到胸部,疼痛、咳嗽、呕吐、痉挛”,他也描绘过瘟疫的场面:“由于看护别人的结果而染上疾病的人,像羊群一样死亡,而且这样死亡的比因其他死亡的还要多,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这种瘟疫的场景并不是能够用一般的语汇可以形容的,至于个人的痛苦是人绝对无法承受的”。“鸟吃了这些尸体以后也死光了,甚至绝迹了。”

   我想说的是,这些情况在很早的历史里发生,有悲痛在,有忧戚在。尤其到了现代世界,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我们知道随着科学的进步,一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技术,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可能生发的机遇则变得越来越大。从大航海时代起,人类把几大洲全部联系在一起,从十四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瘟疫潮流,在意大利,在埃及,从威尼斯到热那亚,后来到了佛罗伦萨,人口总量失去了半数以上,最后蔓延到了英格兰、爱尔兰,蔓延到了北欧。这种情况都是人类历史曾经经历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随着现代社会的产生,这种可能性和影响面不是变得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为什么?我们直到这种极端时刻,才会有切肤的体会,我们才能重新理解那些经典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所曾经的关切在哪里。

  

   聚集社会:容量、密度与社会潮流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批评斯宾塞的学说时,就很早讨论到了社会容量、社会密度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唯有在现代社会里,人类社会才会空前的容量加大,但更重要的,涂尔干认为,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密度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二战以后几乎没有重要战争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整个世界人口的增长量,以及人口的密度,已经到了几乎饱和的程度。在这样的密度里,在这样一个特别紧密的人群聚集的时刻,其涵义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的层面,在心理的相互作用上,在国家的治理上、在社会影响上、在意见相互传播上,当然也在病毒流转上,都会相互积聚扩散的效果。人口的聚集、社会密度的增加,使得现代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再像是以前,城乡地域,乃至国家都是以分割形态而存在,而在今天,则完全以广域流动的、相互渗透的形态出现。所以,涂尔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称之为“传染”,即传染社会的来临。这个词便是直接从流行病学借来的,就是我们常说的“flu”。(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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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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