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关键词方法的意涵和局限——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重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20-03-21 13: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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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  

   摘要: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属于历史语义学范畴。威廉斯试图通过梳理、考辨和叙写一些词汇的历史发展及其意义,寻找有效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方法。《关键词》的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它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兴起的重要标识。该书曾产生很大影响,但也遭到不少非议,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金纳对《关键词》的质疑尤为严厉。不少中国学人对《关键词》的方法论缺陷以及不足之处缺乏足够认识。德国“概念史”是历史语义学的标志性范式之一,把德式《历史基本概念》同与之有着不少相通之处的《关键词》做比较,很能见出二者的异同和得失,也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认识。

   关键字:《关键词》 历史语义学 概念史

   作者简介:方维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雷蒙·威廉斯(R.Williams, 1921-1988)对于中国相关领域、尤其是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可谓人人皆知。可是在人文学科的大多数人那里,威廉斯的名字或许主要是同他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联系在一起的。威氏在该书1983年“第二版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初版,深受欢迎,远超过我的预料。”[2]若他有幸知道该书在21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或许不是“出乎意料”可以形容的。

   伊格尔顿(T.Eagleton)认为威廉斯能与萨特和哈贝马斯相提并论,称他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3]《关键词》曾对英国的新左派运动产生过很大影响,是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之一。该书随着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以后,被广泛接受和大量征引。作为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以及不少人文学科中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关键词”在中国的走红,还体现于颇为丰赡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威廉斯是个热门话题,专门研究《关键词》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关键词》在中国备受关注,主要是它被当做工具书:对不少人来说,要找相关“概念”,那里可以信手拈来。颇为有趣的是,这同彼时英美对《关键词》的一种接受状况不谋而合,如威廉斯自己后来所发现的那样:“我现在注意到对我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没有兴趣的人们在使用《关键词》一书,他们遇到这些词中的一个,想在书中查找它。”[4]

   这便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不多的《关键词》研究文献中,偶尔能见到一种说法,即该书在西方的评价“毁誉参半”。对此,论者的一般做法是一笔带过。所以,常能见到的是一些大词,比如《关键词》开启了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在为数不多的《关键词》研究中,一般是褒奖之词,至多是中性评述。作为一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威廉斯对语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兴趣浓厚,并有大量相关著述。因为他的左派立场而引起意识形态上的对垒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在笔者所见的讨论《关键词》的文章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顺着威廉斯本人的观点和思路展开,且以《关键词》的作者“导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接着是挑选此书中的几个词条陈述一番,以显示威廉斯的渊博和独到视野。

   在国际学界时常遭到诟病的是《关键词》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可是在它落脚中国之后,为了彰显威氏创造性思想及其“关键词批评”的理论特质和文本体例非同一般,有人会用“隐在的体系性”来为《关键词》缺乏体系性辩护,说一个个关键词自成系统,潜隐着相应的理论脉络。另一种结论也令人生疑:《关键词》所触及的术语都是相关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范畴,多半蕴含巨大的理论能量,并对认识研究对象甚至一个学科的深入发展具有根本意义。而笔者以为,《关键词》的词条数目删去一半或一大半,是不会出问题的,而且后来也有人这么做了。的确,威廉斯本来就不愿像《牛津大辞典》那样号称所谓客观性、权威性和非个人性,他是要彰显他的价值观、他的文化政治立场、他的个人预设。这就必然“借题发挥”。

   作此《关键词》重估,绝无矮化威廉斯的意图,何况他这样的人物是无法被矮化的;能够编写《关键词》这样的著作,委实难能可贵,成就不容置疑,出版后几经再版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关键词》,这是本文的写作动机之一。本文的更大追求是,厘清一些与《关键词》有关的基本问题,以显示理论匮乏而生发的误导。

   《关键词》毕竟是一项历史语义学研究,须尊重历史和尽可能的客观性。威廉斯尽力扣住语言的社会和历史之维,而且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他的不少词义解释,旨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不是历史的全部,这就出现了何谓“标准”的问题,也就是威氏文化与社会关键词的代表性问题。笔者将讨论威氏《关键词》的成就和缺陷。首先是在“文化与社会”研究模式的大框架中,展示《关键词》的生成语境,即威廉斯的立足点和批评理念的一般特征;然后在此基础上梳理和评估孕育于文化研究母体的《关键词》,以呈现威氏关键词讨论的理论视野、写作理念和文本体例。笔者会不时借助德国的“同类”著作《历史基本概念》进行考察,也就是把《关键词》与概念史这一历史语义学的标志性范式做对照,在比较中见出二者的异同。

   在国际学界,概念史和关键词研究均被看做“历史语义学”(德:Historische Semantik;英:Historical Semantics);换言之:关键词和概念史均可用“历史语义学”来称谓。威廉斯也明确用历史语义学归纳“关键词”方法,甚至视之为文化/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他倡导的社会史方向的关键词研究,其理论、方法论思考以及不少立论与德国概念史代表人物科塞雷克(R. Koselleck)的观点颇为相似,例如词汇含义在历史关键时期会发生重大变化等,二者之间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余论”将简要论述关键词方法在西方的效应和现状。

  

   一、“文化与社会”研究模式与“关键词”

   文化研究的核心论题是文化与社会之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文化分析和社会分析的结合。[5]英国文化研究发端之时,威廉斯曾把历史语义学描绘成文化/社会研究的方法。他要尽力通过词语意义的考辨梳理,寻找有效研究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方法,以呈现问题的起源、发展与流变,揭示隐身于词语的意识形态,绘制出认识文化与社会的路线图。“这种探索最初的用意是要了解当前若干迫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了解我们现今的世界问题。”[6]

   说起文化研究,人们马上就会想到起始于196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也就是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崛起。可是对学术史而言,另一文化研究的传统是不应被忽略的。1930年代希特勒上台,德国的文化/知识社会学亦即不少文化研究的尝试不得不中断。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正是后来文化研究的起点;不仅在方法论上如此,同样也关乎研究主题。[7]然而,虽有曼海姆(K. Mannheim)在英国的流亡经历,以及艾略特(T. S. Eliot)对曼海姆的接受所产生的或明或暗的联系,但对英国文化研究创立时期来说,德国1920/30年代的倡导并未产生任何影响。[8]对于同文化研究平行发展的德国社会史取径的概念史,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也无动于衷。尽管二者有着颇多共同之处,却没有直接的触点,这里似乎能够见出这个领域的“两种文化”。其代表人物之截然不同的生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英、德两国不同的学术文化传统。一般而论,德国的历史主义与学术研究中的普遍主义倾向,在英国都是较为淡漠的,那里更关注英伦三岛上的事情。以《关键词》为例,例证主要出自大不列颠历史;这对欧洲主要语言的发展史来说,经常是不够充分的。另外,德国那种深厚的语文学传统,在英国是稀缺的,对古希腊和拉丁语等语言遗产缺乏敏感度,没有法国人、德国人那样的自觉。

   威廉斯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出版于1976年,那正是德国概念史的繁盛时期。《关键词》面世之时,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97)[9]的前两卷已经出版,按照字母排列的词条,亦见于《关键词》的有“工作”“工人”“民主”“解放”“发展”“家庭”“进步”“自由”“历史”“社会”“平等”;仅这些条目的叠加篇幅,已经超过整本《关键词》。另外,德国的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10],也已出版四卷(第四卷1976年出版),其中不少词条,同样出现在《关键词》中。两相对照,人们定会发问:“关键词”和“概念史”的区别究竟在那里?暂且简单回答:威廉斯论述的不少“关键词”历史,原文一般只有三五页文字;其中很多条目,很难说是词语史还是他也试图追寻的概念史。尽管他的有些研究理念与概念史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追求,只是他时常混淆词语与概念。

   《关键词》的前期工作亦即“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模式,可以往前追溯近二十年,即被看做文化研究开创之作的威氏《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如作者在该书“前言”和“导论”中所说,此书基于一个发现,即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上半叶以降,当代语言中的“文化”概念及相关重要词语获得了新的涵义。他认为这种意义嬗变与两次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密切相关。在他看来,“文化”概念与“工业”“民主”“阶级”“艺术”等范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它们在同一个发生重大历史变迁的关键时期发生了语义变化,同属一类结构,不仅是思想上而且是历史的结构;在这种关联性中分析文化概念的发展,足以见出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之历史变迁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这可被视为分析文化概念诸多变化的主线,并可用关键词来组织论点。[11]

   从结构史视角出发,分析一个概念的历时深层分布,揭示各种结构和重大事件的关联以及语言变化的结构性特征,常被看做历史语义学的核心。《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目的,是描述“文化”这个在观念和关系上都极为复杂的词语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结构;作者把文化看做“一场广大而普遍的思想与感觉运动”,他要揭示文化概念的抽象化和绝对化过程。[12]就方法而言,威廉斯的分析基础是对大不列颠精神史中“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关键文本的细读,研究从伯克(E. Burke)到奥威尔(G. Orwell)这些“当事者的实际语言”[13],即“赋予他们的经验以意义时所使用的词汇与系列词汇”[14]。因此,米勒、施米德尔认为《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偏重词语的观念史或精神史研究。[15]

   该书的时间框架,关于词汇含义重大变迁的基本立论,对主导概念之变化模式的考证,以及意义史与社会史的紧密联系,都与科塞雷克十年之后在《概念史文库》年刊中所介绍的《历史基本概念》的追求类似。[16]这同样体现于对许多现代语义学视角的认同,例如对很多“主义”复合词之起源的理解,或如何把握一些自足的一般概念,如“文化自体”(Culture as such, a thing in itself)。从语言入手,查考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挖掘文化的历史语义,将词汇分析与文化联系起来,并揭示其复杂的内在关联性,都是威廉斯的主要研究兴趣所在。伊格尔顿说:“在威廉斯看来,词语是社会实践的浓缩,是历史斗争的定位,是政治智谋和统治策略的容器。”[17]

关注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中的词义及其变化,并对文化概念的泛化和大众化做意义史查考,是威廉斯发展一种新的、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威廉斯之后,文化研究所依托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对文化的拓展了的理解基础上,涉及物质、知识、精神的“全部生活方式”。他尤其借鉴了文学理论家利维斯(F. Leavis)和诗人、评论家艾略特的思想;他们发展了整体论的文化观念,可是带着保守的文化批评之精英意识,注重社会上层及其活动。威廉斯则将目光转向利维斯瞧不起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传播媒介等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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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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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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