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回忆我的父亲汤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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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进入专栏)  

  

   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欢用他那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我记得我的祖母曾经对我说,我祖父汤霖就最喜欢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甘肃任职知县,我父亲就生在甘肃。据我祖母说,我父亲小时候很少说话,祖父母都以为他不大聪明。可是,在父亲三岁多时,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我祖父的腔调吟诵着《哀江南》。我祖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一直听着,不禁大吃一惊。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惜她在十五岁时在昆明病逝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得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我听多了,大概在六七岁时也可以背诵得差不多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懂它的意义。今天我还会用湖北乡音吟诵这首《哀江南》。《哀江南》是说南明亡国时南京的情况,其中有几句给我印象最深,这就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大概真的就是如此。我想,我祖父和父亲之所以爱读《哀江南》,是因为他们都生在中国国势日衰的混乱时期,为抒发胸中之郁闷的表现吧!我对我祖父了解很少,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现在我只保存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此长卷中除绘有当日万牲园之图景外,尚有我祖父的题的《自序》和他的学生祝他六十岁生日的若干贺词。从祖父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伤时忧国之情和立身处世之大端。《自序》长五百余字,现录其中一段于下:

  

   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则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遇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

  

   此次游园,我父亲也同去了。这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大概是我父亲留下的祖父唯一的遗物了,图后有诸多名人题词,有的是当时题写的,有的是事后题写的。在事后题写的题词中有欧阳渐和柳诒徵的,辞意甚佳。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在国文课中有些唐宋诗词,我也喜欢背诵。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赋,说:“也可以读一读。”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义,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义。1944年,我在重庆南开读高中,再读此赋,则稍有领会。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而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云云。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确深受我祖父之影响。而我读此题词则颇为感慨,由于时代之故我自己已无法继承此种“家风”,而我的孩子们又都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和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了。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则“有去无回”,此谁之过欤!得问苍天。不过我的儿子汤双博士(一笑)也会吟诵《哀江南》,四岁多的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和我读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会过三代吧!

  

   1993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虽无力传“家风”,但为纪念父亲之故,谈谈我父亲的“为人”也是一种怀念吧!

  

   在我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

  

   父亲一生淡泊于名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先生对现在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不满,他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故他的学生郑昕先生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现在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自1957年后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45年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有一阶段他留美未归;西南联大三校分家,北大复员回北京,事多且杂,时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长期在重庆,因此我父亲常受托于傅先生处理复员事务,自是困难重重,他只得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来为北大复员尽力了。后胡适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亲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亲也就是帮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而他对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很少过问,由秘书处理。记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给以高稿酬。这又使我想起,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我父亲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他的学问颇有自信。

  

   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过问政治,实是有职无权,此事可从许德珩为纪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让他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我想,当时北大对他的安排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这大概也不是我父亲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钱穆:《燕园论学集》,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在看此书稿时曾在日记中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据吴宓伯父原夫人陈心一伯母说:“当时朋友们给锡予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陈心一伯母九十九岁,住吴学昭处。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是“圣之和”者,而非“圣之时”、“圣之任”者也。

  

   我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或者带我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我想,像我父亲生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变之际,实如钱穆伯父所说是“一纯儒之典型”。从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行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现录“跋”中一段于下: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唯今值国难,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唯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这篇“跋”写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对祖父的教导或稍有体会,当以此自勉也。

  

   原刊于香港《大公报》,19931024

   (摘自《汤一介集》,汤一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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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读书20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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