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如何上升为基本制度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0-02-08 0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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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作出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新中国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创新的凝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结晶。特别是其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括,更是凸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的内涵,彰显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主题的意蕴。

   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升华。回顾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机制、体制到制度的演进,能使我们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清晰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学规律,是以怎样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进而拓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新视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发展。

  

   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为起点,从经济机制调整切入,着力于市场机制、市场调节和计划机制、计划调节关系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经济落后特别是国民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现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集中当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加强国家基础设施重点建设,推进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加速推进中,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已经有针对性地指出,要用“兼顾”和“统筹”的办法,处理和解决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他认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原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了这个方针。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按照“统筹兼顾”原则,党的八大对经济体制改革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在这里,“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实质上就是对市场和市场机制、市场调节作用的认可。周恩来还提出了“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的改革设想。陈云也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之后,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主要还囿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调整的问题,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政府统得过多、市场作用趋弱的根本问题,没有能从计划和市场关系上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点”作了深刻分析,针对这一经济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进而强调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思想。价值规律是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为作用过程的商品经济基本规律,重视价值规律作用内在地包含了重视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陈云在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中就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陈云认为:“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对陈云的这些观点,邓小平不仅表示赞同,而且还从市场和计划关系上升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视界,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强调“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

   1979年 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通过经济改革,要逐步建立起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要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一改革取向,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决议》还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的高度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一宝贵思想凸显了经济体制具体形式的选择,与阶段性的“创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阶段性的“创造”,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相关联的。据此,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国家在制定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

   1982年 9月,党的十二大对我国最初几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总结中,将经济体制的基本构架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一基本构架的提出及其在实践中的实施,对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资源方式,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探索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以体制“定位”为主要特征的逻辑过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重要标志。《决定》明确提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决定》突破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形成了经济改革是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全面改革的新理念,走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之后,我国经济改革加速推进、经济发展长足前行,与经济体制目标模式选择上的重大突破是密切相关的。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改革思路,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明确提出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为特征的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极大地开阔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界,引发了对这一改革模式的深入探讨。“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较之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模式,凸显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作为有机统一体,既不是板块式结合、也不是渗透式结合;作为有机统一体,在调节范围上,计划调节是宏观层次,市场调节是微观层次。但在理念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提法,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相联系的“制度性”规定观念的束缚,也还没有对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切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说明;在改革模式选择上,还局限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关系的框架内,还没有上升到经济体制整体关系的高度。

   实践创新推进着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也推动着实践创新。1991年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的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春,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些言简意赅的阐释,从根本上区分了市场经济体制性规定与制度性规定的关系,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曾提出,经济范畴的形成大多经历了“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的过程。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探索的理论创新,一方面,离析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依附关系,使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中“剥离下来”,形成具有体制性规定的一般的“抽象要素”。即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提出市场经济作为一般的“抽象要素”,只有在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时,才具有充分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创新,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离析,形成市场经济一般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提出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崭新概念。

   在经济制度的替代关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赓续,而计划经济历来就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在经济制度的对比关系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历来被看作具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规定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地包含着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之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兼容性,还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规定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没有得到具体昭示。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兼容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性的必然过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就指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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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旗文稿》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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