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以社会学的方式回应社会思潮 ——以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 次 更新时间:2020-02-06 18: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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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学的方式回应社会思潮

——以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为中心

  

吕文浩


引言

  

   以中国近代家庭为对象所展开的社会调查或研究,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学中大体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侧重调查家庭的生计或生活程度,以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和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年英文版,1930年商务印书馆中文版)为代表。第二种集中于调查、分析与评论当时关于家庭问题的社会舆论,并试图提出一些家庭改革的意见与方案,以潘光旦的《中国之家庭问题》(新月书店1928年初版)为代表。第三种以对家庭、家族制度的社会人类学描写与分析为特色,比较代表性的著作有沪江大学美籍教授葛学溥(Daniel H.KulpⅡ)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1925年英文版)[1]和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4年英文初版,1947年英文增订版)[2]为代表。第四种着重于对家庭制度的理论分析和建构,以费孝通的《生育制度》(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为代表。这四种研究路径在方法论和建树上各有特色。第一、三种在调查方法上有所区别。前者着重以统计数据,来精细地展现当时社会中下阶层的家庭收支状况,其中尤以《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派人到工人和教师家庭逐日记账为方法特色;后者则是注重揭示社区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描画出的图画更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第四种则是在社会调查基础上结合某一种社会理论所做的理论分析与建构,侧重在解释家庭制度之所以成立并成为人类社会一种基础性制度的原理,是一种解释性的建构。

   第二种类型的家庭调查与清末与五四以来关于家庭改革的社会思潮具有直接的、密切的关联。对于当时青年所热切关注的婚姻自主权、婚姻年龄、离婚、纳妾、大家庭与小家庭、生育节制等问题,在清末至五四时期,受新思潮的深刻影响,已经有很多批判性重于建设性的思想言论出现。青年人产生了新旧价值观混杂,一时难以辨别前进方向的诸多困惑。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给他们提供客观认识社会舆论状况的社会事实,以及何去何从的理性指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五四后的大约十年间,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术界,开展了不少针对当时青年人婚姻家庭选择上的社会舆论所做的社会调查。初期比较有影响的,是1921年教育学者陈鹤琴发表的《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调查对象为两个师范学校、两个中学、一个大学和一个高师,收到有效问卷631份,调查报告分三期连载于《东方杂志》上。陈氏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已结婚的、已订婚的和未订婚的三种,由这三种人分别填写不同的问题表格,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多个调查所沿用。紧接着调查规模比较大,历时比较长的是1924年6月甘南引发表的《中国青年婚姻问题调查》。这个调查从1922年12月发出问卷,至1923年9月始行停止,先后在北京的《晨报副镌》、《京报·社会新刊》,上海的《民国日报·觉悟周刊》,湖南长沙的《湘江日报》上刊载,并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师大附中、北京师范、平民大学等学校的十余人帮助收集答卷,回收到830余份有效答卷,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社会学会主办的《社会学杂志》第2卷第2、3号上。1927年6月潘光旦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名义刊登“中国之家庭问题征求案”,收到317份有效问卷,7-10月调查结果与分析刊登于该刊,翌年3月在新月书店辑为专书出版单行本。1929至1930年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基地之一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先后做过多个针对青年人特别是本校青年学生的婚姻家庭调查,在方法上对于前述的几个调查多有借鉴。这些调查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利兰《中国女子对于婚姻的态度之研究》(1929年发表)、葛家栋《燕大男生对于婚姻态度之调查》(1930年发表)、梁议生《燕京大学60女生之婚姻调查》(1930年发表)、周叔昭《家庭问题的调查——与潘光旦先生的调查比较》(1931年发表),以上调查报告发表于燕京大学主办的《社会学界》年刊或《社会问题》季刊上。此外,1930年发表的还有针对中央大学学生所做的《婚姻调查》,由楼兆馗写成报告,发表于校内刊物《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这种着重探讨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社会舆论的调查研究,甚至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还有回响。1942年毕业的李仲民,即以《联大男生婚姻态度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3]

   在第二种类型的家庭调查中,1927年社会学者潘光旦所做的家庭调查篇幅较大,调查技术较成熟,学理分析也较充分,相应地其影响力也最大。本文以这次调查研究活动为例,通过对其调查的思想背景、调查经过、指导思想、调查内容与发现以及在中国社会学史中的影响和地位等方面的细致梳理,试图呈现这种与社会思潮有密切关系的社会调查的若干特征。

  

一、思想背景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改革和革命,波澜迭起,蔚为壮观。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风俗习尚的新陈代谢,是近代社会整体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变革必然要涉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的家庭,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可以说,任何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社会变革,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波及家庭领域。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就提出过一系列改革传统家庭的激进措施,19世纪末期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甚至提出关于家庭的乌托邦式改革设想,20世纪初期的改革派和革命派都曾关注家庭生活的变革,甚至有人呼吁疾风暴雨式的“家庭革命”。这说明近代的革命者与改革先驱在推动政治进步的同时,从来没有忽视变革家庭的重要性。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知识分子关心社会问题的热情亦大大高涨。家庭问题因与每个人的切身感受密切相关,所以有“详细与热烈之讨论”——“言专书则有《家庭问题》,《家庭新论》,《中国之家庭问题》,《妇女杂志》之《家庭问题号》,女青年会之《家庭问题讨论集》等;言定期刊物,则有家庭研究社之《家庭研究》;此外关于妇女,婚姻,性道德,生育限制……等问题之文字,与家庭问题有直接关系者,尤指不胜数。”[4]1921年有人认为,以中国的社会情形来看,择偶问题的重要性尤重于择业,而“迩来欧风美雨,渐渐东来,新思潮的升涨,一天高似一天,什么‘自由结婚’什么‘自由恋爱’,什么‘社交公开’,什么‘男女同学’,什么‘小家庭制’,种种新名词常常接触吾人的眼帘,震荡吾人的耳鼓,使旧式的婚制大有破产之趋势”[5]。1923年有青年表示,“对于己身婚姻问题,也是茫然无所适从底,想找一个标准去解决,很难找到”,希望有关的社会调查能够帮助“解决我们青年最烦闷的问题”。[6]

   五四思潮对于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无疑形成了重大的冲击,具有重要的时代里程碑意义。但是这股思潮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过分夸大传统家庭的弊端,甚至将其斥为“万恶之源”,再如新思潮的提倡者在观念和实践之间,往往不能保持一致,具体实践大大落后于其观念的倡导,等等。这种种局限性并不是只存在于五四前后几年,而是在其后的七八年乃至十几年间都有残留。如何一方面继承五四思潮的积极面,另一方面又能纠正其偏颇,建立起新的能够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婚姻家庭伦理,是摆在新一代学者面前的时代任务。192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学科建设步伐的社会学,必然会面对当时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以自己学科独特的方式切入,并做出自己的学理解答。

   1926年夏潘光旦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时候,家庭问题的讨论已有些“转趋沉寂”[7]。不过,五四新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许多冲破传统家庭束缚的主张,在社会上已经有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而且在沿海开放地区和大中城市已经拥有一些热心的践行者。如果从全国范围和社会各个阶层来看,新旧思想的并存和交互影响,则是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学术界对当时家庭问题的驳杂状态作出准确描述,并在价值观上进行理性的引导。

   还需要提出的一点是,新思想固然有冲破传统压制人性的积极因素,但也并不都是值得全部热烈拥抱的。如五四时期易家钺关于家庭问题的一系列著作或译作,《家庭问题》、《西洋氏族制度研究》、《西洋家族制度研究》、《中国家庭问题》(与罗敦伟氏合著)、《家庭新论》等,对青年男女了解西方的家庭与婚姻观念,以及批判中国传统家庭的弊病,具有深刻的影响,但这些书所提倡的观念和方法,却有不少地方经不起学理的推敲。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剑走偏锋,其以热烈感情替代理性分析的学风,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都与尊重客观事实、全面周到分析问题的科学理性作风相去甚远。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在194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对易著系列家庭研究著作给予了公平的评价。作为过去五四时期北大哲学门的学生,他对这种打破传统束缚并引进新思想的举动不无同情;但作为尊重学理的社会学家,则不能不对之加以批评。由前一方面观察,他说:“大概在民国九年以迄十五六年间的六七年中,易氏卓然为国内研究家庭问题的专门学者。其用力之勤,研究之专,实堪钦佩”[8],给予易家钺以相当高的肯定;由后一方面观察,他不能不说,“这书(指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家族制度研究》)在目前看来,中间许多话是不合于科学的知识,可是在民国九年十年之时,这是一种很新的启示了”,“大抵在五四运动以后的数年中,青年人的思想解放得海阔天空,动辄说:人类如何如何,世界如何如何,几乎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乌托邦’。我可说,易氏关于家庭制度或家庭问题的著作,就可表明这一种态度”。[9]

   对于易家钺、罗敦伟合著的《中国家庭问题》(1922年泰东书局初版),孙本文基本上还持上述的辩证态度,但因涉及中国家庭问题的真实面貌,他批评得似乎更多一些。他说:“开创之功,诚不可没。但此书自始至终,诅咒家庭制度到体无完肤,而书中却充满‘乌托邦’思想。”[10]对于易、罗两人诅咒、打破、推翻大家庭制度以及欧美及中国的新人物所讴歌的小家庭制度,对于他们决意抛弃一夫一妻制,提倡“灵肉一致的恋爱”,“同心一体的爱”等言论态度,孙本文概括为“不是一种正常的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结论”。[11]

   在1927年时易译《家庭问题》已印至第6版,易、罗合著的《中国家庭问题》也多次重印。关于这本《中国家庭问题》在五四时期及此后七八年间的流行程度,作者之一的罗敦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民国九年我和君左合著了一本《中国家庭问题》专书,自己印行,在北京大学一处即售出五百多本。再版、三版、四版是交泰东续印的,到底印了多少版,我也不清楚。到民国十九年,潘光旦还出了一本什么书,中有一篇专门批判我们这本著作,可见十年以后,在学术界还有地位。我受宠若惊,因此又把这本我们在大学预科时期的著作,改编为《中国之婚姻问题》一书,在上海大东书局出版。……那本中国家庭问题,是一本幼稚的书籍,但是乃一本“畅销书”。[12]

  

畅销书往往是检测一种社会思想的社会接受度的极佳尺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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