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论潘光旦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0-01-10 15:00:43

进入专题: 中国民族   潘光旦  

吕文浩 (进入专栏)  


论潘光旦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观


吕文浩

  

   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清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如何从传统的边政以及朝贡体系中解脱出来,在能够抵御列强侵略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传统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中原王朝以羁縻政策笼络边疆民族、以朝贡体系来控制藩属国,不重视种族体质差异,而重视文明教化的“文明体国家”(或称为“天下”)。近代以来,西方侵略,传统的“文明体国家”的组织原则受到冲击,无法维系。另一方面,共同面对外来侵略的命运也为经过不同程度整合的各个族群凝聚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中华民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如何在原来多元族群关系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足以为“中国”提供合法性的现代的“中华民族”,成为摆在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学者面前的一项任务。现有的研究表明,民族国家的理论建构在中国大约开始于20世纪初,在辛亥革命以后得到较大发展,至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的概念广泛流行,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新语汇。[2]虽然,在民族关系的理论探讨方面,当时还仅仅是开了一个头,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探讨民族关系只是当时论题的一部分,探讨“中华民族”整体上面临外来侵略,如何自强是一个关注面更为广泛的问题。

   前人的研究或者是触及潘光旦民族问题研究的某些方面[3],或者是比较全面的介绍潘光旦对民族性和民族出路的若干看法[4],对于本文的论题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探讨。由于潘光旦在民族问题上的著述大多是“零星片段”和“旁敲侧击”性质(这两个词系潘光旦的自白),所以需要在比较全面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将民族视为一个基本问题,准确、系统地把握他的民族观及其学术思想脉络。本文拟围绕民族问题,从一大堆主题纷繁复杂的文章、著作中理出线索,展现潘光旦在民国时期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出路的探讨,特别注意交代这些见解特有的学术依据,以及与同时代人的看法的联系。

  

一、潘光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

  

   潘光旦是从种族、民族、国家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表达他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的。

   先说“种族”。他明确地区分了种族的两种不同含义。广义上的“种族”的是一般人所了解的“种族”(即所谓蒙古利亚种、高加索种、诺迭克种之类),狭义指的是新达尔文主义所谓的“胚质不灭说”的“胚质”,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种质”或“血统”。在后一个意义上,“种族”是完全是生物学的概念,与潘光旦倾心的优生学关系最密。他以后在论述种族作为民族的生物基础时,最强调作为“种质”或“血统”的“种族”。

   再说“民族”与“国家”。西文的Nation,究竟是译为民族,还是译为国家,还是国族,这个概念究竟包含什么样的西方历史文化经验,对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什么关系,从近代以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一直是引起许多讨论的问题。潘光旦在30年代也曾面临这样的混乱局面,他在不少文章里明确提到这一点,而且给出了自己的限定。他是在“种族”、“民族”、“国家”三者的关系中限定各自的范围的。他认为寻常容易将“种族”与“民族”相混,容易将“民族”与“国家”相混。三者的关系是,

  

   “同是一种结合,国家的意义是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种族的意义是生物学的与人类学的;民族则介乎二者之间。一个人群的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的混合性,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便是一个民族。”[5]

  

   在1936年写的《民族的根本问题》和《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的人口问题》两文中所持的大致上是上述看法。在1937年为“艺文丛书”所写的未完书稿《中国之民族问题》中则有进一步的发展。概括地说,在此文里,他认为种族是完全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概念,但是一群人往往是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之和,大概总是几个种族之和,自成单位的独立的种族,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在现在则根本找不到;若从文化方面来看,几个种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字语言等方面有相当长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的一群人就是民族学者引为研究对象的民族;若再进一步,这一群人多少有些政治的组织,那就是一个国族了。

   在这里,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特别把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区别开来,比起上年把政治、经济、法律、语言信仰等方面混在一起打通了看进了一步。这里所谓的“民族”跟现在一般较为通行的强调政治性的“民族”保持了一定距离,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组织基础的一个族群也可以称为“民族”,这个“民族”是民族学者的研究对象,可以不掺入民族国家建构等政治性因素的影响,保持比较中立的学术本色。从我国境内存在多元族群长期以来“你来我往”的经济、文化、政治合作以及冲突的历史来看,这里的用的“民族”一词在内涵和外延上实际相当于我们今天通用的“族群”一词。当时学术界似乎还没有明确地把作为“民族主义”主题下的“民族”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加以明确的区分,准确地揭示出二者在性质上的不同。更不用说另造一词来专指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了。黄兴涛教授在广泛搜集了民国时期人们的“民族观”或“中华民族观”时指出,当时人的“民族观”考虑的方面比较周全,但一个最鲜明的特征是,相对而言,人们更为重视其中的共同历史和文化因素。他在引述的上文注5的一段文字后分析道:“此论既说明了民族与国家、种族之间的差别,又见彼此间的关联,表面上是谈构成民族的政治和种族因素,实际上不仅包含了、毋宁说同时也凸显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因为其所谓文化生活方面持久合作的‘合作之史’,血缘交流的种族关联之史,都无不在表明了共同的历史文化在民族区别和民族认同中的特殊重要地位”[6]。可见,潘光旦的民族观与民国时期居于主流的民族观论说是完全合拍的。二是以前讲“国家”,此时则强调“国族”。我认为潘光旦所说的“国族”与现代民族主义所讲的“民族”在内涵上完全一致。按,“国族”一词在孙中山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一书早有阐发,孙并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只有国族主义可以打破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中国的国族里主体民族是汉族,中间参杂有极少数的蒙、回、满、藏人,要建设新的中国民族国家,就是要以汉族为基础结合其他四个民族实行“五族共和”,把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7]。潘光旦在这里没有提到孙中山早先的提法和论述,从其行文中可以知道他完全熟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在打破中国家族和宗族的畸形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国民的国家意识这一点上,潘光旦与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段关于“民族”与“国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潘光旦已经触摸到了当代学术区分“族群”(即潘用的“民族”)与“民族”(即潘用的“国族”)的边缘,很可能一是碍于当时学术界的通行看法,二是鉴于自己学术思想的重心不在于民族国家理论本身的建构,潘光旦未能进一步阐述“国族”这一概念以及在处理我国的民族关系上的效用。1950年代流行的“民族学”或“民族研究”一词应该说是直接继承了民国时期学术界通行的“民族”界定,无论是民族识别工作也好,还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好,其中的“民族”在内涵与外延上均与今天的“族群”相等。

   在民国时期,潘光旦沿用了当时已经流行的“中华民族”一词,对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族群的关系和地位如何,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只有一些零星的论述,并未深究。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生物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他认为,种族、民族和国族都有一个族字,而族字是富于生物的意味的,也就是说,三者共通点是多少有些生物血缘的关系;他致力于通过优生学术的途径来改进民族的品质。在潘光旦看来,谈“民族”而不深入到血缘与生物的立场,就是“不踏实地的‘民族议论’”,“他们若是谨严一点,很可以把他们的题目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文化复兴运动、世界大局与中国的出路······等等,而根本把民族二字搁过不提。”[8]

  

二、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

  

   民族性在当时的时论中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字眼,但那些论述大体上依据的是一般的印象感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题目下的民族性,应该借助于客观的学术研究得出的结论作为依据。潘光旦认为,当时国内心理学者沈有乾、萧孝嵘、陈科美、庄泽宣已经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只开其端,未引其绪,我们还不能根据他们来作一种通盘的观察。不得已,我们姑且介绍一种西洋人的作品,权作替代;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但比略而不谈,总觉好些。”[9]他所介绍的这种西洋人的作品是在中国传教30多年之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国人的特性》。明氏的这本书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鲁迅21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该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14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该书。社会学家李景汉农村社会调查经验十分丰富,在从事实地调查工作几年之后,才想起这本书来,“及至再打开一读,就觉得此书的意义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观察,可谓观察精密,独具只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10]

   我认为,明恩溥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尽管只是一般观察,还不是科学的系统观察和验证,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科学价值。理由是:(1)明氏是一个外国人,具有对于本土人常常习焉不察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敏感性,这一点与人类学常常强调的从“异文化”体验“文化震惊”(culture shock)有异曲同工之妙;(2)明氏是一个传教士,为了吸收更多的信徒,在客观上必须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观念有深刻的了解,否则工作难以深入下去;(3)明氏在中国呆了30多年,从时间上保证了他具备对于中国文化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进得去”的条件。尽管,明恩溥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有一些误解,甚至包含了不少西方人的偏见,但是,基于以上所说的几点客观条件方面的优势,明恩溥的著作仍是富有科学参考价值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在当时中国人之间引起广泛的兴趣绝不是偶然的,潘光旦优秀的节译本在这方面可说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上又陆续出版了该书的译本,陋见所及,不下4种。潘光旦很重视明恩溥对中国人特性的认识,经常引为论证的依据,在《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干脆就选译了15节作为第二篇。

在关于民族性的比较概括性的论述方面,20世纪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当推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提出的“五大仇敌”说(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和平民教育派提出“四大问题”说(即愚、穷、弱、私)。潘光旦概括的民族病态有4点:一、体格的柔韧化;二、科学头脑的缺乏;三、组织能力的薄弱;四、自私自利的畸形发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吕文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民族   潘光旦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7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