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峰:人工智能时代的范式转移与法律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20-01-28 21:19:30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范式转移   法律变革   区块链   知识产权  

余盛峰 (进入专栏)  

  

   一、信息技术与法律关系的演变

   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司马贺(Herbert Simon)曾宣称:“注意力”和“信任”不能大规模生产,所以不能成为商品。但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技术发展则似乎推翻了司马贺的认知: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可以使传统上难以流通和商品化的“注意力”与“信用度”,成为可以批量化生产的流通商品。

   事实上,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是过去二十年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延伸。以数学为主要的思想手段,通过代码/算法,将原子世界全面转化为比特世界。其核心意识形态是:一切事物都可以数学化、计算化、模拟化、数据化。所有技术发展,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将数量和质量都纳入信息化的轨道,把空间和时间维度进行数据化操作,把意义的社会、事物和时间维度,把一切社会系统、机械系统、生物系统全部打通,让信息成为贯通所有这些系统的元概念。简言之,要让信息成为理解、阐释、处理和支配世界的通用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数据改变了生产资料,人工智能变革了生产力,区块链改造了生产关系,token(通证)取代了货币。

   传统经济模式被趋于完全互联的信息化网络深刻改造。零库存、大规模定制、3D打印、灵捷制造、即时生产、全球外包都是典型代表。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界限在淡化,产权与契约之间的差异被削弱,有形资产的重要性则不断下降。跨国巨头、上下游供应商、血汗工厂劳工、消费者和政府监管机构,生产、研发、营销、仓储、金融、并购,所有原先属于线性经济过程的事物都开始进入平行的协作网络。时代的关键词发生了变化:去中心、共同演化、结构漂移、片段化、功能迁移、自我创生、复杂性、自我迭代、风险控制,而不再是简单的计划、监督、命令、惩罚和压制。

   在这一背景下,可以观察到众多现象:其一,复杂性思想、系统论思维、控制论方法的兴起,博弈论、信息论、概率论、统计论、演化论思想,不断取代传统本体论和形而上思维;其二,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发展,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的界限不断打通;其三,速度性、效率性和便捷性成为核心指标,一切都了让信息能够更好更迅速地流动;其四,从人文主义迈向后人文主义,人类不再是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信息生成和流动速度成为关键,不再只是信息服务于人,同时也是人服务于信息。所有这些现象,也都聚焦到一个核心问题:即法律和技术关系的演变。在过去的时代,技术是工具、客体和对象,技术被认为是“中立性”的,重点是法律如何监管和规制技术;而在当代,伴随技术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架构成为一切社会沟通展开的底层装置,也开始成为法律运作的基础设施。技术开始显现愈益鲜明的社会和政治性格。

   不同的信息技术,不同的代码、算法、加密和共识机制,都开始深刻影响到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技术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和工具,不再只是法律规制的目标与对象,相反,法律开始内嵌到作为母体(matrix)的技术系统内部。不再是法律单向地规范和治理技术,而是技术也在同时塑造和改变法律所处的宏观环境。套用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概念,法律系统和技术系统开始成为相互观察的功能系统,法律和科技不再是决定和被决定、塑造和被塑造的关系,法律与科技互为系统与环境,形成系统间或松散或紧密的结构耦合关系。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系统的代码有成为元代码趋势,其他社会系统包括法律系统都开始被“漂移”自技术系统的元代码影响和支配。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命都给法律领域带来了深远影响。文字发明带来了成文法和法典法;铁丝网推动了游牧社会习惯法的变革;债务观念与货币的发明息息相关;古滕堡印刷术是法律个人化与世俗化的基础;意大利复式记账法促成现代公司法与金融法的出现;格林威治时间奠定现代法律时间的标准。而晚近以来信息科技的巨大爆发,则对当代全球法秩序形成了全方位的挑战。首先,是空间维度的变化。传统法律的规范对象是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伴随信息技术发展,在两个世界之外演化出新的机器世界、人工世界和虚拟世界。法律的空间环境由两个世界转变为三个世界。传统法律只需要处理自然、社会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三个世界的法律问题则变得更为复杂。自然、社会和虚拟世界演化出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关系,至少包含自然、社会、虚拟、自然与社会、自然与虚拟、社会与虚拟、自然和社会与虚拟这七种形态的法律问题。其二,是时间维度的变化。从农业时代的循环时间、工业时代的线性时间,迈向信息时代的分叉时间。时间的平行化和分叉化,创造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法律形态,无论是合同形式、财产形态、纠纷类型和纠纷解决方式等。其三,是核心法律概念的演变。诸如法律主体、法律人格、法律行为、财产权类型、侵权主体等概念,都开始出现变化。最关键的是信息概念,以及与信息概念相关的数据、隐私、知识,乃至信用和注意力等概念的兴起。这些概念的核心定义以及相互关系的界定,特别是它们在法律上性质和关系的重新定位,是法理学亟需探讨和解决的核心议题。

   过去二十年的互联网时代,主要解决了信息的增量和链接问题,此后的发展,则主要是信息的价值化和规范化问题。以往的信息技术,主要着眼于信息和知识的数据化。而新的智能技术,则主要关注信息和知识的价值化,这一方面会催生新的技术范式,另一方面也将呼唤新的法律规制模式。目前关注较多的大数据法律问题,以及信息数据和隐私保护问题,还主要是过去互联网时代的问题延伸,主要涉及信息数据化带来的各种法律问题。而信息的价值化、规范化和时间化,则会进一步深刻改变法律的形态、法律的功能和法律的定义。

  

   二、人工智能与区块链之法

   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是对传统人类概念-关系框架的冲击,法律人格判定的标准,已无法被固定在心灵、灵魂、意志、理性这些古典概念。事实上,每个技术时代都需要创设新的法律主体,创造新的社会节点、新的社会流动性和新的社会沟通可能性。在法律历史上,促使自然人与法律人格的分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基于个人理性、意志与尊严的现代启蒙哲学和法治模式,其实是一种特定的历史演化的结果。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运作有赖于法律系统的协助,特别是通过特定的法律人格理论(personality)和归因技术(例如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等法律概念),为资本主义的顺利运行奠定了基础,它同时也是近代以北美、西北欧与海洋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建构、法律移植和贸易殖民展开的基本动力。近代启蒙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塑造了一种特定的主体形象,它围绕现代人的主观意志和法律行为展开社会行动,并由此创建了一种特定的法律框架,在其中,主体和客体被严然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

   今天世界的法律系统,是建立在19世纪以来的福特制大规模劳动生产和大众消费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与国际地缘政治的秩序结构,以保障围绕全方位的商贸往来、资本经济、国家政治以及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展开的全球网络。它在个人和国家中分配和竞争资源,在生存空间的意义上展开合作与较量,最终依赖人类的智力和体力来消耗和转化地球的能量储备。在这种历史框架下,自然人个体成为社会系统的代理者(agent),个体成为社会系统运作的归因节点。关键是如何利用个体的心理系统和生化能量,围绕所谓利己心与自尊心形塑现代理性的“法律人”与“经济人”,以动员、挖掘和探索包括南北极在内的所有地球资源。

   但事实上,作为心理-生理上的“人”(homo)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如何取得罗马法律意义上的“身份”(status)、“面具”(caput)和“人格”(caput)。核心是获得自主的法律人格,获得自我表征和自我描述的能力,进而实现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在认知上的协调与统一。新的社会秩序不断在新的沟通节点网络中自发涌现。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专业团体对法律规则、概念、原则与原理进行重新发明和重新诠释,建立权利、权力、自由、义务、责任的新规范框架。其核心任务是将新实体和新秩序在边缘处的生长不断纳入制度化轨道,突破现有秩序演进的上限,提高法律系统的环境适应性,减少法律沟通的障碍,并最终拓展社会沟通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可能性。

   因而,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尚无法具备“智人”标准的心理机制,但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人工智能成为“社会行动者”,并作为法律归因机制的赋权主体。易言之,构成社会系统运作和社会沟通的基本单位,实际上并不是表面的人类个体或社会组织,而是社会沟通之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法律方式)被归因到了这些“主体”之上。法律系统借助各种“法律人格”的设置与规定,对不同个体、组织乃至人工智能进行身份识别、法律赋能与责任归因,配置以不同的权力、资格、自由、权利和义务。伴随信息技术的持续演进,可以预见,将形成一个整合了人类个体、机器、团体、组织、行动元的多层次、多中心与多节点的跨领域沟通网络,这将从数量级的意义上拓宽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演化空间。

   当代社会形成了由无数“个人”及其“组织”型构的庞大运作网络,它是由众多自由劳动者、理性经营者和精明投资者所构成的社会景象。经由创造无数的“个人”,社会系统为系统演化的界面创建了足够的冗余性。这些“个人”成为支持现代社会机器操作的基础“线粒体”,从而也提供了不间断社会行动展开反复试验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主体”因此是承担相应功能运作的社会系统依据自身的“代码”、“程序”和“算法”所构建的各种沟通“节点”,并镶嵌在相应的社会脉络和语境之中。它涵盖了人类文明从狩猎采集到游牧社会、定居农耕、工业革命和信息变革的全部演化历史。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演化历史之中,法律系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制度功能,它不断创造、改变、确认与协调社会系统的这些“接触点”,通过赋予各类主体相异的法律人格、身份、地位、资格、义务、权利和责任,以此架设和建立社会系统运作的功能中介与节点,并因此极大提高了社会系统演化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互为主体的反身性心智结构,构成现代法律主体的内在精神基础。法律人格以及它们与不同形式组织之间的相互内建和密切作用,促成各类复杂的法律关系的生成,并带来了丰富的法律后果。而随着非人类主体与行动元的密集出现,现在迫切需要新的行动者归因模型和心理学模式,来重新阐释法律主体和法律人格等概念,这必然会深刻地挑战工业时代的财产、契约和侵权法理论。而由此带来的法律系统偏好和演化方向的分叉,将深刻改变法律的运作模式。

   区块链技术也同样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它的核心概念,包括加密、共识、信用、秩序、时间、记账、代币等,都将信息技术蕴藏的政治潜力集中呈现出来。

   如果说日常世界是时钟秒针的tick(滴答),区块链世界则是“出块”速度的tick(滴答)。比特币“十分钟”的出块设定,其本质是要确定一种去中心的时间共识,通过确立区块链系统的时间共识,从而可以把沟通的社会和事物维度都不断压缩为时间维度。社会沟通最终转变为围绕时间维度形成的分布式共识。熵是产生这个分布式时钟共识的必要代价,表现为对计算芯片和晶体管的消耗,对电力能源与计算力的大量消耗。

   传统法律,其本质逻辑是通过规范性手段人为构建和维护社会共识,由于无法达成分布式的时间共识,就主要通过在事物(物、客体、物权)和社会维度(人、主体、债权)形成强制性规约来解决共识难题。进入近代社会后,由西方秩序产生的世界时间和格林威治时间,部分解决了时间共识问题,但此种全球化的时间共识,仍然存在民族国家(国际法)、权力腐败寻租(公法)和市民社会分化(私法)的各种障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余盛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范式转移   法律变革   区块链   知识产权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934.html
文章来源:《科学与社会》2019年第4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