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艺术的边界,从《碗》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9 次 更新时间:2020-01-21 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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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 (进入专栏)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碰到人的问题,有时不免会叹:所谓科学的方法或理论,到底无法像文学、艺术那样,直抵人心。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碗》却让人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小英”是从上海到北大荒插队的知青,一日被人发现死于深井之中,打捞上来后,尸体停放在集体食堂(礼堂)的舞台中央多日,最后草草落葬于山野。作家金宇澄当时同在一个农场劳动,还曾下井清理过现场,对事件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事后他先后用小说(《苍凉纪念日》,著于1990年代)和非虚构(《碗》,著于2010年)两种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


作者说,他自己都没想到,会一而再地,来重新写这个故事。


除了文本形式从虚构到非虚构的变化,作者告诉我们,这个真实的故事后来还有了意外的进展:原来小英死前曾秘密回上海生过一个女婴,如今这已经30岁的女儿,突然来到父母的插友们面前,并跟着爷叔阿姨们一起前往东北,祭奠了亡母。


但作者的意图,不只是要还原或补充情节,他有更多的东西想要表达。


原先的小说中,死于井中的女知青,是食堂的饮事员。而事发那天,知青们一早起来吃下去的,正是死者男友浑然不觉地、用浸泡着她的尸体的井水揉出的面团,蒸出的馒头。


不知道有几个读者像我一样,看到这里,会联想到了鲁迅小说中那一个醮了人血的馒头。也不清楚金宇澄当初虚构这样一个情节,是否怀有因为“身为同侪却麻木无感”而生出的内疚自省。



就故事本身而言,作者转而尝试纪实的方式,是有道理的:真实的情节,要比虚构的故事更具震撼力。包括作者对井底阴森空间的描述,舞台上那具惨不忍睹的尸体,还有那一直笼罩着遗属生活的亡魂阴影……而且,不同于小说,《碗》所讲述的,不只是一个知青的死,它的重头戏之一,是对亡者的祭奠。


因为有了30年的时间维度,女知青之死的故事,多出了同代人的回首往昔,还多出了小英女儿与亡母的战友们一起回归故地,荒野孤坟祭奠逝者的悲情场面……读者顺着作家的叙述,进入到了一个个新的情景之中,并预想着可能发生的高潮一幕:孤女大放悲声,知青们共同祭奠自己的青春,作家借此一吐心中块垒。


但故事的走向不是这样。作者给我们描述的,是杂乱不堪的情景:孤女默默,最后一哭却是埋怨母亲为何生出自己,并央求母亲亡魂别再回上海来打扰家人。而那些知青阿姨爷叔们,从饭桌、车站到坟场,一路恬噪,各说各话,莫名亢奋。


作家本人,夹叙夹议,表达的是对世相和故事结局的深深失望。


他自言,他原本怀着的是“拼接青年与坟墓”这样一个沉重的艺术意图。


但是,荒野之上,人们在祭奠什么?


“青年的坟墓”,这情景令我联想到,就如重庆的一个墓园那样,几十年来曾激发作家、艺术家们创作出各种作品,有郑义的小说(以及根据小说改变的电影)、顾城的诗、田太权的观念摄影,还有无数人的叹谓。然而,时代悲剧的背景下,青春的意义,终究无法逃脱被历史翻弄的命运。更何况,依据个体对共同体的重要性来确认人的价值,这样的观念根深蒂固存在于这个社会——人的生与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私人情感之外,对那些被认为无价值可言的生死的漠视和遗忘,似乎天经地义。


生命悲剧的残酷,不止于死亡本身,更在于人们对悲剧性的无感。人们折腾着为亡者化纸叩头,到底为了祭奠什么?就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个有大麻烦的讨论黑洞”。


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有其与生俱来的价值。这样的观念,在这片土地上是可能的吗?


不过,难得的是,在这篇纪实文字中,金宇澄由知青之死,带出了农场里的另外一些人的故事:那些在时代转变中被抛到边地的农工、劳改人员,他们的人生点滴和他们消失、死亡的结局。虽然着墨不多,也缺少对人物具体背景及事情来龙去脉的完整一点的交待,却有着足够的震撼力,有直击人心的细节。那些情节多少弥补了知青集体祭灵故事的苍白,让人体味到作家内心的悲凉:荒野之下埋着的,何止知青。那四处葬有无人知晓、无人祭拜的无名尸骨的山野,恰是人世悲剧最深刻的写照。


对几个被历史遮蔽的边缘人的生死故事的记叙,让作家多少跳出了有关“青年万岁”的执念——借助于对作家与那些生命体之间的情感关系的追忆,《碗》触及到了有关“个体生命悲剧”这一个文学艺术本该有的命题。



大概因为自觉到文字的无力,以及作为观察对象的同代人的观念局限,金宇澄曾动用自己的力量,为小英女儿的北上祭母行,找来了纪录片的摄制小组,希望能运用视觉艺术的方式,再现真实发生的故事。在预想中,这个团队,不仅有新的记录、再现的手段,还因为年轻成员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硕士、博士,因而具备新的观念及视野。这一工作过程,亦被作家记入在非虚构作品中。


创作者们心中的文本参照,是荷兰导演海蒂·霍尼曼(Heddy Honigmann)拍摄的再现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日常情景的纪录片《永远》(<Forever>)。那是纪录片的经典,也是金宇澄心向往之的模本。


但是,记录片的编导们最后并没能顺利交出小说家所期待的作品来。《碗》记述了这个创作过程的困难。最后,作者交待给我们读者的,竟然是记录片导演在电话中的“失声痛哭”:“……我天天在台里做!在想!在看!我快要疯了!我已经没办法了!我怎么办!怎么办啊!”


70后、80后的年轻艺术家们,没能帮助知青一代作家攀爬出历史的深坑,也无力为死者说出点什么来,却相反被小英母女和爷叔阿姨们拖入了一个无解的迷阵,找不到出口了。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海蒂·霍尼曼的《永远》中,拉雪兹神父公墓里那些被用来祭奠逝者的鲜花、音乐和诗歌,需要有丰盈的人性和智性去孕育,是有尊严的生命之间的、相互的情感馈赠。而身处此岸的小说家、艺术家们,面对逝去的生命,都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不管是凭借艺术想象力、还是依靠记实的方法,似乎都难以去触及灵魂,去打动人心。


因为,那埋葬着无名尸骨的荒原,不只在东北的深山中,也蔓延在人世间。


或许,可以稍感欣慰的是,相比于那些爷叔阿姨们的“无悔的”青春叙事,年轻编导的痛哭之中,有绝望,还有对自身的期待。它因此也让我们对那些将人性围堵其中的坚硬外壳有了切肤感受。


《碗》虽是部非虚构作品,其实也是作家记录自己所感的随想。其中最具力度的文字,包括开头篇章对深井之下的黑暗空间和自己内心恐惧的描述,还有近似呐喊的结尾:“……立刻冲出去,去把这只沉重的大碗彻底砸烂,也只有这样的做,我们的苦恼,才可以结束,K(按:编录片编导)也可以得到神惠,彻底破除这个诅咒,让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挽救这痛苦惶遽的局面……可以吧,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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