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潘光旦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接受、传播与修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 次 更新时间:2019-12-26 19: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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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接受、传播与修正


吕文浩


引言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性道德的讨论,性科学知识的介绍成为持续多年的热点。英国汉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曾就医学与生理学涉及性的部分写了一本《性、文化与现代性-——民国时期的医学与性控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于论题的限制,作者未能就一些当时出现的重要学术问题展开个案研究。如英国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学早在五四时期就受到不少中国学人的注意,以后几十年间随着译介的深入,在学界更是广为人知。但至今在学术研究方面,以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引介为主题的研究,还处于片断的介绍与评论阶段。

   五四时期,《妇女评论》、《妇女周报》、《语丝》等刊物先后刊登过霭理士著作的译文。当时鼓吹霭理士性心理学最有力、影响最大者当推周作人。周作人服膺霭理士的“性观”,学界久已熟知,毋庸赘述。1930年代后,潘光旦先后译出霭理士的著作3种,《性的教育》、《性的道德》与《性心理学》。潘译文笔典雅流畅,避免了流行的欧化句式,在译文之外,还加入大量译注,与原文相互发明。潘译霭理士著作3种受到读者的喜爱,流传颇广,影响深远。就分量而言,潘译篇幅之大,亦无出其右者。从实际贡献与影响来看,近代译介霭理士性心理学以潘光旦为第一人,应该说并不为过。

   霭理士以性心理学最为知名,但他学术广博、思想深邃,其学术领域并非狭义的性心理学所能限制。潘光旦受霭理士影响极深,所受影响也非止性心理学一端。本文重点考察潘光旦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接受、传播过程与两点修正意见。借此个案研究来了解中国现代学人在接受、传播西方性科学后将其本土化的努力,以及接受西学过程中价值观念是如何起到过滤、筛选作用的。全面的研究潘光旦与霭理士的学术、思想因缘则俟诸异日。


一   接受与传播霭理士的性心理学

  

   潘光旦少年时期即对性问题深感兴趣。从10岁左右到20岁左右,前后大约10年间,他偷看了许多性爱的小说或图画。“性爱的说部与图画也许有些哲学、道德、以及艺术的意义,至于科学的价值,则可以说等于零。”[1]所看的性书中,惟一有些科学价值的是一本日本医师写的关于性卫生的书,那是他父亲因赴日本考察带回来的。父亲看到他看此书,很开明地加以鼓励,说这是青年人应当看而童年人不妨看的一本书。那时潘光旦才12岁,父亲的态度对他广泛地阅读性书,探索人类性现象的神秘起到最初的鼓舞作用。

   真正把他带入性研究的学术之门的是在1920年后的两三年间。那时他在清华学校求学,扎实的英文和西方科学基础训练使他具备了直接阅读西方经典名著的能力,他先是阅读了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霭理士的6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随后又读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等书。1922年他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借责缴报告的机会,结合弗洛伊德的学说和中国野史的记载,写成《冯小青考》一文,受到梁启超的赞赏。[2]

   霭理士和弗洛伊德是并世的两位性心理学大师,潘光旦在同一时期接触到他们的著作,对两者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并且还结合弗洛伊德的学说写了一篇鼓舞自己学术信心的论文。从个人的性格和志趣出发,霭理士依托在生物进化论基础上的中庸的人文主义宇宙观似乎更能打动潘光旦的学术兴趣。霭理士通常并不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或人文思想家,而潘光旦在接受霭理士的学说时更愿意把霭氏解释为一位人文思想家。在潘光旦看来,霭理士不是一位哲学家或理论家,但却是上一代人中间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其人文思想不同于当时流行的两种狭义的人文思想(一种把人类看成最高的实在,相信人类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另一种则持人类与外在物理环境及人自身的冲动相对立的二元论立场),是一种主张人与外在环境以及自身取得两层和谐关系的广义的人文思想。霭理士的人文思想在性研究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纵观潘光旦一生的学术思想,可以说以人文思想为中心,由此我们就可以估量出霭理士对潘光旦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广。至少我们可以说,性心理学加上人文思想,才可以对潘光旦产生强大的吸引力。[3]

   相比于霭氏,弗氏的学说尽管对于文明与人类本能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见,但是以性欲为核心来解释丰富复杂的人文现象,仍有过度阐释之嫌。潘光旦在读了霭氏的著作后,立刻产生了倾慕。也就是他在1941年译毕《性心理学》时题诗中所说:“私淑于今二十年,狂言惊座敢先传;独怜孺子披猖甚,一识相思百事蠲。”

   对照霭氏著作的论述范围和思想观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霭理士对潘光旦的深刻影响,而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影响只限于性心理学一隅了。从涉及的领域而言,霭理士虽然是学医科出身,毕生的研究焦点是人类精神现象与性的生物学的密切关系,但是他涉猎范围之广,使其学术思想具有深厚的根基和穷尽性问题各个侧面的广度。他的性心理学研究拓展到哲学、宗教、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领域,具有相当的综合性。霭理士在《性心理学》的序言中曾引用德国著名妇科专家希尔虚(Max Hirsch)的话说,“性的科学——也有人叫做性学——和医科的别的学问不一样,就是它的范围很难确定,它的边疆是没有一定的界石的。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的领域,它实在和全部人类文化有联带的关系;顺着光芒走,我们可以接触到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可以影响到它。”[4]他的7大册《性心理研究录》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是第6卷《性与社会》。潘绥铭认为,性的心理学阶段内容是“单纯的、相对狭窄的”。[5] 但是,我们从霭理士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来看,似乎不是这样。这一阶段“性学”内容最为庞杂,越往后则越来越把性释放、性高潮之类比较具体的问题作为中心来讨论,也就是说领域越来越窄了。受其影响,潘光旦的性问题研究也呈现出同样的特点。简单地说,从表面上看是性心理学,实则是性心理学、性文化、性社会学的综合体。潘光旦学生物学出身,但他更大的兴趣在于一种生物学派的社会思想,具体到性的领域,即是性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到,潘光旦在评论一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具有“性”的敏感性。[6]

   潘光旦后来的学问覆盖范围与霭理士不尽相同,但其重叠部分很大却是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从学术观点方面来追溯霭理士的研究范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线路:注重生物基础→强调建立在男女生物性不同基础上的男女社会角色分离,以男女均衡来代替男女平等→反对当时流行的妇女运动,提倡母道教育→强调种族未来的重要性→痴迷于优生学,并写出《英国人才研究》等优生学的著作。[7]从这条线路上,可以看出潘光旦日后的许多观点和学术范围与此完全可以接轨。潘光旦在30年代的采访里说他学优生学是受清华校医La Force的影响。[8] La Force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深,我们无从断言。从学术内容和倾向上说,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忽略霭理士的影响的。潘光旦对于霭理士怀着一种“私淑弟子”的心情,无论是在性心理学方面,还是在妇女观和优生学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也可以被包容在广义的性道德范围内),他都受到霭理士强有力的影响。

   龚自珍说:“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潘光旦毕生为学尚通不尚专,在文理、中西、古今间游刃有余,在同时代的学人中阅读、写作面之广,罕有其匹。他在1943年写的《工与中国文化》里说:“大凡才能较高的人,学力所及,往往可以求通,也可以求专,其对于通的企求,大抵不在对于专的企求之下,且往往超出专的企求之上。”[9]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潘光旦的“夫子自道”。霭理士不是以一个性心理学专家的面目出现的,在专门学术之外,尚求思想境界的“通”。只有这样的大家,才能吸引住潘光旦,致使他以“私淑弟子”自许。

   1933年,潘光旦先后从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第6辑“性与社会”中选译了《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两篇,分别作为单行本由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两书都有若干潘光旦特色的译注,但篇幅都不大。直到1939年在抗战后方书籍缺乏,专题研究不便开展的时候,他便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34万字的《性心理学》译注本。译注在量和质两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他在《性心理学》“译序”里说,一切私淑弟子所共有的愿望,就是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发扬光大,也应当做一些传译的工作,20年来他始终怀着这个心愿。抗战时期译注《性心理学》完成后,他说,“记得霭氏在《研究录》第六辑的跋里,第一句就引一位诗人的话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The Work that I was born to do is done.’)译者不敏,至少也不妨说:‘我二十年来记挂着的一个愿现在算是还了!”[10]

   潘光旦观察性问题的基本框架和眼光来自霭理士。这个框架是以性与人生的关系为中心的。性与人生的关系,包含3个方面:一是性与个人,包括4个方面:(1)性的发育问题,主要属于生理学的范围;(2)性教育的必要问题;(3)性卫生问题;(4)性的解决问题,就是必须承认最低限度的性欲必须予以满足,必须为它找得一个出路。二是性与社会,就是婚姻问题和与婚姻有连带关系的种种问题,包括婚姻的效用、独身问题、婚姻选择标准与恋爱问题等。三是性与种族,从婚姻行为到子女产生,就是从性的社会意义到达性的种族意义的过程,它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从婚姻选择里面,从两性的行为里面产生维持种族血统延续、发扬民族文化的健全分子。从这个三分法里面,可以看出,性与个人,部分地涉及性社会学的问题;性与种族,在性与未来社会的荣枯之间建立联系,也应可纳入性社会学的主题。潘光旦认为,已往讲性教育往往只讲个人的性的生理卫生,而不谈性的社会与种族问题。但是,人既然是生存在社会文化环境里面的,性与社会、种族两方面的关系密切程度,并不减于它与个人生理卫生的关系,所以必须兼顾到三个方面才是圆满的。潘光旦在评论基督教青年会亚洲部干事艾迪(George  Sherwood Eddy)的《性与青年》一书时采取的就是这一立场,他认为艾迪的书在个人生理卫生方面讲得很好,但是,忽略了性的社会与种族意义,因而不是全面的分析。如果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性与人生的3个方面,我们看到,性与个人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是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处理对象;性与种族的关系,更多的是生物学、优生学、人口学的处理对象。潘光旦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二与第三方面,与霭理士偏重第一方面与第二方面有所差异。

在思想倾向上,霭理士是一个中庸派,既不主张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认为人类的性倾向,深深地埋根在人的生物本性里。“生理与病态之间,找不到不可逾越的界线。所谓常态与病态,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变异。形形色色的性歧变,虽然与后天的教养有关,终究大半是先天气质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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