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以唯物史观引领“三大体系”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6 次 更新时间:2019-12-25 22: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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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  

  

   我讲的题目是:以唯物史观引领“三大体系”建设。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关于这个主题,我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是一项时代的任务。我是研究哲学的,黑格尔将哲学理解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现在又提出“三大体系”的建设任务,这并不是仅仅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首先与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转折点,因此提到了新的历史方位,提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非常深刻,如果我们向前追溯的话,大概是从1919年前后,也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时代,直至今天来考察、来测度的巨大变局。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三大体系”,实际上是面临一个重大的时代任务,这个任务是对应于时代的转折被提出来的。这个时代的转折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都了解20世纪的最后十多年,那时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这个挫折之后,我们看到了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一般的意识形态以及知识界的主要氛围,即认为马克思最终被送进了坟墓,《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产了。但是,过了30年,我们今天可以对这样一个状况和转折作出历史性的判断了,这个判断我们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可以明确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方位或时代坐标。首先,它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开辟出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景——这是一个关于中华民族的叙事。其次,这个新的时代坐标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21世纪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科学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叙事。不仅如此,这个时代坐标还有第三个方面,它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叙事。新的历史方位构成新的时代坐标,依循这样的坐标,我们才能对时代提出的任务有深入的把握。

  

   所以,我认为,我们实际上处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的时代,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正由此展现出它多重的意义。思想理论的需要,一般说来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着,但只有在时代转折的重要关头,才会产生出无比深广而迫切的思想理论需求。“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并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写作或者开个会随便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的任务,是由于时代的重大转折,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一个任务托付给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托付给我们的学者。没有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深入展开,并进入到一个转折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时代任务。

  

   第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如果说它是对应于时代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在学术上,它也要经历一个转折。对于这个转折,我的基本看法是,它将从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当中摆脱出来,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开始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学术也从总体上进入到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这个学徒状态是非常必要的,它开展出大规模的对外学习,在对外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巨大的,对此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意味着它要在特定的阶段摆脱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达到真正的成熟,也须经历这样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西方的近代哲学,就曾长期处于理性神学的学徒状态当中,直到笛卡尔以“我思”重新为哲学奠基,它才开始获得自我主张。同样,历史科学长期以来是处在自然科学的学徒状态,按照科林伍德的说法,只是到19世纪后期,由于对历史理性的批判性澄清,历史科学才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才开始形成“自律的学术”。所以我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的展开和时代的转折,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将经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根本谈不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外学习始终是非常必要的,但只有在获得自我主张这样一个根本点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才可能真正成立,才可能被积极地建构。

  

   这意味着文化结合的锻炼,意味着文化上容受性和自主性的统一,这种情形实际上我们在历史上到处可以看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古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同时又面临着当时强势的和占优势的东方文化,正是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且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点,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有一段时间,希腊人似乎要被外来的东方文化压垮了,当时的希腊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巴比伦的、埃及的、吕底亚的、闪族的,可能还有印度的。但是,希腊人牢记了德尔菲神庙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所以,他们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他们弄清楚自己真实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经历学徒状态,但是,一种学术的成熟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是摆脱它的学徒状态并且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同样的例证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化的佛教中找到。

  

   第三,唯物史观为什么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它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引领的作用?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在思维方式上会导致一种特点,这个特点在哲学上叫“外在反思”。外在反思就是:作为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不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然后就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或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外在反思从哲学上讲有点复杂,但实际上很简单,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不去研究特定社会的实体性内容,而只是把抽象原则强加到任何内容之上。中国革命时期,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变成抽象原则,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作为教条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结果是一连串悲惨的和灾难性的失败。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才被中国化了,也就是说,才摆脱了学徒状态,开始有了自我主张。长期的学徒状态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思维方式上的外在反思。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是我们很熟悉的,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比当时的情形又如何呢?外部反思依然盛行,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个时候的教条来自苏联,而今天的大多数教条来自西方。我们的学术就这样停留在“书中得来”和“纸上推演”,总之是与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没有关系。

  

   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求学术摆脱外在反思,从而使得学术能够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之中。所以,唯物史观能成为学术建构的最基本的立足点,或者用张江教授的话来说叫阐释原则。马克思的理论包含着学术性很强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个方面是本质重要的。马克思不仅参加革命的实践,而且经常“退回书房”,对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科学的维度、学术研究的维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恩格斯说,晚年马克思为了使地租理论深化,不仅研究了美国和俄国的土地制度史,而且研究了原始社会,甚至还研究了土壤学和农艺学。列宁讲得更清楚,他说如果我们不去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具有本质性的学术的方面,这个学术的方面需要特别来加以强调。另一方面,需要同样强调的是:唯物史观在学术上的基础定向、它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把握时代、切中现实,我们现在有些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忘了这个根本之点。唯物史观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强调学术的同时,要求学术能够把握时代和切中现实,这理应成为我们进行学术体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唯物史观要作为一个出发点、作为一个启示性的原则来起作用,这就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要有众多的、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式能够产生并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而其中作为出发点和启示性的原则无非是切中现实这一根本要求。有些人觉得关注现实的人没有理论水平,或者不需要理论和学术,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所谓“现实”,和我们一般讲的“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过多信赖所谓事实,即单纯实存的东西,但这还远不是现实。“现实”不是我们睁开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不是通过知觉能够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定义,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是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现实”不仅是实存,而且是本质,而“事实”只是单纯的实存。按我的基本看法,直到黑格尔、马克思才真正提出了把握现实的要求,以往的哲学恐怕还完全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本质的东西、必然性的东西,或者实存中的本质、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不是通过知觉能够给予我们的,它需要深入的理论才能通达,才能被把握住。海德格尔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评论当时的历史理论时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比其他的历史学更加优越;看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那种维度,只有达到了那种维度,才可能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1969年的晚期讨论班中,海德格尔又讲,“现今的哲学”只知道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完全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的现实。现在我们一讲到现实,就好像是睁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其实要能够通达和把握现实,必须诉诸很高的理论要求。要想能够把握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就要深入到现实当中去,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是一个关乎根本的方面。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批评当时最著名的两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和阿尔都塞。他说,萨特和阿尔都塞并不对历史实在感兴趣,而是对哲学的先天条件感兴趣,他们只还是提出了康德式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可能的,恩格斯会把这种问题称为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用《资本论》的方法真正去研究现实的社会,比如当时的欧洲社会或法国社会。我认为,可以从多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就这一点来说,雷蒙·阿隆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当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要摆脱它长期以来的学徒状态,并开始获得它的自我主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从“书中得来”、“纸上推演”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的学术中摆脱出来,从而真正深入到特定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中去。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不仅提出了最基本的学术原则,而且提出了最基本的学术任务。正因为如此,唯物史观才能够从根本上积极地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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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P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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