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5 次 更新时间:2019-12-21 21:45:06

进入专题: 沈有鼎  

叶秀山 (进入专栏)  

  

   一九八九年初夏,报上发了一则几十个字的讣告,让人们知道著名的逻辑史专家沈有鼎先生去世。这则讣告,大概连学界的同行注意的人也不多。这也难怪,据说发这类消息是按级别的,当然这个级别不是学术性的,而沈先生最高行政性头衔是“离休干部”——沾了清华园早解放的光,而当年北大在城内沙滩,北大教员则无此殊荣。

  

   现在人们想起了沈先生,可能主要听到或读到有关他的一些逸事奇闻,觉得这个人很有趣,想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沈先生有许多好玩的事,学生们凑到一起,说也说不完。不过在我们心目中,沈先生首先是一位博大专深的学者,一个有特等头脑的学者,当然的确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学者,有许多奇闻逸事的学者。

  

   作为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先生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享有国际声誉。沈先生解放前已有中英文文章多篇问世,改革开放后更有专门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进一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沈先生对中国逻辑史的专题研究,更有突出的贡献,由于他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分析古代诸家所提出的逻辑问题,使那些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深化。沈先生这方面的成就,可以以他中文主要著作《墨经的逻辑学》为代表。

  

   这本书写于五十年代,陆续在当时《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副刊发表。沈先生这项研究,当年刚发表时就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被认为是功力深厚而又有新诠释的科研成果。八十年代集辑成书,当我们重新学习时,更感到沈先生学术功底之扎实。那艰深难懂而又脱落误抄的古文,和那曲折迂回的推(道)理,经过沈先生清楚明晰的分析鉴定,显得平实、好懂多了。像著名的“白马非马”、“离坚白”等中国逻辑史问题,沈先生书中从逻辑的指谓等方面,有清楚的叙述,而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讨论墨经“一少于二而多于五”的文章,更是沈先生思考这个问题取得的“巧妙”(原书语)心得,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解释,但沈先生的解释绝不会把问题搅混,使你胡涂,而是把问题揭示出来,让你知道问题所在,提反面意见时也知道从何下手。我对专门的逻辑问题是门外汉,所以读沈先生书时更多的是感到他那抓住问题不放,力求干净利落地来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智慧,这常给我以逻辑学之外的教益。

  

   我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只远远看到过沈先生,但后来我们不但是北京干面胡同平房多年的邻居,而且在河南“干校”就床铺位置言,也是邻居;不但在北京哲学所是同事,而且在河南“干校”菜园班也是同事。

  

   在干面胡同宿舍里,住的有许多名人学者。宿舍后院盖起新楼房,沈先生原也有资格搬进去,只是他嫌麻烦,就留在前院平房,与我们年轻人为伍。这个宿舍里有两位老先生走碰头可以不用打招呼而又不以为忤,一位是罗念生先生,一位就是沈先生,但原因各异。罗先生因眼睛不好,看不清人,所以有时躲懒偷偷从他身边溜过;沈先生是不知道他那时脑子里想什么,大部分是你打招呼也白打,他急匆匆走他的路,好像没看见你一样,而他如果真有话跟你说,你走多远他也会追上你。

  

   沈先生要跟你聊,那很难有什么东西能拦住他。一般他是不分场合、地点、时间和条件,只要他想跟你说些什么,也不管你在做什么,劈头就会说起来。不过话得说回来,一般我总是很欢迎沈先生的突然出现,那时他准有什么读书和思考心得来谈,而且他跟我谈的,准是我关心、喜欢的题目,从不谈专门的逻辑问题,因为他知道我不搞它,谈的大都是西哲史方面的话题,每次都使我有所获益,所以每次不论我在做什么,都让他把话讲完,尽兴而去;唯有一次——只有这一次,我正在写我那本《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中一段,实在不想打断,于是就对沈先生说:“今天只谈二十分钟”,果然,他看着表——谢天谢地那时他已有一块手表,谈到二十分钟,真告辞了。

  

   沈先生来,有时也是要听你讲。每年夏天晚饭后,干面胡同平房大院里,常常可以看到沈先生手持大蒲扇走来走去,这大概是他读书读“饱”了之后一种心旷神怡的表现。这时,如果我有朋友来,在门口放一张小桌一起聊天时,沈先生就会凑过来,一屁股坐在小马扎上,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聊天,很少打扰。在我的朋友中,常遇到这种情形的是徐书城兄,那时他在一个剧团画布景,谈的大多是艺术和美学方面的事,沈先生也听得很入神。

  

   说起艺术,沈先生这样的“怪人”,居然也有那种情趣,而且有很深的修养,大概是一些人想不到的。当然,他是沈周的后代,家学自然很深厚,不过我也没有料到沈先生对中国戏曲的音韵也很熟悉。他知道我喜欢京剧,有一次谈起来,他居然能如数家珍地把那“撮口”、“齐齿”以及十三道辙和《中原音韵》的韵部,分得清清楚楚,使我大为惊讶。后来才知道,原来沈先生会唱昆曲,可惜我没有听他唱过。从说话的嗓音来看,他唱起来一定很好听。

  

   无论如何,他这些音韵学知识,总是早年学得的,居然记得如此清楚,可见记忆力之强。我们所里有几位老先生博闻强记,沈先生是一个。他的外语好,而学外语需要好记性。沈先生不但英语、德语很好,而且懂得希腊文和拉丁文。沈先生懂希腊文是罗念生先生跟我说过的,而他拉丁文的知识所内许多人都曾领教过。记得六十年代初,组(现在的研究室)里让我具体编一本纪念培根的论文集,约沈先生写一篇。只见他天天夹着那有拉丁原文《新工具》的那卷《培根全集》,来去匆匆,不久交来的文章是那样清楚、明晰,省了我这个小编辑许多的事。

  

   说起记忆,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靠后天训练。有一次沈先生来大谈希腊哲学,讲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谈巴门尼德……他说得太细致、太专门了,我觉得不像是凭记忆来谈的,于是问道:“沈先生,是不是最近读了什么希腊哲学方面的书?”他笑了一下说:“对,我刚读完柏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原来,他的记忆也要靠“温习”来维持的,怪不得在“干校”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老说记性不好,记性有什么要紧!”

  

   的确,记性要靠温习,尤其要靠理解;但“理解力”也是一半靠天生,一半靠“修炼”。沈先生的思考、理解力自然公认是第一等的。我尝想,我们一般人即使对自己的“思想”,也总有点虚无缥缈的味道,抓不住,摸不着,但“思想”对沈先生则似乎是一个成形了的具体的东西,是他“修炼”出来的一个“物品”,而且是个“活物”,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要它往东,它不会往西;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很快地进入“思想”,好像一个演员,用不着“酝酿情绪”就可以立即进入“角色”。

  

   六十年代新来一位副所长,是个很好的人,但因初来,不甚了解具体情况,他到干面胡同分别拜访老先生,沈先生在前院平房,首当其冲,但早上九点去,沈先生在睡觉,下午三点去,他老先生又在睡觉,适逢当时要精简一些老先生支援外地大学,这位同志有意也让沈先生去,幸亏金岳霖先生拦了,才未调出。当然,很快这位同志也知道,沈先生因为随时都可进入“读书”、“思考”的“角色”,所以作息时间没有规律。“文革”前,我和沈先生一墙之隔,或竟是一门之隔——那扇门是后来才用砖砌上的,有时我们半夜听到沈先生哇啦哇啦念书,好在那时我年轻,吵醒了马上又能睡着,并不在意。当然,不是说沈先生只在夜里才读书,只是说他随时都可以读,而且读起来就很难有什么力量让他走出书境。记得邢台地震那年,我在江西“四清”,接到家里来信说,院子里许多人都出来了,只有沈先生没有出屋,好像仍在读书。很可能,沈先生并不知道除了唐山大地震外,世上还有过一次邢台地震。

  

   然而读书人也有不能读书的时候,我和沈先生都到了河南五七干校,大家都只能读少数的书,专业书当然是禁读的。有一个阶段,我和沈先生一起在菜园班负责推水车浇菜。这是个轻活,壮夫不为,有的也为不成,因为要像驴那样在一个轴心上转,平衡器官不好的,不能干这个活。沈先生和我都不怕转圈,所以一同管这口井。那时沈先生已体会出光膀子可以免去洗上衣之苦这种优越性,直到深秋别人都穿上衣了,他还光着膀子。不过在井台上,他可以不带上衣,却常带着一枝小铅笔和一点什么小纸片:有时是拆开的信封,有时是拆开的烟卷盒——他不吸烟,当然是拣别人的,一休息,就看他在小纸片上划些什么,都是些逻辑符号,我看不懂,他也很少跟我说。现在想来也奇怪,那时沈先生和我很少聊天,倒是很认真地天天围着井台转。后来来到河南明港,住在一个大军营里,集中搞“运动”。我和沈先生的床之间只隔着我用箱子垒成的“床头柜”。那时大家不种地了,“运动”更是疲疲沓沓,实际的气氛“宽松”多了。有位同事常和沈先生聊康德,他的床就在我们的脚头,床之间空出了仅容一人通过的小空间。我那时白天读多种文字的语录,晚上打着手电看英文小说。沈先生很夸了我那种学外语的劲头。我和沈先生谈的问题不像谈康德哲学那样专门。记得有一次谈到中国乐器很多不是汉族的,我说读过夏衍一篇文章,说乐器名为一个字的,则是汉族的居多,我说“有点道理”,不想被人向军宣队告了一状,说我“吹捧四条汉子”。——当然不是沈先生告的,也不是那位对床的同事。

  

   在政治方面,沈先生在“文革”期间不是重点,只是有一次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被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会上口号也很吓人,有“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类的标语和喊声。第二天一早,院子里红卫兵小将再找他,他却在胡同西口的牛奶站——当时是比东口的油饼店高级的去处——吃早点呢。后来,沈先生既不是批判对象,当然也不是依靠对象。不过,那时谁也不能置身事外,至少开会总要想几句来发言批判“地富反坏右资黑”,尤其是那个“五一六”,挨不过去,沈先生也要讲几句,于是他就说那年××、×××(已经倒了台的中央“文革”成员)在大席棚(在京时学部大院临时搭起的一个会场)来挑动群众啦,×××就坐在××的旁边啦,好像他在场一样,其实并无此事;在明港时,陈伯达倒台已许久了,他还在会上一本正经地说“根据陈伯达同志对学部的四点指示……”引得哄堂大笑。于是,下面就流传沈先生一句“名言”:“我们这些人打红旗也打不像”,他的意思是要说明他这样的人不会“打着红旗反红旗”。要说“逸闻”,有两件事无伤大雅,补充一下。

  

   “人之初,性本馋”,沈先生的“馋”也很出名。刚住进干面胡同时,他常常带着几本书,到东安市场一家小西餐馆,连吃带喝加上读书,一坐就是一天。好在那时餐馆很安静,人很少,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那里读书,也没去打搅他。“干校”时,尽管伙食比下放、“四清”要好得多,沈先生还是想到明港镇上小饭店吃一顿。从军营到镇上也还有一段路,他要我陪他去,他请客。说也奇怪,自从他有这个动议后,一连好几个星期天都下雨,没有人愿意陪他去;于是一到星期六晚上,他就老念叨“明天别下雨”。后来还是当时的连指导员(所里的干部,不是军宣队)说,“你们哪位行行好,明天陪他去一次”,于是我们两三个人这才下决心陪他去了镇上,那天沈先生最开心,跟他读“饱”书后那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一样,而且那天也没有下雨。

  

   另有一事是尚在息县农村种地,一天中午沈先生没有回屋歇晌,一打听,原来他在食堂换饭票,因为他在银钱上一向很仔细,找头必要细细数过,有人恶作剧,找给他许许多多的小硬币,他竟毫不含糊地一一数了,分成好几小堆,数下来居然少了几分钱,开玩笑的同志只得补了给他。

  

   总之,沈先生是个能读书、能思考,也是能吃、能睡的人。随时可以思考、读书,必定要有随时能睡觉的条件,否则身体顶不住的,而沈先生一向身体很壮实。从一九七二年回城后,他搬到前三门去住,我们见面少了。我们最后一次谈话大概是那年院里在人大会堂举办春节茶话会,在一片喧笑声中,沈先生绕过好几个桌子来跟我说康德“审美判断”问题。

  

   沈先生离开我们好几年了,他的专门的学问当由他的高足们来谈,好在他四十多万字的文集不久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届时我们当好好学习、研究。现在正值夏令,沈先生又该拿着那把大蒲扇在院子里晃来晃去了,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坐下来跟你聊。当然,这已成了往事了。说起大蒲扇,如今北京很难买到,前几年小女儿碰到买了两把,每年夏天都拿出来用。有了电扇还要用大蒲扇,可谓“沈氏遗风”,不过“青出于蓝胜于蓝”,我的这把是好的,沈先生常拿的是一把破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七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进入 叶秀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沈有鼎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往事追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9533.html
文章来源:随读随写 公众号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