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钱大昕与康德:一样勤奋两种成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 次 更新时间:2019-12-19 19: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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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义  

  

   早知上海嘉定有钱氏宗祠和钱大昕墓,还没来得及寻访。近日读完一本旧传记《钱大昕》,也买来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读钱大昕的传记时,竟然想起西方的思想家康德。他们是同时代人。钱大昕1804年11月2日去世,这年2月12日,欧洲哥尼斯贝格大学退休教授康德辞世了。钱大昕是乾嘉时期代表人物,有“一代儒宗”之誉;康德是近代欧洲著名哲学家,建立了批判哲学的体系。钱大昕非常勤奋,笔耕不辍,一生留下丰厚的著述,内容涉及的门类之多让人赞叹。康德也一样,终身钻研学问,思考不止,著作等身。

   钱大昕生于1728年(雍正六年),出生地“望仙桥”在嘉定城西(嘉定当时属于江苏省)。钱氏是外来户,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钱大昕的七世祖以上门女婿身份,从常熟来到这里。钱大昕的爷爷和父亲都是秀才,在本地教书,因此钱大昕开蒙较早。钱大昕十五岁离开小镇到嘉定县城求学,当年考中秀才。1749年(乾隆十四年)钱大昕进入苏州紫阳书院,通读经书和史书。1751年赶上乾隆皇帝南巡,钱大昕献赋得到赏识,被召到江宁参加乾隆亲自命题的考试,中甲等第二名。钱大昕被皇帝特赐为举人,1752年进京,“入内阁票签房办事”。1754年(乾隆十九年),钱大昕中进士,不久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成为皇子的书法老师,此后参与编修《热河志》。钱大昕虽身在宫廷,但官位不高,仅担任过詹事府少詹事、右春坊右赞善、广东提督学政、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乡试主考等。1775年,四十七岁的钱大昕回归故里,此后三十年潜心著述,讲学,授徒。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生于1724年,出生地是哥尼斯贝格(一译“柯尼斯堡”),当时属于东普鲁士。1740年9月,康德考取哥尼斯贝格大学。从1747年起七年时间里,康德在不同的地方当家庭教师,1754年回到哥尼斯贝格。1755年对康德来说是重要的一年,3月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4月提出学位论文申请,5月参加博士学位考试,6月得到博士学位。此后若干年,康德的简历中主要内容是在哥尼斯贝格大学讲课、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仅有的例外是,1766年2月至1772年5月康德担任着图书馆的副馆长,1786年被推选为大学校长。从履历看,康德曾被聘为埃尔兰根大学、耶拿大学教授,实际未接受两校之聘。康德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哥尼斯贝格生活,最后也病逝于故土。

   对比可知,钱大昕的童年和青少年比康德快乐,顺利,幸运。15至26岁是钱大昕关键的十一年。15岁的钱大昕,生活和戏剧里的情节一样,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在嘉定县出了名,被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嘉定宿儒王尔达)相中,选为女婿。王尔达是王鸣盛(乾嘉学派另一位著名人物)的父亲,钱大昕成了王鸣盛的妹夫。在资阳书院读书时,钱大昕结识了王昶、曹仁虎、诸寅亮、吴泰来、赵文哲等学友,也拜访了吴派大师惠栋、老前辈沈彤,心情愉快,学问大长。进北京后,在翰林院与各门派的学问家共处,其中有硕学鸿儒,有青年才俊,经常一起探讨经史,明辨事理,钱大昕陶醉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26岁考中进士,也慧眼识戴震(后来的皖派大师)。钱大昕在京结识了黄叔琳、秦蕙田等学问大家,而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翟灏和钱大昕同科考中进士。钱大昕见世面多,交游广泛。康德则完全不同。他23岁至 29岁之间主要靠自谋职业,生活单调,平淡,没有钱大昕那么幸运。1747年康德在犹德申村一位牧师家里当家庭教师,1750年在奥斯德罗德给一位少校的孩子当老师,1753年在凯瑟林伯爵家里当家庭教师。康德得到大学的正式教职很不容易。1756年4月为取得教授职位进行文化答辩,1770年3月被任命哥尼斯贝格大学逻辑和形而上学编内正教授职务,此时康德已经 46岁。这一年出版重要著作《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从1772年2月开始酝酿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直到1781年5月《纯粹理性批判》才问世。1783年写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4年康德六十岁时,才购置了一所私人住宅。

   钱大昕读书、著述、讲学,康德也是大学教师,读书、思考、写作。钱大昕有中国古代士人的特点,勤奋、坚韧、豪气干云;康德具有德国人的美德,忠诚、勤奋、酷爱秩序。钱大昕的著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等(后人编订为《潜研堂文集》),也参与修订《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等书。康德的代表性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法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永久和平论》等,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目单。康德62岁时(1786年)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70岁时(1794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74岁(1798年)被选为西恩(意大利)科学院院士。康德72岁(1796年)结束教学工作,退休后发表《道德形而上学》,出版《逻辑》、《自然地理》、《教育论》等著作。

   钱大昕的主要特点是博学,读书人标榜的“学富五车”,他当之无愧。钱大昕在史学方面的贡献大,《廿二史考异》矫正了《宋史》和《元史》的很多错误。传记中说:钱大昕“刊定《元史》”,“改修《宋史》”,《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至于金石学、音韵学、文字学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钱大昕以文学、史学为主,涉猎音韵、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诗词、书法等学问,精力还是有些分散。康德不一样,他集中力量攻克了哲学上的难题,建立了一个独立体系。康德虽然也博学,但他除了哲学,对天文学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对历史、政体、教育的评论并不占很大份额。他的学问的“纵深”是无限的。

   其实,不仅钱大昕,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是“杂家”。例如,惠栋(1697-1758)著有《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文钞》等,涉及几门学问;王鸣盛(1722-1798)著有《十七史商榷》、《蛾术编》、《耕养斋诗文集》等;戴震(1724-1777)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考工记图注》等;段玉裁(1735-1815)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等,学问博而泛。至于钱大昕同时代的翁方纲(1733-1818)、余萧客(1732-1778)、桂馥(1736-1805),以及稍晚的王念孙(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凌廷堪(1757-1809)、阮元(1764-1849)等,以今天的学科标准看,他们每个人都涉猎多个学科门类,跨度很大。中国本来书本上的学问很深厚,他们又增加和丰富了书本上的学问。

   再看康德同时代的欧洲人的努力方向和成果。歌德(1749-1832)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以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蜚声德国文坛,以《少年维特之烦恼》风靡全球,而《浮士德》成为不朽著作,当然,他也研究自然科学。席勒(1759-1805)是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阴谋与爱情》、《欢乐颂》、《唐·卡洛斯》等作品影响深远 。亚当·斯密(1723-1790)研究经济学,写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尤其《国富论》的问世,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其学说影响了几代人。爱德华·吉本(1737-1794)用一生精力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费希特(1762-1814)受康德思想影响,却进行了不一样的探索,完成《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自然法权基础》等论著,其中一些命题补充甚至超越了康德的观点。

   钱大昕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把精力用在了什么地方,康德和他同时代的欧洲学者们把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差异还是很大的。泛泛地谈中西文化的差异,会模糊边界,使结论泛化,但具体到学者个人的比较,还是能看出价值取向、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异同。

   一般的看法是,乾嘉学者之所以埋头故纸堆,因为雍正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读书人不敢谈论政治,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只能把时间消磨在考据和训诂等学问上。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不谈政治,就只有钻研古字古书一个途径吗?按照刘文瑞先生的说法,“顺康雍乾诸帝,每每在军政大事上气魄非凡,而在思想文化上则小肚鸡肠”。清代文字狱“出于满汉隔膜,是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人心怀猜忌,并非是惩治官吏的手段”(刘文瑞《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谴责清代诸帝对待读书人的残忍和野蛮,批评清王朝钳制思想的罪恶的同时,忍不住想:读书人如果钻研天文学、化学、医学、数学、力学,清代统治者会不会很忌讳?如果探究苍穹奥秘,揭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探究经验和理性的关系,清代的统治者是否真的不允许?

   康德从事科研的环境很宽松很自由吗?并不。哥尼斯贝格一会儿属于普鲁士公国,一会儿属于东普鲁士,康德在世时,哥尼斯贝格被俄罗斯占领,康德还给俄国女皇写过谦恭地表示服从和忠诚的书信呢。康德晚年就宗教问题发表意见,就受到本国国王的申斥。普鲁士是专制主义国家,国王为维护君主统治,书报检查、言论控制并不亚于东方专制皇帝。

   康德的生活节律一成不变,与康德体弱多病有关。为了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他恪守自己制定的生活规则,持之以恒。康德设定的人生目标很简单,就是能够健康地活到高龄,并基本上实现自己的价值。钱大昕也体弱多病,但他有远大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出人头地,几次乡试落榜就觉得在乡邻面前抬不起头。和其他读书人一样,科举和仕途是仅有的选择。钱大昕能在皇宫里出入,让同辈羡慕,给家乡带来荣耀。

   可以想象,如果钱大昕的官位是行政要职,他哪有时间研讨学问,升迁是合理的追求。他47岁弃官回乡,如果理解为他喜欢当教师,喜欢钻研学问,恐怕有些概念化。如果理解为他骨子里实际上有江南文人的“情绪郁结”,认同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当年的气节,对清政府的统治不满但无能为力,以远离政治中心来表达无声的抗议,这倒是可以说得通。嘉定是清初屠城的地方,钱大昕写过《记侯黄两忠节公》,表彰的是抗清斗争的领导人侯峒曾和黄淳耀等人。钱大昕并非不懂实务的书斋学者,他对清廷弊政的不满,以考史论学来表达。钱大昕先走仕途,后来辞官回乡,我们可以问:他年轻时为什么认同科举和仕途呢?因为当时年轻,道路是规定好的;后来人生阅历丰富了,关键是书读得比别人多,看透了满清政治体制,悟到了人生真谛,决定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所以,他的选择也没什么不好理解。

   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对读书人的需求太单一,读书人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太狭窄。历史上每逢南北分裂、东西对峙或者几个小国并存时,对读书人还有竞争或抢夺,读书人在动荡岁月还能发挥一点才能。一旦“大一统”之后,统治者心满意足的时候,读书人的厄运也就来了。大一统的社会,只有权力在肆虐,其他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必须成为权力的奴仆,否则难以生存,何谈发挥才智。尤其极权社会,统治者只需要一种读书人,那就是会逢迎的读书人,其他人才都用不着。

   在西方社会,仕途之外还有多条道路。庞大而枝繁叶茂的宗教机构,需要大批懂得宗教知识的读书人。大大小小的城市崛起,需要各式各样拥有知识的人。各级司法机构、独立的律师事务,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16世纪后大学如雨后春笋,每个大学里可以容纳饱学之士和科技人才,中小学教育普及面广,也需要大量的教师。商业和海外开拓,需要大批有胆略、有技能的人,在市场、船舶公司、码头、车站、事务所、银行里从事业务。新开拓的殖民地,需要的人才更多。

相比之下,钱大昕和他那一代学者,本着学以致用的目标,最终还是取之于书斋、放之于书斋的学问,最大的用场一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二是为学术积累做出贡献。康德和他那一代的欧洲学者,重要的是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或者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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