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关于中日历史和解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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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  

  

   20世纪通常被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战争所带来的创伤(trauma)可以有多种方式来愈合。其中,和解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政治课题。和解不仅关乎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会影响国民之间的相互认知和情感偏好。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学理的维度,都有必要对和解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顺利实现,往往被视为中日关系从“冲突对抗”走向“和平友好”的转折点。1978年10月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是以条约的形式对这种“和平友好”关系予以确认。此后的中日关系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又陷入了“周期性恶化”的困境且一直持续到今天。战后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同时也关涉本文讨论的主题,即中日两国的历史和解。

  

   那么,中日两国之间的和解为何难以实现?为阐释这一问题,本文拟做如下论述结构安排:首先,从政治学意义上对“和解”进行预备性考察,主要对其定义和类型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即要实现成功的和解,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必须关注宽容和反省、记忆和忘却之间的辩证关系。其次,基于宽容和反省的视角考察中国和日本对和解的认识,指出中国对日本宽容应该基于日本方面真诚的反省(包括情感意义上的谢罪和物质意义上的赔偿等)。再次,基于记忆和忘却的视角考察国家对记忆的政治操作对中日历史和解产生的影响。最后,结合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比较分析,并探讨中日历史和解的可能性。

  

一、研究回顾

  

   关于和解的定义和内涵,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安·菲利普斯(AnnPhillips)认为:“和解是单边或双边都经历过创伤的当事者恢复到之前友好交流的状态。”詹姆斯·吉布森(JamesGibson)认为,和解是“争端当事国为减少敌意并恢复到友好关系而采取的加强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一种行为”。藤本博则认为,和解是着眼于战争悲惨性和非人道性的一种超越国家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消弭以国界为视角的憎恶和怨恨,最终站在国家关系立场上相互理解。

  

   就字面意思而言,英文中的“reconciliation”和“settlement”都具有和解的意涵。根据牛津高阶词典的解释,“reconciliation”具有纷争双方从敌对关系向友好关系转化的意思,“settlement”则强调法律层次上的争端解决,并没有触及争端当事者的立场、心理甚至情感等因素。我们姑且把“reconciliation”和“settlement”分别视为“政治社会学”和“法律学”意义上的和解。“法律学”意义上的和解立足于当事者双方的共识和契约,并不涉及当事者的情感等心理状态。受害者对加害者是否真正地谅解,这并不是“法律学”意义上的和解首要关心的问题。而“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解更加强调情感性、道德性的侧面。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即使“法律学”意义上的和解(比如停战协定、和平条约)得以实现,也未必意味着当事国之间已经实现真正的和解,因为无法确定冲突双方是否从情感上接受对方。

  

   和解研究在中国主要应用在法律学领域,将其视为政治社会学概念而进行的研究为数不多。笔者以“和解”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CNKI)进行了相关论文搜索,检索到的大多数都是法律专业的文献,政治学以及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较少。最近,随着全球范围内和解研究的火热展开,中国国内也开始出现关于和解的政治学研究。对于中国而言,以和解为主题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中日关系。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受害国和加害国关系,在中国看来,积极谋求“历史和解”的应该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所以有关“历史和解”的研究大多出自日本方面,这也是中文文献相对较少涉及“历史和解”这一概念的原因。在研究中日历史和解的文献中,相较于“和解问题研究”,以“中日和平友好”为主题的研究更多。

  

   就笔者所涉猎的和解问题相关文献而言,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考察国家间和解所存在的各类问题。这里所谓的比较是国家间的比较,简单说就是拿国家间和解的积极案例(positivecase)和消极案例(negativecase)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和解成功与否的关键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何忆楠对中国与日本、德国与波兰的历史和解的比较研究,珍妮弗·林德(JenniferLind)以及韩国学者具阳谋对日本与韩国、德国与法国的历史和解的比较研究,任琳对中国与日本、德国与法国的历史和解的比较研究,以及托马斯·伯杰(ThomasBerger)对战败国德国、奥地利以及日本的历史和解的比较研究等。这些研究都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基本上是选择积极案例和消极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所以可以从分析方法的视角将它们纳入相同类别。

  

   另一类研究把焦点放在特定的研究议程上面,通过对特定问题领域的关注来考察国家间的和解问题。这里所谓的特定研究议程是指以具体的事例(case)为对象进行考察,它并不拘泥于严格的跨国比较,而是对事例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分析。代表性文献有卡洛琳·罗丝(CarolineRose)对中日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东乡和彦对“村山谈话”(MurayamaStatement)的研究,斯蒂凡尼·沃尔夫(StephanieWolfe)、殷燕军对战争赔偿问题的研究,以及简·山崎(JaneYamazaki)对日本谢罪问题的研究等。虽然这些研究关注相对微观的问题领域,但是它们的出发点并不止于明确此类问题,而是延伸至国家间和解这一根本问题上。

  

   以上两类研究路径对于推进国家间和解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比较案例研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是(仅就本文所谓的和解研究而言):早在研究假设的阶段就已经明确了研究对象和解与否,那么在研究过程中是否只是片面地利用有利于自我主张的论据呢?正如加里·金(Gary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Verba)所批评的那样,“总是选择那些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此外,更加重要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是,当我们导入比较案例研究的时候,我们对对象国历史事实的掌握是否均衡?以何忆楠和林德的研究来看,何忆楠虽然是对中日、德波之间进行比较,但是她对德波特别是波兰国内的部分涉猎很少,这或许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又或者是其他原因所致。而林德对日韩、德法的比较也是如此,相较于德法两国,她对日韩两国的部分着墨过多。通过比较固然能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事实本质的理解,但是盲目地比较会消弭掉不同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因此需要慎重对待。

  

   至于对特定议程的研究,其重点关注对象国内部的具体事项,对于明确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有用。但是这类路径也存在一个问题,它忽视了国家间和解的双向性。和解说到底还是双边的,并且是全方位的。如果仅仅纠结于日本的道歉,最后还是无法让中日和解更进一步,因为它忽视了中国方面对道歉的理解以及接受与否。这种片面强调一个当事国行为逻辑的研究路径,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研究的过程中会过度倾向于强调当事国的特殊性(比如历史的或者文化的)。这一点在中日和解的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既有研究往往过于强调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国民性要素(因国民性对道歉的理解有不同)对中日和解进程的影响等。其实这些研究路径最终仍然没有解决中日和解中更本质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对和解的分析和讨论立足于中日两国,而不是生硬地把德国与法国,或者德国与波兰纳入比较分析的框架。我们当然要进行比较,只是将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中日两国,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中日之间的历史和解,而历史和解更多的是受内生性因素影响。

  

二、分析框架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虽然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民族学在和解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本文的分析视角立足于中日关系,所以更多的是从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和解进行回顾。既然和解如此重要,为何很少有成功的呢?关于这一点,国际关系理论家们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多元的解读。现实主义者认为,对权力的追求、对自身安全的恐惧以及对地位的渴望是国家行为逻辑的根本,冲突应该是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即使存在和解也应该(至少在早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认知基础。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甚至和解是可以实现的,国家间关系可以从敌人变成朋友,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价值观上的趋同都是和解形成的前提条件。建构主义者更强调一个基于主体间性的认同,即这种“我们”的感觉足以消弭国家间的龃龉,这里比较重要的因素是对对方的认知。当前基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中日和解的文献虽然不多,但也有类似研究注意到中日关系的问题。例如,秦亚青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情感性问题,双方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极高,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一种起伏不定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波澜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日缺乏一种共同的积极情感基础。本文无意于指出理论分析视角的偏颇,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不是哪一种理论流派更具有解释力,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对和解进行分析的框架,即使和解难以实现,也可以通过这种框架分析其症结在哪里。

  

   耶胡迪斯·奥尔巴赫(YehudithAuerbach)提出了一种实现和解的“金字塔模型”(pyramidmodel)。他认为,一个完美的和解自下而上至少应具备如下几个阶段:认知(acquaintance)、承认(acknowledgement)、通感(empathy)、责任(responsibility)、道歉(apology)、共同叙述(narrativeincorporation)。这些阶段由易到难,当达到最艰难的阶段即“共同叙述”时,距离实现真正的和解就为期不远了。推敲该模型可以发现,即使位于金字塔底端的“认知”阶段,其实对于纷争当事者而言也不会轻易实现。对于有过战争经历的人而言,他们虽然对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有着清晰的记忆,但是能否准确地表达,或者说愿不愿意准确地表达则是另一回事。以南京大屠杀为例,那些在南京施加暴行的日军士兵,有些会承认大屠杀的存在,而有些则矢口否认,或者拒绝对大屠杀表达看法。

  

   唐世平将“共同的历史叙事”、“加害者的道歉”以及“受害者的宽恕”作为变量来衡量和解的程度。当然,这些变量对于和解的实现而言并非充要条件。根据唐世平的解释,这种渐进式的和解进程固然有助于和解的实现,但是要想实现快速且彻底的和解,或许某个时间段里发生的转折性事件更能发挥加速和解进程的作用。如联邦德国首相威利·勃兰特(WillyBrandt)在波兰首都华沙的惊人一跪,对于缓和德国同波兰、德国人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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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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