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涛: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

——兼论安倍政权下的军工利益诱导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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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  

   内容提要: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分析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体系和国家层次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上述两者并不足以揭开日本安全政策变化逻辑的全貌,还必须把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纳入分析框架。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以及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作者以日本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之间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机制,详细探讨该集团在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总体来看,在冷战时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约束下,日本的安全政策相对低调,军工利益集团对日本政府的利益诱导相对消极。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持续衰退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军工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积极谋求突破军工生产的部门限制,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游说政府增加防卫预算、调整防卫产业政策,这是日本安全政策日趋进攻性的重要解释机制。以当前安倍政权为案例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其对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为前者激进的安全政策找到了自洽的逻辑解释。

   关 键 词:军工产业  利益集团  利益诱导政治  经济増长  安倍政权

  

一 引言

  

   安全政策变化是日本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重要风向标。近年来,日本在安全政策上的大动作接踵而至。安倍晋三(Shinzo Abe)在第二次问鼎首相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即日本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此后,又分别于2013年和2015年通过了颇具争议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和“新安保法案”。与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防卫产业政策也因此发生变化。2014年日本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取而代之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明确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海外出口武装产品。2015年,防卫省制定了“安全技术推进制度”,通过课题基金的方式向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科研经费。接受经费的科研机构要进行与军事防卫相关的技术研究,并将此类研究成果与防卫省和其他部门共享。这也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学不参与军事技术研究的惯例。

   一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近年来日本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种种突破,固然可以从国际体系和国家战略的主观能动性上寻求解释,但是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同样不能忽略。在考察日本的安全政策时,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国际体系和国家战略层面,缺少对日本国内政治要素的考察。本文意在弥补这一缺陷,尝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视角出发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

   本文由如下部分构成:第一,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这三层视角来梳理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路径,并着重指出国内因素分析对于理解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意义。第二,提出利益诱导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对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特征及其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予以分析。第三,以冷战结束为终点,基于利益诱导政治的视角评析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第四,分析当前的安倍晋三政权,着重考察安倍政权与军工利益集团之间的强势利益诱导,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提供逻辑解释。

  

二 日本安全政策的分析路径

  

   鉴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作为中国重要邻国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安全政策持有特殊关注、高度敏感。当前,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研究已经存在不少成果,以下将在批判性地回顾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国际体系、国家和国内政治的视角加以归纳总结,指出国内政治对于理解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意义。①

   (一)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路径主要遵循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逻辑,认为一国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主要受国际体系的结构压力影响。学术界在分析日本安全政策时大多以国际体系为中心视角。肯特·考尔德(Kent E.Calder)将日本定义为“反应型国家(reactive state)”,宫下明聪(Akitoshi Miyashita)、田中明彦(Akihiko Tanaka)、平田庆子(Keiko Hirata)则分别从战略援助、安全保障和对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体系压力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②这些研究指出日本制定安全政策的基本逻辑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此外,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对日本安全政策制定的分析也开始更多地考虑中国因素(尽管是在负面意义上),即主张日美双方具有防范中国的共同安全利益,日美同盟关系因此才得以不断强化。

   中国学术界在分析日本安全政策时也大多基于日美同盟和中国崛起这两点考虑。比如,杨伯江认为美国因素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共同构成了驱动亚太地区局势变化的自变量,是影响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的主要外部因素。③廉德瑰指出,“迎合美国亚太战略转变的需求,配合美国军事行动”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外在推力,遏制中国崛起则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结构性原因。④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迅速拉大差距,这种落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日本的安全政策。中国实力快速提升、日美实力相对衰落这一结构性变化被视为塑造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动因。⑤

   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视角固然看到了结构因素在塑造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既已萌生,那时国际格局仍相对稳定。此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基本遵循了线性发展的逻辑,因此从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时仍然不能忽略日本的国家能动性。例如,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至70年代,并没有盲目地向军事领域扩张;而在80年代美苏两国关系开始缓和时,日本却开启了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进程。对这一现象,体系路径似乎难以解释,因此还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路径。

   (二)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强调国家在安全政策制定中的自主性。该路径并不否定结构压力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冲击,但是更加强调国家行为体在面对冲击时的能动性。以日美同盟为例,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是日本坚持日美同盟的根本原因,而不在于美国的压力。“借船出海”是这一战略逻辑的最好诠释,所谓的美国因素不过是为日本实现其自身战略目标提供了便利。无论是海外派兵、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是打击恐怖主义,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对美方要求(或者说“压力”)的回应,然而实际上则暗含了日本的自主意识和“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⑥也就是说,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美国(甚至包括中国和朝鲜)最终仍服务于“正常国家化”这一自主性战略意图。

   关于日本国家战略的讨论也常常遵循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其核心论点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有着明确的国家战略、身份定位和战略意图。吕耀东在解构“日本梦”时指出,“日本梦”实质上是“大国梦”,其实现手段因历史时期而异,但是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却始终未变。⑦陆伟则指出对大国身份、大国地位的执著与狂热是日本对内怂恿民族主义、对外大胆贯彻“防务上的进攻主义”的主要原因。⑧相较于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学术界)更倾向于从“国家中心主义”出发批判日本安全政策。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这既跟日本的侵略殖民史有关,也与中国学术界对辩证法的青睐有着密切联系(美国因素是外因,日本的主观动机才是内因)。

   那么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是一成不变呢?如果确有变化,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其发生?日本国内政治中的各行为体在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何种作用?以上基于国际体系和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路径并未注意到这些微观细节,因此需要导入国内政治因素来观察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制定和变化的内在逻辑。

   (三)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的分析路径

   与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分析路径相比,日本国内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关系并不太为学术界所关注。关注度的相对不足导致中国学界在对日安全政策分析中缺少对国内政治中各行为体的考察。⑨近年来,学界已经意识到国内政治在日本安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产生了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当然日本国内政治中的行为体众多、重要性不一,仍然需要持续跟进研究。

   现有关注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安全政策研究主要聚焦于日本领导人的作用。比如,在考察战后日本安全政策时必定绕不开吉田茂(Shigeru Yoshida)的“吉田主义(Yoshida Doctrine)”。安倍政权的国家安全政策也被一些学者冠以“安倍主义(Abeism,Abe Doctrine)”之名。⑩之所以如此,不仅跟日本政治家的个性和意识形态偏好有关,同时也受到中国对日研究总体特征的影响。一直以来,中国对日政策研究中的“友好史观”和“阶级史观”使得学术界在分析日本的右倾化、历史修正主义以及军事大国化时倾向于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这样容易将批判的焦点集中于一小部分政治精英。因此,在考察日本安全政策时,对领导人的分析(思想主张、人格个性等)占据重要地位。尽管如此,相关研究却没能回答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领导人的安全政策是自身的保守思想使然,还是其他国内政治、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又或者是两者的叠加?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恐怕需要加强对如下两个领域的考察。第一,国内各行为体都是根据各自利益和动机在安全政策制定中扮演不同角色,因此在讨论日本安全政策时要着重从国内政治结构、决策模式和行为体视角进行分析。(11)第二,将安全政策同其他问题领域相关联,比如军政关系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经济、外交和军事之间的内在联系等。这类研究不把安全政策视为孤立的政策领域,而是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整体分析框架内,从而为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12)

   需要说明的是,考察日本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变化时,必须承认国际体系和国家层次的分析路径的重要性。但是,仅仅依靠这两个路径不足以揭开其政策变化的逻辑全貌,必须把国内政治纳入总体分析框架。如果不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微观机理进行剖析,对日本安全政策的理解难免陷入僵化(stereotype)。

  

三 军工利益集团与利益诱导政治


   军工利益集团作为国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体,可以有效衔接国内政治进程和安全政策制定,即军工利益集团既有集团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也有促进日本经济增长、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政治意图。是故,本文以军工利益集团为分析对象,以“政官财铁三角”的利益诱导政治为分析框架,详细探讨军工利益集团在促进日本安全政策制定及其转变中的作用。同时以当前的安倍政权为例,考察其安全政策突飞猛进背后军工利益集团的强势利益诱导。

   (一)日本军工利益集团的特征

本文对“军工利益集团”这一政治学术语的使用,主要是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考察军工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过程(例如游说、政治献金、选举投票)中的作用,关注政治过程对安全政策的影响。(13)军工利益集团的形成有赖于一批强势的军工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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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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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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